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就整體而論，資本主義國家在履行教育職能方麵盡管遠比封建國家開明得多，但還是受其階級統治職能製約而並非以為勞動階級服務為目的的。
社會主義新國家不再以階級鎮壓為其首要職能，組織和管理經濟文化建設就成為它的要務。而且它麵臨著更為緊迫的國家建設的任務，急需大量的人才。就是說，無論就可能還是就需要而言，新國家都理所當然地要把發展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但是，不可否認，在一些新國家裏，教育事業的發展尚不能盡如人意。
了解一下我國的文化教育方麵的某些狀況對提高這方麵的認識或許是有益的：
“文化大革命”後，“我國12歲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有2億3千多萬人，幾乎占總人口的1／4。在每1萬人口中，我國在校大學生的數量是11.6人，印度是58.4人，蘇聯是106人，日本是210人，美國是507人。在世界151個國家中，人口平均教育經費，我國是倒數第三，……是全世界人均教育經費不足5美元的14個國家之一，也是少數幾個沒有普及義務教育的國家之一。”
驚人的落後！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看到了這種狀況的。他們下決心要猛追上去。鄧小平同誌多次講，搞現代化，不抓教育不行，並親自過問。國家教育職能加強了，民族教育事業發展了。但是，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教育方麵的薄弱環節仍然不少，國家在履行教育職能上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我們至今還沒有一部“教育基本法”。
無可否認，我國的教育事業至今仍是落後的，但卻並非是沒有希望的。因為，落後一經認識，那就是先進的開端。
C 文化的過去與現在
“為了我們的明天，我們要燒掉拉斐爾，拆毀博物館，踩死藝術之花。”這是十月革命勝利後，一位“無產階級文化派”的詩人筆下的詩句。這個派別是以鼓吹文化虛無主義，企圖憑空創造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文化”而得名的。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的精神發展的基礎首先是在精神上同過去決裂”，無產階級應當“摧毀資產階級文化”，把它當作“舊的無用的廢物完全拋棄”；不僅要拋棄舊的藝術，甚至要拋棄“封建的幾何學”，“資產階級的幾何學”。
無獨有偶，半個世紀之後，在中國也出現了這樣一個幫派。他們打著“文化革命”的旗幟，大搞文化毀滅的活動。他們不但否定一切社會主義以前的和以外的文化，而且否定新國家建立後創造的文化。在他們看來，從《國際歌》到“樣板戲”的一百年間，無產階級文化是一片空白。當然，這些人搞文化虛無主義非出於無知，更多的是出於政治上的反動。
從“無產階級文化派”到“文化革命的旗手們”對文化的摧殘，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待“古的”和“洋的”文化？新國家應當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
從理論上說，這一問題並不難解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類已有的文化成果是創造新型文化的基礎，新型文化是對已有全部文化的揚棄。列寧在批判“無產階級文化派”時對此說得十分透徹：
“無產階級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
就是說，無產階級文化是對以往文化實行批判性繼承的產物。在這裏，批判和繼承是統一的。批判是繼承基礎上的批判，繼承是批判前提下的繼承，無論是全盤複古主義還是曆史虛無主義都是錯誤的。對待外國文化也是如此，全盤西化和一概排斥的態度均為無產階級所不取。
那麼，從理論原則上明確了基本方針之後，是否實踐中的全部問題就隨之解決了呢？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在現實生活中，具體哪些應該批判，哪些應該繼承，該批判的批判到什麼程度，該繼承的又繼承到何種分寸，都會發生種種爭論。這並不奇怪。一部文化史都是這麼走過來的。須知，理論隻提供一般性的原則，不是衡量每個具體是非的卡尺。這些爭論中的具體是非曲直，隻能通過各種觀點之間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逐步地求得某種大致的解決。況且，我們還有社會實踐效果這個權威的標準作為最後的裁判。
文化問題，同其他許多曆史性的事物一樣，現在之優於過去，未來之優於現在，都是因為曾經有過過去，有過現在；同時又超越了過去，超越了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