即使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後,革命運動馬上就又成了軍閥們重新爭奪利益的盛宴,資產階級革命也就陷入了無為之中。很顯然,他們仍缺乏真正的理論指引,卻又是那麼自然地漠視理論。西方的思想政治製度等好像並不要求真正地實現,因為資產階級本身一直都沒有形成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團體,而是在以軍閥為首的社會,滿足於自保,他們隻滿足於確保自己的工廠能夠“年年有餘”。傳統早已決定他們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要求。所以,至於國家、政府是否真正實現了資產階級所必有的自由、民主環境及國家製度等,是不會有團體或個人去關心的。沒有人去研究、探索,追求真理的實現,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所導致的延伸性惡果。

五四運動時,陳獨秀曾公開宣揚要大倡“功利主義”(肯定不是英國人邊沁的《功利主義》),他隻看到了功利性的短期效益,卻不能發現它的嚴重惡果。比如當代中國的發展是以資源性為主的,靠倒賣資源搞發展;隻看經濟增長,也是這種觀念的延伸。此事後話。

康有為在“保國會”上的著名演說為:“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大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這也。”兩千年的文人求學僅在於文采、修辭、排比、對偶等技巧的修煉上,確實能看到那令人生厭的吟弄風月的文人氣息,長於浪漫玄想,卻不能做適應於現實的理論研究,在康這裏是極好的體現,不過,畢竟他是圖謀革新的勇士。一方麵能說明他具有激憤、昂揚的浪漫鬥誌;另一方麵說明他並沒有做什麼理論上的準備,尤其是在如何至憲政的道路上。這不像西方有數年之久的理論的積累與普及,並得到了充分的實踐,而維新變法,則僅憑一腔熱血發動的,勇氣可嘉,但注定了要失敗。在整個過程中,包括維新派在內的變法人士的運動理路,不可能由“利用性”的發展本質突然就轉向“運用性”的以知識真理的實現為目的的,甚至是大部分人各懷鬼胎,以變法為名,擴張私利,因為沒有知識真理能夠喚醒大多數人的意識,所以人們都不能在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堅守同一的真理、信念。整個國家中的人民都在確保各自的私利,是注定的一盤散沙!

在整個維新變法運動中,變法團體內部的渙散正說明了這一點。被視為變法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p74)“變法運動中各派係的地位,關係和作用,是很值得進一步研究分析的問題。很明顯,除開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等人外,右翼(左翼為保守派)裏又可以分出三派人來:第一派是積極支持、讚助康、梁的活動的,如陳氏父子、徐氏父子、楊深秀等人,他們是改良派的忠實分子。他們與康譚在理論思想上還有某些距離和差異,但在基本觀點特別是對當前改革的措施、主張上,是一致的。第二派是一般支持變法運動的,但他們抱有另外的企圖和目的,在政府中,他們相互勾結並zhan有特殊的地位,與娜拉後嫡係有尖銳矛盾,這就是所謂帝黨分子,如翁同和、文廷式、孫家鼐等人。他們在理論思想上當然與康、譚大不相同,在具體變法政策上也隻有大體的一致。第三派是虛假地讚助變法運動的,這派人在當時很有新派之名,但實際上卻隻是企圖從其中混水摸魚取得利益,這就是像張之洞、袁世凱這樣的人物等。”(p74)

雖然維新變法時期,形成了“一整套(以康、譚、嚴為首)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政治理論和哲學觀點作為變法思想的鞏固的理論基礎,是這一階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發展和最卓著的成就。”但是,他們多具有傳統儒士妄想症(做事都帶有文人的浪漫氣息),浪漫的妄想偏多,實踐與理論結合的理論邏輯的分析論證卻幾乎沒有。因為一方麵顯示,“這種反封建啟蒙思想為什麼不出現在親身去過西方、見聞知識遠為博洽的上層階段(洋務運動派出國的留學人員)的馬、薛等人身上,而反會產生、湧現在靠著幾本自然科學和政法書籍以及一些零碎的耳聞目見的知識來探索研究的康、譚等人的頭腦中……。”我並不是要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要說明,維新派以康、譚為首的傳統知識分子,他們的諸多傳統特征,都暴露出了對知識利用性的一麵。康的《托古改製》從今文經學公羊三世說中的“微言大義”中,引申出的思想作為變法的理論依據,這是標準的闡釋性特征,盡管相對洋務派等有巨大的進步意義,但這種利用性方式本身是不可取的,是短效的,無法從根本上啟迪人們的心靈,後遺症自然是非常之嚴重的,總的來說都逃不出利用性的宿命。他欲超出孔孟,卻還是不得不再次利用了孔孟,遁入了儒道。他們很難獨創出針對現實,實際有效的理論邏輯概念,指導革命,也注定了他們的失敗。

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本質,使人們不關心理論的構建與實踐,而是固守眼前的那點兒私利。知識真理之於浪漫者,是一個錯誤。對於文人來說: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詩文曲賦很可愛,也能惹得人們的喜愛,邏輯理論很枯燥,雖然可信,但很少有人能真正熱愛,尤其是在中國。所以,到頭來致使國人寧可當個好奴隸,不曉得、即使曉得了也不願意去為更美好的未來而抗爭。張衡不浪漫,馬克思不浪漫,魯迅也並不浪漫,每一個思想哲學家都不浪漫,隻有附庸風雅、粉飾太平的文藝家才講浪漫,因為僅僅關乎名利,所以能得更多人的喜愛。當然,並不是中國最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浪漫氣質,使中國革命一次次失敗,而是利用性知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