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毛的馬克思主義是屬於列寧主義的流派，不過它根據中國的實際作了修訂，並且在哲學上得到了豐富，這方麵它在某些範圍內同馬克思的思想一致，在某個範圍內又與馬克思的思想相左。
譯者注：
①④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779頁、第1317頁
②見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③⑦見《工作方法六十條》
⑤參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88頁
⑥這是毛澤東1958年3月20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
⑧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同康生、陳伯達《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中提出這個問題
毛澤東——中國人與馬列主義者
王袞吾著
譯者按：本文摘譯自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在曆史上的地位》一書，原文約2萬字。作者王袞吾(WangGungWu)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史教授，也是該校太平洋研究院的院長，他寫了大量論及中國曆史的文章，並編寫史書。70年代的知名著作有《1949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獨立、現代化和革命的影響》。在本文中，作者通過對毛澤東思想發展過程的考察，論證了毛澤東自身是中國人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統一。
對於絕大多數毛的傳記作者來說，追求毛的中國根，幾乎成為了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深入的考察已經開始，並將要花很長的時間。今天，中國有人指責他運用一種外來的意識形態，摧毀了偉大的傳統價值觀，以及一些最優秀的文化成就，這是一種叛逆行為。也有一些外國人，他們雖然也認為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國際性革命領袖，但他們更多的是被毛的中國特性所吸引。對於後者來說，困難隻在於：怎樣給中國人下定義，以及判定毛是一個怎樣的中國人。
盡管毛喜愛傳統的詩詞，但他對於文化傳統中為統治階級的上層知識分子服務的那部分，卻是抱的否定態度。他對普遍民眾的價值觀和願望，則懷有一種偏愛。這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緣故。作為一位馬列主義者，他確信自己必須站在大多數群眾一邊，這個大多數，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中國人，既做中國人，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二者之間是不矛盾的。在毛的眼中，大多數中國人的自覺意識，是要求革命，因此，他的思想和行動與這樣的中國人保持一致，絲毫也不意味著背離革命。
為了使上述問題變得更為明了，讓我對本世紀中國另外一些統治人物，作點簡要的評論。例如，孫中山的政治觀念中，含有外來的因素太多，他一生奮鬥都在努力使它們中國化以便被人理解，他盡了極大的努力，去熔煉自己的綱領中與中國的實際相脫離的部分，淡化自己思想中的異國特性。蔣介石是唯一能真正理解國民黨遺產中的傳統因素的人。因此，他信奉了衛理公會教，以試圖改變他在西方朋友麵前的蒙昧主義者形象。在知識分子中，胡適是致力於現代化的人，並很有影響力，但他的現代化主張，被絕大多數中國人當做一種學究式空談。即使是陳獨秀，也不能克服他的矛盾心理，他在某種程度上與胡適相似，盡管他崇尚現代化，但實際上仍然可以說不過是一位比較開明的文人學士。魯迅是毛澤東唯一欽佩的文化人，他成功地把外國的懷疑主義與中國人的情感緊密結合起來，但他這種獨特的成就，在他有生之年並未能得到許多中國人的理解。
毛澤東與上述傑出人物不同，很難在中國曆史上找到一個精確的類比，來解釋毛澤東現象。他比洪秀全要接近群眾，比義和團的領袖們要開明，比康有為甚或嚴複要更加平民化；他不像袁世凱和李鴻章那樣利用手中的大權搞腐化，也不像馮玉祥和南方的軍閥那樣殘酷和虛偽。但他也和他們有某些共同點(這是他同時代的一些偉大人物所少有的)：從不為中國的榮譽或者說為中國文明的衰落而杞人憂天，他極易因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感到無比的驕傲，這幾乎同丘吉爾的民族自豪感一模一樣。中國所蒙受的災難以及民族自卑感，曾使他這一代的許多中國人喪失了信心，但毛卻從不以為然。正由於他擺脫了上流社會人士的過敏，使他忠誠地認為，把馬列主義灌輸到中國人民之間，是很順乎自然的事情。
這種信念和真誠，在他最早期的文章如《體育之研究》中可以看到。文中他獨創性地提出，文化人應當具有像鄉野的文盲一樣健強的體魄，並驕傲地談到了自己的自學才能。26歲時，毛在湖南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體，這使他有資格成為下一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隨後6年，毛一直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勤奮工作著。這些年是他的性格形成的關鍵時期。他的周圍有許多年輕的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不同的是，他在兩黨的上層人物中，屬於極少數幾個從未出過國的人之一，隻能閱讀翻譯過來的馬列著作和共產國際的決議及指示，而他又必須做一些與之相關的宣傳組織工作。因此，他的理論知識不足。但他能一滴一點地汲取理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表明他打算把馬列主義與他的直接經驗結合起來。顯然，馬列主義理念幫他找到了革命動力，從此，他終於能給這些理念賦予一種中國的含義，使之不再是異國之物。
