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死後的一些年裏，常常聽到中國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危機”的說法，這不單來自許多期望結束空談的西方觀察家(他們往往過早地作宣告)，而且也來自官方。他們抱怨馬克思主義知識的根底不足，驚歎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宗教和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趣在複活，特別在青年中。最近的關於這方麵情況的描寫，令人生厭地重複著過去幾年西方出版物中所說的東西。這是相當片麵的，而且部分是誤解了的。確實，由於“文化大革命”(或者更確切些說，是由於它的失敗)和毛澤東統治的最後幾年間政治生活的拜占庭式的墮落，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政治上的幻滅感和玩世不恭的態度，這使人們繼續表現出對馬克思主義的排斥或者冷淡。但是，“信仰危機”伴隨有一個很少為人注意的、但卻也許是更具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含義，這就是重新恢複對整個西方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興趣，特別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在毛澤東時代，它們大部分長期被忽視了。這結果導致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某種程度上的複興，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中，出現了一個理性的和學術的創造時代，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的重點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原著，對西方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在不斷增長，包括對許多迄今為止排除在官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行列之外的理論家，如考茨基、盧卡奇、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近幾年來，中國學者們一直在加強對那些先前被禁止或被忽視的領域的研究，如青年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異化概念、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以及中國曆史和哲學各個方麵的問題，同時也涉及現代世界曆史方麵的廣泛內容。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
(美)斯圖亞特·施拉姆譯者注：本文摘譯自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在曆史上的地位》一書。作者係英國倫敦大學政治係美籍教授，曾任該校東方和非洲研究院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是目前西方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一位著名學者。他的政治傳記《毛澤東》1966年出版後，引起了廣泛的影響，已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翻譯，紅旗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在本文中，作者著重圍繞政治領導模式、工農地位、關於曆史發展的辯證法三個方麵，分析了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繼承與發展以及有關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係。
關於這個題目，無疑地存在著多種解釋。毛的馬克思主義僅僅隻是他的思想的一個側麵，抑或正如某些人認為的，它表明了他的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本質？我們談的是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說誰的“馬克思主義”？
就衡量毛的獨創性的標準來說，過去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即在馬克思和列寧來說，甚至常常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來說，都是共同的基本原理。不過，采取這種方式有三點不利：首先，這認為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或信條，但自斯大林死後人們已相當清楚這並不存在；其次，這意味著如果毛的態度在特定的時間或問題上與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不相一致，那就等於說他的思想和政策是錯誤的；最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觀念”、“馬克思主義傳統”和另外一些類似的慣用語的含義的不確切以及使用上的可互換性，會導致混亂。因為它們混淆了馬克思主義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區別，首先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區別。
毛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努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持續了半個世紀，奪取政權期間與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環境是很不相同的，但理論的連續性跨越了1949年這個大分界線。我們是可以把1926年至1976年整個時期當做一個統一體來看待。1938年，在臨近與黨內的親蘇小宗派集團攤牌時，毛在文章中討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20年後，他再一次把精力注重於甩開蘇聯的監護，並設計出有特點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這個問題。毛的許多論及這個題目的說法，從20年代至60年代，並不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有些恰好是相矛盾的。不過，要確定他的某些恒定不變的信條，以及找出某些尚未解決的矛盾，這是可能的。下麵，我將考察毛的思想和實踐的三個關鍵性方麵：領導模式；工人和農民的作用；事物發展和曆史進程的辯證法。
毛澤東關於政治領導的模式，結合了看起來互相矛盾但實際上是一致的兩個方麵。一方麵，他以毫不含糊的態度肯定了由一些傑出人物集中領導的原則，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之一。1942年2月在發動整風運動的講話中，他抱怨有的同誌“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製，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①。與此同時，他號召貫徹“群眾路線”，認為普通人民能夠為製定正確的政策提供思想材料，而且反過來他們又能夠理解而不是盲目地執行這些政策。這標誌著同傳統的中國思想的一個中心論題的極大決裂。孔夫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這一思想，自“五四”運動以來，毛澤東一直試圖把它從他的同胞們的心中根除掉。不過，他也確實沒有排除疑慮，因為根據列寧主義的原理，階級意識隻能從工人階級外部灌輸進來，更主要的是，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為社會提供一個總的理論指導。群眾雖然接受了領袖們的思想，但他們是很難以把這些思想觀念係統化的。
