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主義和中國
——評沃邁克的《毛的政治思想的基礎》
(美)理查·列威
在毛死後的這些年裏，他的思想在中國國內及國外不斷經受著重新評價，沃邁克的著作可以看做是這種評價的一部分。
沃邁克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於“找出毛所寫的有關著作的實質以及它們的政治脈絡，以便對於他早期的政治思想作出一個恰當的解釋”，然後用這個解釋去論證它是如何“構成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後全部)政策的臆想的被認可了的框架”。
在沃邁克想使之成為貫串於整個這一時期的具有特色的那些毛的思想因素中，有兩點是格外鮮明的。第一點是實踐優於理論。毛選擇了特殊的社會矛盾作為自己注意的焦點，不是出於抽象的理論體係的需要，而是為了他和他的政治盟友的政治的(和個人的)生存的需要，這種需要是這些特殊的社會矛盾所強加給的。第二點是毛認為民族革命達到成功的關鍵，是由日常生計問題引起的鄉村鬥爭，諸如土地問題和生產品問題，而不是與不同的軍閥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同的階層甚或不同地區的軍事占領者的聯盟。
階級分析，同盟者和聯盟
20年代初期，確定了鄉村鬥爭相對於民族革命問題來說是中心的社會問題後，毛不得不創立一個階級分析的模式，以便於清楚地區分朋友和敵人。沃邁克認為毛的階級分析更多的是注意窮困問題以便於確定革命的潛力而不是分析經濟或生產關係。而我要說，在這個時期進行階級分析時，毛首先是依據個人(或者說更經常的是依據家庭)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這就決定了長期的共同經濟利益。接著下一步，是分析各階級之中較臨時的和變化著的關係。根據他們的財富、窮困水平劃分為不同的階層；哪一個階級或階層掌握政權；與都市中心的距離，這使他能確定各個階級和階層的直接的革命潛力。
通過階級分析劃清了朋友和敵人，毛現在需要確定誰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潛在同盟者，以及怎樣與他們結成同盟。沃邁克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是全書中最精彩的部分。他追述了毛從早期崇尚自發性、團體和輿論而不注意階級和不平等關係的無政府主義與和平主義傾向，轉變為比較立足於階級觀點，並樹立了革命需要有組織的領導的穩固觀念。沃邁克接著對形勢進行了分析，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毛逐步認為階級鬥爭將把所有卷入的人推向兩極，不可能有一個中間力量長久地安穩存在下去。因此，所做的每一個努力都應該是盡可能地擴大同盟。
當沃邁克在追溯毛關於動員群眾和建立同盟的實踐和思想的曆史過程時，他發現了大量的有關問題的早期表現，這些問題在毛的一生中以不同的思想形式反複表現出來。
他指出，毛喜歡把單個的典型當做普遍性的成功在麵上加以推廣。這在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運動以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毛的行動上和思想上都反複表現出來，並往往帶來嚴重的後果。他還強調並解釋了毛在發動群眾的過程中依靠弱者而不是強者的意圖——即想求得最大效率的進步並盡可能地減少因小的過失而造成的危害。在後來的年代裏，這個意圖被推而廣之，通過諸如增加對最貧窮的地區的投資和把熟練的技工人員從較先進的地區輸送到較落後的地區去的方式，把經濟活動也包括了進來。這些做法，包含有許多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方麵的目的，例如創立一種使人們抱著最小的企望來應付生活的迅速變化的模式，通過地方上的自給自足減少他們因穀物歉收而向中央儲備的支取，並減少兩極分化的機會。不過，因為依靠弱者不能產生最快的經濟收益(同量的投資在生產力較高的地區將可以帶來經濟的更快增長，雖然消費水平也可能會出現不同的層次和兩極分化)，這種途徑受到西方學者和經濟學家的廣泛批評，並遭到中國政府和黨的現領導人的反對。
沃邁克對毛為革命時期的“過火行為”的辯護，做了有益的詳盡的分析。這個問題最早出現在1927年毛分析湖南農民運動時，後來在合作化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反複發生。沃邁克論證了毛是如何麵對來自黨內的批評，被迫為他的關於“過火行為”的必然性的分析作辯護——即說“過火行為”是革命本身固有的；它往往被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和反對革命的人加以誇大；而最重要的是，這些對“過火行為”的批評通常都反映了黨內存在的較深刻的分歧。在當時情況下，這種批評反映的分歧是：是把鄉村鬥爭作為革命的中心問題(毛的立場)還是把維持國共合作和團結北伐力量作為革命的中心問題(陳獨秀及大多數中央委員的立場)。深入理解早先的這些問題，對於那些想分析毛後來的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以及與它們相關聯的許多“過火行為”的人來說，將是十分重要的。
革命的領導
