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將軍在報上發表文章說：“德國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須有裝甲師。但法國是和平與防衛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國防部長莫林將軍甚至當眾訓斥當時還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當秘書的戴高樂：“再見吧，戴高樂！在有我的地方，就不會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國引以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戰的部隊被德軍裝甲師打得落花流水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他來，倉促之間任命他指揮第四裝甲師——一個還未成立的“裝甲師”。東北區防線總司令喬治將軍握著他的手說：“戴高樂，你來了！你長期以來所持的見解，敵人已經實現了，現在正是你大顯伸手的時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當戴高樂獨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時候，他還是孤獨的。
因為他的人民還無法理解，為什麼在現行政府繼續“合法”存在的情況下，一個逃亡的將軍可以未經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國”。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這樣的觀念確實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它是由伏爾泰、盧梭、傑斐遜等眾多人類的先知經過幾個世紀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來的堅定信念。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它在英、美、法這樣的發達國家，已經從“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經地義”的政治教條，以至於人們忘了，無論“民主”還是“法製”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些觀念的提出和實踐，最終都是為了實現人民的自由、安寧和幸福，以及國家的強大和民族的獨立。
所以即使是經過合法的民主的程序產生的政府，如果它違背了人民和國家的根本利益，那麼人民仍然有權通過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來推翻它的統治。在法西斯的鐵蹄摧毀了一切國際準則和國內法製的情況下，隻有那些最敏銳的人物能夠突破陳規，重新回到所有原則的基點，在曆史劇變的關頭把握住它發展的方向，為人民指引道路，並使自己成為這個時代的偉大人物。
但由於他們的思想總是走在人民大眾的前麵，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熱愛的人民所理解，並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獨。在戴高樂向所有法國人發出號召以後，響應者寥寥無幾。一位收到他邀請的將軍說：“我認為法國應該抵抗到底，但我是個軍人，我應該服從政府的命令。”一位為了抗議政府投降而辭職的公務員也拒絕支持戴高樂，他說：“我反對投降，但違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
直到貝當傀儡政權已經成為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幫凶，剝奪法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大肆迫害猶太人和共產黨人，將大批法國人運往納粹集中營做苦力的時候，他們才逐漸明白政府已經“合法”的成了法國獨立和自由的敵人，這才轉而支持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