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缺乏像樣的企業家
張曙光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社會經濟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中國企業的變化卻相對較小，中國企業家的成長相對緩慢，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幾個像樣的企業家。這不是因為中國人不行，不適於做企業家，而是由於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缺少企業家成長的環境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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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企業家
什麼是企業家？企業家不是一個實體概念，而是一個職能概念；不是一個持久不變的職業狀態，而是一個處在不斷變動之中的職業選擇。因而，不論是熊彼特，還是其他經濟學家，都是從職能上來定義企業家的。與此相適應，人們也很難給出一個可操作的企業家定義，職能從描述中加以把握。
在現有的經濟理論和企業利潤中，有很多企業家的定義，如認為企業家是企業的經營者，企業家是承擔企業經營風險的人，企業家是掌握企業控製權的人，企業家是企業剩餘的索取者等。這些定義雖然都有可取的成分，但都是有些言不及義。比較而言，熊彼特關於企業家是從事創造性破壞的創新者的觀點，也許更準確的抓住了企業家概念的核心和要害，凸顯了企業家精神的實質和特征。盡管這一概念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和局限，但是，離開了這一點，我們根本無法對企業家做出描述和分析。比如，企業家必須經營企業，但不是所有的經營者都能成為企業家；同樣，企業家要承擔企業風險罷了。把企業家定義為掌握企業控製權的人，使其無法與經營者區分開來，而把企業家看作是企業的剩餘索取者，則無法與企業出資人劃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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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獨立：企業家生成的基礎
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最缺乏的東西是什麼？有人說是資金，有人說是
人才，有人說是技術，其實，這些東西都不缺，最為缺乏的是一種能夠促進和激勵創新的環境條件和製度規則的。既然企業家是從事“創造性破壞”的創新者，那麼，也就是說，中國目前最為缺乏的是企業家生存和成長的環境和條件。
企業家生存和成長的基礎和前提是商業領域和企業活動的獨立存在和發展，而且主要是擺脫政治的參與和政府的幹預。這實際上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在現代社會中，大致有三個主要活動領域和三類人：一是政府機構及其官員，二是科研教育單位及學者，三是企業組織及企業家。其從事的職業組織活動不同，追求的目標也不一樣。一個人的精力有限，麵對信息爆炸、知識無限、變化多端的現實，心掛兩頭，勁用兩邊，一件事都作不好。三個領域各有其道，各守成規，也各有自己的評價標準。三類人各顯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以己之道、之規、之能、之利，幹預和強求他人之事，強取和侵占他方之利，必然把事情搞糟，把秩序弄亂。結果是大家受損，社會受害。我們的問題也在這裏。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隻有官員，沒有企業家，國有企業經營者依附於政府機構。改革開放以後，國有企業的問題依然是缺乏獨立地位和自由權利，民營企業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也是大成問題的。首先，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是由政府任命的，而不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因而，在國有企業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武大郎開店”的現象和在分配競爭的事情。其次，政府壟斷和掌握著大量經濟資源，官員處於經濟生活的中心。不僅國有企業有著政府的直接參與和幹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圍繞著政府的指揮棒轉的，政府的隱含擔保和企業的軟約束，阻礙著企業家精神的出現，而且非國有單位也千方百計向政府靠攏，與政府掛鉤，政府及其官員也設法拉攏和控製民營企業，因而一個民營企業一旦有一點成績，其老板就會在政治體係中得到一個位子和一定帽子。這種交易雖然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但卻扼了企業的創新精神，因為，靠再分配努力比靠創新能夠得到更大的好處。再次，商業領域和企業活動的不獨立，既限製和束縛了企業經營者的活動範圍和自由，也不利於商業道德和職業道德形成，因而妨礙了企業家人格、膽識和氣魄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