關於領導模式和領導過程的認識論方麵的思想，毛在延安便提了出來，直至逝世，他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並試圖形成有關思想的基本內核。就政權結構來說，毛在總結了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長期爭論後，於1956年4月宣稱：“正當的積極性，正當的獨立性應當有。……當然，也要告訴下麵的同誌，不要亂來，必須謹慎……有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②1958年1月，毛引用了8句產生於1953年的歌訣，把它當做在政治和經濟製度中應當遵循的原則：“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毛說：“‘大權獨攬’，是一句成語，習慣上往往指的是個人獨斷。我們借用這句話，指的卻是主要權力應該集中於黨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用以反對分散主義，難道大權可以分攬嗎？”③因此，留給下級黨委做的，就是創造性地執行中央製定的基本政策和決定。但是，盡管各級基層組織隻有十分有限的權力，根據毛的群眾路線的定義，它們在領導過程中卻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領導要想實行正確的有效領導，必須傾聽群眾的意見。不過，毛充分論證了那最後作出正確決定的“加工廠”將是在中央。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毛的立場看來似乎不隻是傷害了黨，而且降低了甚至否定了黨的權威的重要性與合法性。不過，事實上，毛曾嚴厲地下令收回權力。1967年2月，在同上海的“左”派分子張春橋、姚文元談到上海人民公社要求廢除領導人時，他評論道：這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是最反動的。
在社會的政權結構方麵，毛仍然是接受了列寧主義傳統，不過，他的態度與列寧更不用說與斯大林存在重要的差別。首先，強調傾聽群眾意見和向群眾學習，這點比蘇聯要突出；其次，毛所指的群眾，首先是指中國的農民群眾。
毛作為一個“農民革命家”，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他注意的中心問題當然是以農村為根據地的遊擊戰爭，工人階級的領導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但是采取的是一種與1949年以後不同的也比較容易處理的形式。在井岡山和江西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共產國際經常指責中國共產主義的非正統性。1949年3月，毛的思想轉向了奪取政權後將要麵臨的問題，並表示今後他將按正統的方式去做，“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④。不過，“照搬蘇聯”的政策，在1955年中期，便部分地放棄了。毛明確地推翻了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機械化是農業集體化的前提條件的觀點，聲稱由於中國的普遍狀況，使得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⑤。從開始進行這種政策上的改變起，整個工人和農民的關係問題，便在不同的階段提了出來。
當他剛剛開始考慮中國獨立的道路的可能性時，他首先是從政治上看問題的。另一方麵，由於他們是在農村進行了20年的鬥爭後取得政權的，而不是突然在中心城市控製政府，所以，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1949年比列寧和他的同誌們在1917年更懂得如何對群眾行使權力並贏得他們的支持。此外，他認為中國農村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必須讓他們充分發揮作用。不過，對於毛來說，這並不意味著把農民放在與工人同等的地位上。在1959年2月至3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說：在現階段的工農關係中，仍舊是工人扮演著“老大哥”的角色。但另一方麵，采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態度，意味著把一種特權地位授予一個遠離中國社會重心的社會階層，從觀念上說，這在許多方麵背離了民族傳統。正如某些時候提到的，毛解決這一問題，是憑借民粹派那種認為農村應從道義上給以優先考慮的幻想，把領導權移交給農民。代之而起，他日益趨向把列寧主義同中國的現實進行綜合。
在關於完善曆史的思路中，馬克思認為人類發展所能達到的最高形式的個人自由和集體自由的物質基礎已經具備了，因此，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動，看來是如此不言自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所有這些方麵，毛的經驗顯然與馬克思存在著差別。創造一個新的自由王國的物質基礎，在中國不存在；充任領導的工人階級，在20年代直至1949年還處於不成熟的狀態；毛所生長的那個社會幾乎沒有接觸過外來的影響，國內的地主豪紳一直比資產階級擁有更多的權力。列寧也曾麵臨著同樣的問題，在1917年奪取政權後，接著進行了工業革命，從而大大發展了城市工人階級並造就了自己的階級基礎。1949年毛相當清楚地表明打算遵循列寧的模式。但他將賴以這樣做的社會基礎相對說來較小，過程要更為複雜，後果也更難肯定。這樣，使他在行動上甚至在他的辯證法原則中，開始反映出一些模糊不清的東西。這是不奇怪的。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從社會主義至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實現這種發展的力量以及聯合這些力量的途徑，不像列寧那樣清楚。
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毛首次係統地發揮了關於中國社會的辯證法思想，在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革方麵，形成了一個非歐洲社會的模式。兩年後，在“大躍進”前夕，毛發起了關乎他的“不斷革命”理論的論戰。在毛的理論中，事實上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方麵，它涉及不停頓的變化和大的動亂，毛認為由於社會存在著矛盾並已經曆著迅速的變革，這些變化和動亂的發生是必然的；另一方麵，它告誡領導者永遠不要讓人民滿足已有的成就，而要通過確立新的任務來不斷激發他們的熱情。毛堅定地認為經濟特別是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是必需的，但這本身還不構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全部條件，他固執地強調人的精神因素和調動群眾的政治熱情的重要性。
但是，毛的不斷革命理論與托洛茨基有明顯的不同，最突出的是表現在對農民的態度上。托對農民的政治能量的小視更甚於列寧，無論在歐洲或亞洲，他都比列寧更加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權。而在毛澤東看來，更重要的是政治第一位，而不是工人的絕對優越地位。1958年春，在劃分中國社會範疇時，他幾乎把農民與工人等量齊觀，在提到“敵對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後說：“第三個是左派，即勞動人民、工人、農民。”⑥2周後在武漢，兩個獨立的勞動階級被說成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做工和種地，他們是兩個“剝削階級”的對立麵。換言之，整個社會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集團，這種對偶性在毛看來似乎是根本性的。毛把中國社會一些本來不好確切定義的實體，極化為兩支對立的力量，這反映出他對現實的看法和他的辯證法結構日益變得模糊不清。強調矛盾的重要性，確實是毛思想的一個中心點，1957年以後，他不斷重複矛盾普遍性的觀點，甚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如此，這很合乎列寧的思想。不過，到60年代中期，他變得更明顯地帶有道家經典學說的味道。其直接原因是“蘇聯的領導權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並發現“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仍然可能在中國產生⑦。為了補救蘇聯模式的缺點和不足，他日益轉向中國自己的文化和曆史經驗。毛在1964年重新發現道教(也包括佛教)的一個重大結果是，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三個範疇中的兩個。1958年他說：“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的規律，肯定否定的規律，永遠的普遍地存在。”現在他聲稱他不相信後兩個規律，至少不認為它們是基本規律⑧。他的關於對立物任意聯結的想象，或者說事物在任何情況下都缺乏一個確定的方向連續發展的思想，也許比原先馬克思主義關於向共產主義前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的觀點，有某些長處。毛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就他的思想作為一個整體與馬列主義的基本邏輯保持一致而言，不是沒有提出許多嚴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