毛的馬列主義者特征，絲毫也沒有影響他的中國人形象。因為本來就不存在一種評判中國人的絕對標準，尤其是在20年代，這是中國人民進行廣泛選擇的10年：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甚至連改頭換麵了的儒學，也不是沒人考慮。當時不存在任何正統，隻存在著用一種新的正統去取代舊的正統而引起的五花八門的論戰。每一個關心中國，願意當中國人的人，都可以宣稱自己是中國人。隻是到了30年代，國民黨在部分地區建立了正常的秩序，它要求獲得確認誰是以及怎樣才是中國人這樣一種特權。馬上，在南京政府的眼中，“黨”與“國”差不多沒有了區別。“黨國”政府禁止某些人去鼓吹“亂”而妨礙“治”，並極力論證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多麼有價值，譴責共產黨是國外來的異物。
我認為，毛的中國性，在1927年~1936年間發生了疑問。他接受莫斯科的指令，用馬克思主義的行話去反對中國的曆史遺產，不服從於中國的正統。10年裏，是按南京的方式去做個“中國人”，還是按莫斯科的方式去做一位“國際主義者”，這種壓力對毛一直是巨大的。所幸的是，這期間，南京和莫斯科的正統性都遇到了廣泛的挑戰；而毛同這兩個首都均保持著足夠遠的距離。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以自己的方式從馬克思列寧那裏以及從中國的農村受到了啟迪。通過把自己擺在農民一邊，毛表明了他仍舊就是中國人。即使是最保守的儒家信徒們，也不能苛責他，因為農民在儒家的說法中，是評價很高的。國民黨對中共投靠外國勢力的攻擊，也因毛置身於農民之中這一姿態，而軟弱無力。在中央委員會裏，毛同那些親斯大林的人在一起，也並不自在輕鬆。所幸的是，一些事件的發生，幫助毛擺脫了受年輕的布爾什維克少壯派及共產國際顧問刁難的窘境。一是因為日本的入侵，加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同意在中國建立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這使得中共能作為一個愛國的黨、毛作為一個愛國者出現在人民麵前。1936年，中國的鬥爭變成了國際的一個獨立部分，現在毛從國際主義的限製中擺脫出來。從這時起，毛把馬列理論結合於中國的實際加以運用的信念，是不可動搖的；而他的中國性，也再沒有疑問。因此，1937年，毛開始貿然搞起馬克思主義哲學來，他覺得需要證明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要比那些受過莫斯科訓練的同事們好些。去過莫斯科並沒什麼了不起，重要的是要結合實踐來學習。毛在尋求獲得民族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的領導權的機會。
在“治”的時候，中國是喜歡搞正統觀念的，如果南京政府的正統性能建立並被人接受的話，那麼共產黨將成為異端，毛也將不會被看成“中國人”。不過，統一戰線推延了關於正統性的爭論，給了毛及中共第二次成為完全的“中國人”的機會。毛澤東的中國特質，肯定不遜於蔣介石，他們兩人都在受中國傳統的支配，即勝者將有權確立一種新的正統和新的中國特性的標準。1949年，毛贏得了對蔣介石的完全勝利，並在“新民主主義”的旗號下，建立了一種新的正統，這似乎是某種被大多數中國人盼望已久的東西，是由中國人所規定並被看成是儒學國家的複歸。人們可能會問：這種新正統中，究竟有何新意？馬列主義如何體現？中國特征何在？而毛又有什麼貢獻？不過，我首先要申明，中國的觀念和傳統對毛的行為和決策上的影響是如此廣泛，以致要指出它們是在什麼場合什麼事件上產生了影響，這將是毫無意義的。重要的一點是，毛在1949年以後，力圖革除掉自己身上的傳統價值觀念，感到自己有責任去促使中國人民意識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並去適應世界環境。這時，他開始由民族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轉變。1949年，看來他在做非中國的事情，宣稱要向蘇聯一邊倒。毛知道這不會引起人們懷疑他的愛國主義，因為他有很好的理由：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唯一榜樣，而斯大林又是唯一活著的毛認為優於自己的人，中國需要蘇聯的援助。作為一位馬列主義者，他還有一個好理由，那就是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和推進世界革命。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使毛不得不考慮很多，他開始警告說不能照搬蘇聯。毛開始向蘇聯模式挑戰，這促使他回到自己的中國源流上來。
在人民共和國內部，真正艱巨的任務是讓人民對馬列主義的基礎有一個充分的理解。他的所有行為都表明，他不曾有過非馬列主義化的念頭。儒學似乎給作為中國人的毛澤東提出了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攻擊儒學，也就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對中國的曆史價值。在50年代，毛開始貶低孔子的名望，但真正猛烈的攻擊，是在“百花齊放”和“反右”運動之後。60年代，當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和價值觀念上與西方和蘇聯日益孤立時，它的知識分子再次開始轉向中國自己的倫理和精神源流，毛澤東對此很不耐煩和苦悶，盡管他對聖象經常發起攻擊，但內心是有憂慮的。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固執地按傳統流行的方式去利用曆史分析方法，中國人對國王、天子、大臣的著迷症，是馬恩列的藥方難以醫治的，而馬恩列自己對中國曆史也不感興趣。所有把馬克思劃分的曆史階段要放到中國社會中來的企圖，都導致了更多的爭論和分歧——這些疑難也易於導致荒謬的結論，從而破壞了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信念。在這方麵，毛身上的馬列主義者成分，開始對他身上的中國人成分不耐煩了，這發展成為了毛的冒進立場，又導致了“大躍進”，他拋棄了他的民族特有的謹慎。但這個運動因準備不足而失敗。他確信，他所要幹的，也就是大多數人要幹的，也是能夠成功的，黨和政府的官僚不可能拖他們的後腿，他要對懶散腐化的官員采取嚴厲手段，而熱忱服務於人民，於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把自己推上了中國命運的唯一主宰者的地位，這有點像傳統王朝中開國皇帝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