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6日蘭州解放，我還躺在病榻之上，1951年底基本康複。懷著報效國家、貢獻社會、侍養家人的熱情，我急於參加工作。踏進社會的第一腳，我便踩進了新聞界。原委有二，一是高中同學、好友田世英當時在甘肅日報總編室負責，力主我進甘報社；二是我喜歡寫作，新聞工作與寫作是一對孿生子。
在新聞界工作了五年半，時間不長，感懷良多。
一
踏進報社，分在編輯部的文化組，既做編輯，又做記者。作為編輯，每天麵對的是成疊的讀者來稿。
我首先被社會上眾多熱情的撰稿人所觸動。我是過來人，深知寫稿其中之苦，要接觸生活，要有感於懷，要構思，要選題，要謀篇布局，要字斟句酌，不絞盡腦汁，不吃苦，是寫不出東西來的。每天都有很多的讀者給報社投稿，社會上居然有這麼眾多的人願幹這苦差事，爬在方格子上辛勤耕耘，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每一份來稿的背後，都是一個默默耕耘者，每份來稿都是汗水與心血的產兒。麵對成疊的來稿，我的心是沉甸甸的，又是激動的。
作為編輯，大量工作是篩選、加工來稿。對每篇來稿，我如接待貴賓，不敢稍有懈怠。從標題到結尾，逐字逐句細讀精研，力求從中探尋出作者的才思，感觸到作品的精髓，唯恐佳作從眼皮底下滑過，最怕埋沒拔萃之人。對於需請作者自己加工的稿件，視之為與學長對話，提出一些問題，共同探討，隻是磋商、建言，決不強加於人，並願聆聽作者的高見。至於隻需潤色加工的稿件，首先尊重原作者的辛勤勞動，盡量保持原稿的風貌，隻是在確需潤色或改動之處，以十分嚴謹的態度，搜刮枯腸，反複推敲，改到恰到好處。
有人說，做編輯，是給別人做嫁衣裳，此話言之有據。北大時，沈從文先生為我這個新人一次次的做嫁衣，今天我能為他人送上一份祝福何樂而不為呢。我做了五年半報人，天天在為他人做嫁衣，天天都有這種為新人錦上添花的喜事與樂趣。
二
世界上所有的母親最幸福的時刻，莫過於懷胎十月，聽到呱呱墜地的嬰兒哭出第一聲的時刻，看到由自己身體繁衍出的新的生命，孕期的煎熬，臨產的劇痛，都消失殆盡，心中裝滿的唯有喜悅和幸福。報人生涯亦是如此。
這感受就來自當你煞費心血潤色修改過的作者來稿，終於見諸報端；當你作為記者，自己采寫的稿件被報紙采用。這一切就仿佛母親聽到嬰兒呱呱墜地的喜悅和慰藉。
不論是潤色他人作品，還是自己撰寫稿件，都是一種藝術創造，是美的塑造。往往為了準確、深刻地表達一個思想，為了生動、優雅地體現一種意境，凝思神至、呼而不聞。往往為了推敲一個句子、一個詞，躺在床上難以入眠。我家離報社有二十分鍾的路程，這路程就成了我構思之路程，打腹稿之路程。寫作的艱苦，藝術創作的煎熬，是沉重的，卻又是趣味盎然的。一位母親在懷胎十月備受煎熬之時，若感到腹中生命的跳動，一種期待新的生命的喜悅會掃盡一切曾有的沉重與不適。作為一個報人，我同樣時時感受到期待一個新的藝術生命誕生的喜悅。
三
解放初期，報紙周日、周一照常出全版，沒有假日。這在當時也是特例，其他單位大都星期天休息。報社的同仁都習以為常，毫無怨言，成為報人的一種天職和風格。
我剛到報社上班時病未痊愈，我被報人的這種忘我的工作風格深深感染，帶病堅持星期日照常上班工作。報人的無私奉獻、忘我精神在我剛邁入社會之時，就在心中播下了一粒寶貴的種子。
時下有償新聞、隱性收人在報業圈已不是什麼新鮮事。這對五十年代的報人簡直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的。當時一開始是供給製，也就是生活費，後來改為工資製，也是低薪製。大家都安貧守清，從不計報酬的多寡，隻知為辦好一張報，為撰好一篇稿，殫精竭慮，忘我耕耘。時至今日，我仍然恪守著報人留給我的這一習慣。
報社工作僅僅隻有短短的五年，卻賜給了我一位至親至近的兄弟，他就是薛東。薛東與我同年生，隻是比我小了幾個月，陝西人，1949年隨解放軍進的蘭州，與阮迪民同時進駐甘肅日報社，擔任理論組組長，是老革命。
自1954年薛東介紹我入黨至今，五十多年了，我們之間絕對沒有辦法用簡單的“友誼”來形容。“光祖”“媛媛”“寶寶”……薛東叫起弟弟妹妹們的那個親熱勁，連我這個當大哥的都會吃醋，而弟妹們也都非常尊敬和親切的喚他為“薛大哥”。
薛東性格比我開朗，平時更多的是他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家庭。家裏的事有時我不知道，他卻很清楚。這幾年，他更是與妹妹們聯係頻繁，尤其是大妹媛媛住在老年公寓，薛東更是不顧交通不便和年邁體弱，隻要有空就去探望，書籍、資料、生活用品，從未間斷。都是八十多歲的人了，還在為我家的事操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仁愛的上帝卻在賜予我知己的同時，也賜給了弟弟妹妹們一位可敬可愛的“薛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