沃邁克還接觸到了另外一個在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上有爭議的、任何革命組織都必須加以全麵解決的問題，即在革命中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問題。在論述這個問題時，他指出了毛堅持列寧關於黨是先鋒隊的觀點同毛自己淩駕於黨之上以保證黨為群眾服務的觀點之間的矛盾。
沃邁克追溯了毛的早期領導觀的演變，由信奉自發性到傾向於通過負有宣傳教育使命的領導集團來組織群眾起義，再到後來較多地接受了列寧的觀念，即認為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的長期性，要求有一個建立在對社會的精辟分析基礎之上的致力於這一鬥爭的領導。
在論述毛試圖消除群眾性動員和列寧式的黨之間的衝突時，沃邁克清楚而正確地指出毛麵臨著的兩個主要矛盾以及處理這些矛盾的方法。一個是對掌握了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上的先進社會知識的生來固有的優越感同毛一直沒有停止過的強調具體調查研究之間的矛盾，毛認為通過調查研究黨才能了解到它所做的是否符合廣大被領導者的現實迫切需要。另一個是黨作為高度集中的組織與它進行的最廣泛的地方性動員的矛盾，這種動員發動本身具有一種對中央集權製的反抗性。毛選擇的用以解決這些矛盾的基本手段就是群眾運動。
沃邁克強調指出：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毛堅持黨必須是一個能最大限地動員和集聚群眾力量並提供正確的政策以促進革命深入發展的組織，而不應當企圖統治或排斥群眾或他們的代表機構。他還涉及另外一個關於毛的領導模式在體製上的矛盾——群眾組織的軟弱，使得它當有一些與黨不同的意見或對黨提出批評時，很難對黨產生影響。
毛處理這些矛盾的方法——群眾運動——也許是他的思想和實踐中最有特色和最有爭議的成分。這不僅使他區別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而且也使他不同於世界上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
沃邁克指出，要理解毛為什麼強調群眾運動，關鍵在於認識他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統為一體的觀點和群眾運動能根本性地改變鄉村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同階層的政治結構的觀點。
不過，自從毛死後，他的這兩個論點——把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混合成一體和人為地改變政治結構——一直在中國受到強烈的批評和極大的反對。這兩個論點曾構成了他的支持群眾運動的教條。理論上，黨批評把政治與經濟歸於一體是一種“封建的”做法。組織上，黨批評了那種引導人們不斷走向分裂的做法。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裏，毛身後的領導人很清楚地表明，他們寧願通過強調和鼓勵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專業技術人員和實業家的共同努力來維持(如果不是加強的話)“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結構模式，以盡可能迅速地使經濟現代化。
從20年代和3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
沃邁克的書大體上達到了按照當時的環境條件來評價毛的早期政治思想的目的，從而告誡讀者不要根據毛早期的思想發展來一般化地推論他後期的思想和實踐而不認真分析後來變化了的條件。與此同時，沃邁克的書為讀者分析後來毛的某些做法，提供了重要的出發點。了解毛早期欣賞並傾向於黨的中央組織壓製下級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的意見和批評，將有助於理解他晚年為了支持關鍵性的政策而使自己淩駕於黨的領導之上的傾向。1955年7月他就是這樣做的，通過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他戰勝了中央委員會多數人對他的合作化政策的反對。“文化大革命”中他再一次通過動員人口中的大多數而操縱了中央領導機構(至少是臨時性的)。另一方麵，沃邁克的書也強調了毛的早期實踐與晚年實踐的某些差異。他指出，毛(早先)在批評政府和黨內的一些領導脫離群眾的不良現象時，他沒有把這些行為歸屬於階級敵人，如他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他早期的觀點是如何演變為後來發生的那些情況，這超出了沃邁克的書及這篇評論的範圍，雖然沃邁克在書的結論中寫道：
毛的革命範例的曆史性意義在於，他創立了一種政治的模式去適應中國的環境，並意識到現代西方發生變化的潛在跡象，從而打開了中國現代曆史的難關。這個革命之所以取得成效，是由於它適應於客觀存在著的那些條件，但它又成功地改變了那些條件從而也就使自己的這種適應性受到了限製……中國對卡爾·馬克思的重新發現
