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半野蠻人的國家”
十月革命後，原先並不突出的文化問題異乎尋常地突出出來。列寧不止一次地指出，從政治上描述無產階級偉大任務的時期已經過去，以前，我們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先於我們目前正麵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而現在，“實際上執行這些任務的時候已經來到”，“擺在我們麵前的是文化任務”。他認為，蘇維埃國家在沒有實現提高文化這一“最迫切的任務”時，我們就無異於“是一些半野蠻人”，國家就好象是一個“半野蠻人的國家”。對此，列寧總是憂心忡忡。
當時，著名的國際共運活動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克拉拉?蔡特金曾勸告列寧大可不必為俄國文盲問題而特別苦惱。她認為，文盲較多的狀況不僅不會對俄國革命事業帶來困難，相反還有助於工農拒絕資產階級觀點的腐蝕。革命的宣傳鼓動是在未開墾的大地上播種，這比砍伐一片原始森林後再播種要容易得多。列寧是這樣回答的：
是的，那是不錯的，但隻是在某種限度以內，或者更正確地說，隻是在我們鬥爭的一定時期。文盲現象同奪取政權的鬥爭、同破壞舊國家機器的需要是相容的。但我們是否僅僅為了破壞而破壞呢？我們破壞，是為了能建設更好的。文盲現象是同建設的任務不相容的，根本不相容的……。”
文化建設、文化變革是新國家把“半野蠻人的國家”建設成為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度的中心課題。二般說來，新國家普遍承繼了舊國家留下來的文化落後的沉重包袱，在這些舊國家裏，廣大勞動人民被剝奪了起碼的受教育的權利。
列寧曾經引用了當時一份俄國居民識字狀況統計表，1920年，居民中識字人數隻占30%，其中婦女又隻占識字人數的24%。他認為，這些實際數字表明：
“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擺脫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這也說明，我們現在還要進行多麼巨大的工作，才能在我國無產階級已經贏得的勝利的基礎上真正達到某種文化水平”，即“西歐一個普通文明國家的水平。”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一些新國家在文化建設問題上程度不同地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失誤。在我國那場為期十年的動亂中，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曾經遭到空前的劫難，無怪乎有人說，“文化大革命”實是“大革文化命”。“大老粗光榮”，“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謬論所造成的惡果非經數代人的努力難以消除。在今天我們集中精力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候，不是已經感到了曆史遺留的文化落後和不久前的文化浩劫所造成的困難是何等的巨大而沉重嗎！
B 驚人的落後
組織和管理國民教育是一切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國家文化職能的集中體現。無論是封建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都需要通過教育手段造就和選拔政治經濟人才。但在不同時代國家對教育的態度、要求是不盡相同的。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創造過燦爛的文化，是著名的文化之邦。但是，在這個國家裏，教育事業的發展是極其有限的。國家需要教育是為了培養官吏，人們接受教育是為了當上官吏。在上者通過科舉製度網羅人才；在下者徑由飽讀詩書，謀取仕宦。“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存在造就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識。不過，在那種社會裏，統治階級壟斷了文化，又有多少人有受教育的權利呢？封建國家履行這種教育職能純粹是為了階級統治的需要，就是說是從屬於階級統治職能的，而絕非著眼於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封建國家的教育職能是有極大局限的。
近代興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靠機器生產起家的。機器生產離不開科學技術，科學技術離不開文化教育。這就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對教育職能的重視遠在封建國家之上。
在日本近代史上，明治政府為了建設一個近代國家，一開始就碰到工業人才（包括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緊缺的問題。為此，政府不得不把自己的很大精力集中在教育上。1872年，政府頒布“學製令”（即教育法），強製推行教育，並取得很大成績。1904年，進入初等學校的人數占總學齡人數的比例由1873年的28%猛增到90%。直到二次大戰前，日本始終是世界上國民教育係統最完善的國家之一。這也是日本能在戰後迅速恢複經濟並躋身於世界經濟強國行列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現代西方發達國家，也都比較重視國民教育。以美國為例，1980年度國家教育預算約為l662億美元，其中約1071億花在中學與小學教育方麵，591億花在高等教育方麵。
西方有識之士普遍認為，今天在教育上的競爭，就是明天在政治、經濟和科學技術上的生存競爭。而國民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質量高低，也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發展能力的重要素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