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象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北京大學能成為中國近代新思想、新文化的搖籃，成為譽滿世界的學府，根基在於它的辦學理念，在於它的辦學風格。這就是由蔡元培先生於二十世紀初任北大校長時創立，蔣夢麟、胡適任校長繼承和發揚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這八個大字決定了北大之前程，也為北大之靈魂。
我在北大就讀，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蔡元培先生已經逝世，由胡適先生任北大校長。“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依然是學校的宗旨，滲透於教學與學術研究，洋溢於整個校園之中。學派有新有舊，學術觀點有激進有保守，都可以在講壇上各抒己見。學生可以選修不同學派的課程。我既選修了以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論為其主導思想的許德珩教授的社會學，又選修了貫穿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沈從文教授的國文。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時代背景之下，國民黨政府將馬克思主義學說視為大敵，嚴禁傳播。而在北大的講堂上，公開宣講著曆史唯物論和《資本論》。學生除了選修課程之外，還可以自由旁聽你所喜愛的其他課程。一些著名教授講課，往往旁聽者甚眾，隻好在大課堂裏講大課。有一次胡適校長講課，連大課堂的窗台上都坐滿了人。這是我從未見過的弘揚學術的盛景，貫注其中，宛如置身於大自然的懷抱，心曠神怡，思想如行雲，領悟如流水，無拘無束，任你馳騁。
在中國這樣一個封建專製統治了數千年，缺乏民主、自由的國土上，能綻放出絢麗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文化教育的繁花盛景，實屬不易。這不能不歸功於有著遠見卓識、胸懷博大寬宏的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1月他任北大校長後，就揭示了大學內涵：“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象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幹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貫穿思想自由之通則。”大學之所以為大，蔡元培先生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將之概括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八個大字。這是徹底否定文化專製主義的八個大字，是開中國大學一代新風的八個大字，字字有千斤之重，有萬鈞之力，衝破了束縛中國文化教育數千年專製的禁錮。蔡元培先生本此原則，聘請教授不問政治傾向和學術見解，隻看其學術造詣。當時著名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導者，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等名家，學術造詣精深的舊學派領袖人物如辜鴻鳴、陳介石、陳漢章等學者，都請入北大執教，開創了各派爭鳴、學術自由的新的大學風尚，成為真正的大學。
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底蘊深厚，揭示真理，讓不同文化的交流、揚棄、融合，正是新文化產生的土壤。讓諸家思想的碰撞、爭鳴、辨析，正是新思想孕育的搖籃。“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使北大學術思想活躍，新思想、新文化繁衍茂盛，人才輩出，而且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北大校園，深深推動著整個中國文化思想的進程，催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乃至促進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從而看到了一位大學校長辦學方針的巨大曆史力量。美國著名學者杜威曾這樣評價蔡元培先生：“拿世界各國的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所蘊含的偉大真理、所發揮的巨大力量，是世界公認的。
就是這樣一個體現了偉大真理的理念，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要推行，其進程是十分艱難的。從漢代采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家的建議後，文化專製積習甚厚，“一言堂”已習以為常。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人言論成為“最高指示”，全國億萬人均不得越雷池半步，那裏談得上一絲思想自由。就是改革開放以來，要做到“一己之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任吾人自由討論”，又何其難也。反觀今日之大學，以蔡元培先生昭示的“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證書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要求來衡量，販賣畢業證者、熬資格者、以之為升官階梯者，均屢見不鮮。在北大一百周年校慶時，自發組織起來的北大校友、師生，自編自演的話劇《蔡元培》中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詞：“人人都尊重我蔡元培，可又有誰真正與我同道呀！”這是曆史的召喚，時代的召喚，真理的召喚，召喚“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