莫裏斯·J·梅斯納卡爾·馬克思是由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發現的。當時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作為他們對西方的無政府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的興趣的副產品，絕大部分是通過日本和法國的渠道而得到的。馬克思的理論在一些早期的革命知識分子中，確實引起了知識上的好奇心。但對那時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它並沒有產生思想上的或政治上的共鳴，缺乏號召力的理由是很明顯的。正統的和列寧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告誡人們，社會主義是以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為其先決條件的，亦即要有大規模的工業和龐大而又成熟的無產階級隊伍。因而，它使自己成為一個向西方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宣講的教條，而沒有激發處於前資本主義時期和以農業為主的那些地方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要求，或者更確切些說，向他們所提供的不過是令人沮喪的政治啟示，即除了等待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外，別無他事可做。直到“五四”運動、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和列寧(以及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在這三重影響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才接受了這個理論。
在許多方麵，這種接受是相當膚淺的——而且好幾十年裏都仍舊如此。其原因更多的是政治的而非知識的。俄國和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投身於政治鬥爭以前，一般都花了許多年埋頭閱讀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與此不同，中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們，他們生活在一個這樣的國家，這裏缺乏馬克思所處的那種民主社會的理性傳統，並且他們立刻便卷入了無疑是20世紀規模最大的、激烈而殘酷的革命鬥爭。那些在長達四分之一多世紀的漫長革命考驗中幸存下來的人(大多數未能幸存下來)，很少有時間，甚至沒有閑暇去研究和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遺產。這不奇怪，在革命年代裏，中國共產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並沒有激發起它的奉行者們的創造力。這同他們的政治需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政治鬥爭的要求，無疑成為了一個反常現象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比之於國民黨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胡漢民的著作，常常顯得更缺乏學術上和理論上的深度(由於拋棄了階級鬥爭的理論，至少認為它在中國是不適用的，這使得胡漢民和另外一些非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的可信程度，大可懷疑——雖然這種拋棄恰好使胡有工夫去學到一些比較高深的理論)。
在1949年以後的一些年裏，中國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理論水平沒有顯著的提高，盡管著作量有了極大的增加。如果現在有更多的時間和更多的理論家去研究那指導革命的學說，去研究和考察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是如何出於把毛澤東思想列為官方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而受到壓抑，那將是有益的。這種官方的正統學說，要求解釋上保持與馬克思主義的一致性，北京規定出相當狹窄的研究範圍和問題，而且僅限於研究數目相當少的一些由首都的意識形態特權人物正式批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或者說部分著作)。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和學者讀了比這更多的馬克思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書的話，他們所寫的研究文章也很少，而且無法發表。如果說毛澤東本人對創新毛澤東思想是無所拘束的(1957年後他作了一些大膽有趣的創新)，那麼對別人則是另外一回事。總之，1949年以後，不是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在人民共和國裏得到廣泛傳播的時期。通過姚文元的一些論戰性的小冊子，反映出在毛澤東晚年，中國官方馬克思主義的驚人貧乏。這些小冊子被看成是創造性的革新……甚至被西方一些嚴肅的中國觀察家當做是莊重的理論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