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劉義隆將軍胡崇之等率眾二萬援盱眙。燕王譚（拓跋譚）大破之，梟崇之等，斬首萬餘級，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仁（拓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送京師斬之。過定項城，及淮西，大破劉義隆將劉康祖，斬之，並俘虜將軍胡盛之、王羅漢等，傳致行宮。癸未，車駕（拓跋燾）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永昌王仁（拓跋仁）自曆陽至於江西，高涼王那（拓跋那）自山陽至於廣陵，諸軍皆同日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者不可勝數。”
至此，拓跋燾實現了“飲馬長江”的誌願，而劉義隆隻落得“倉皇北顧”。拓跋燾五路遠征軍直達長江北岸，其中，拓跋燾親自率領的北魏主力兵抵瓜步山，與劉宋首都隔江相望，使得南朝大為震動。其他各路也先後到達江淮一帶。但魏軍還不具備渡江滅亡南朝的條件，並且北方人不習慣南方氣候，軍中士卒多染病，魏軍在江邊掠民燒屋後退軍。
不過他在對宋的戰爭中，雖然大勝，但使軍民疲 憊，並且遠征也消耗了較多的財力物力，將士染病，盡管相對於南朝來說，北朝的各項損失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優秀將士在回到北朝之後，重病不起，使得“國人怨恨”。
450年，失敗後的劉宋不僅輸掉了戰爭。也輸掉了苦苦積累的小康盛世。也輸掉了國運。兩個年紀相仿的皇帝終於在最終分出了高下。也為後世北強南弱的曆史趨勢奠定了基矗
拓跋燾滅佛，在北魏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國封建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太延四年，太平真君五年和七年，他三次下詔打擊佛教，要全國各地碎佛像、焚佛經、誅殺僧侶。不負擔賦稅，徭役的僧侶人數膨脹，就會大大減少政府的財政收入；寺、塔、經、像的增多，是社會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這與拓跋燾大力提倡發展生產、節約開支，增加物質財富，保證軍國費用的方針政策相抵觸。在拓跋燾大力提倡“文教”，要以儒學“一齊政化”、“政齊風俗”的情況下，他認為讓“虛誕不經”的“胡人”的佛教廣為流傳，隻會招致“禮義大壞”、“天常大亂”、“王法廢而不行”的惡果。因此，拓跋燾要堅決打擊佛教，是很自然的了。拓跋燾崇儒滅佛，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北魏封建化的進程。不過，由於這是曆史上第一次的滅佛運動，沒有過去的可以借鑒的經驗，所以拓跋燾的北魏政府采取的手段過硬，程度有些過於激進，但是這也給以後的反佛鬥爭以深刻影響和寶貴經驗。
拓跋燾取得北挫柔然，南敗劉宋，消滅中原割據勢力的勝利而統一北方，除憑惜其祖父，父親給創立的基礎外，他自己采取了一係列正確的軍事、經濟、政治措施，更是重要因素。
拓跋燾特別重視軍隊建設。蒙古大草原的遊牧射獵生活，鍛煉了鮮卑人健壯的體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騎射技藝。軍隊，特別是騎兵，是北魏克敵致勝的重要工具。拓跋燾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屢下詔令，申明紀律。他對戰爭中“盡忠竭節”，“蹈鋒履難”的將士，或升官進爵，或賞賜以人口、牲畜及金銀、古玩、繒帛等物質；對違犯軍紀者，則給予嚴懲，雖親貴重臣，也不寬貸。如鮮卑貴族丘堆，明元帝時以軍功封侯，拓跋燾時封公。神元年(428年)，他與司空奚廳奉命率軍退出夏國王之弟赫連定時，當他聽到奚廳兵敗被俘消息，競棄兵而走。拓跋燾下令將臨危脫逃的丘堆斬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辰、內都座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靳於都南”。尚書令劉潔，因矯詔改易討伐柔然諸將的會期，致“柔然遠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賄等罪，拓跋燾下令“夷其三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風公元處真等八將，在鎮壓吳蓋起義的戰爭中，“盜沒軍資，所在擄掠，贓各千萬，井斬之”。
拓跋燾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韻賞罰之權，整肅了軍紀。另外，拓跋燾本人，在戰爭中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的英勇精神，對激勵將士奮勇殺敵，保證戰鬥勝利也起了積極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拓跋燾親率三萬輕騎，突擊夏國都城統萬。他與將士一道，頂著風沙，強忍饑渴，和夏軍惡戰於統萬城外。他曾因馬蹶而墜地，上馬後仍繼續戰鬥，速殺夏將十餘人。後又“身中流矢”，但他仍然“奮擊不甌。由於拓跋燾領導的軍隊紀律嚴明，在戰鬥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
拓跋燾賞罰分明，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拓跋燾成年後，頗識事體，生活十分清儉，討厭奢華。儉樸耐苦，而賞賜功臣絕無吝惜。
他常從卒伍中選拔將才，用其所長。治軍嚴格，賞不遺賤，罰不避貴，但誅戮過多。
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燾采納高允“廣田積穀”的建議漢，下令“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他采納古弼建議，削減上穀苑囿之半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監國，推行有牛和無牛人戶換工種田做法，“墾田大為增辟”。農業隨著耕田數量擴大而大大增產。始光三年(426年)，拓跋燾詔罷眾多的雜營戶隸屬郡縣，增加了納稅人戶。另外，拓跋燾屢下“宜寬租賦，與民休息”的詔令。他還獎勵“勸農平賦”的守宰，嚴懲貪官汙吏。以上做法，減輕了人民負擔，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北魏前期，畜牧業在社會經濟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財富和戰馬的主要來源。畜牧業形勢好壞，不僅關係到財政形勢，並將直接影響到以騎兵為主力的軍隊的素質。因此，拓跋燾對畜牧業的發展是十分重視的。神二年(429年)打敗柔然、高車之後，拓跋燾“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至五原、陰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貢賦。……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其氈皮為之價賤。”神中，“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這些記載，反映了拓跋燾對畜牧業的重視，及當時畜牧業的繁榮狀況。
拓跋燾把節約開支，減少浪費也當作保證軍國讚用的重要措施。史載他“性清儉率素，服禦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不兼彩”。凡“賞賜，皆是死事勳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橫有所及。”拓跋燾反對更竣京城，修飾宮殿，反對佛教，嚴懲貪官汙吏，常常是從愛惜民力、物力著眼的。拓跋燾的一係列節約開支作法，無疑對保證軍國用費，減輕人民負擔起了積極作用。
拓跋燾在執政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要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過宣揚禮、樂、法度來化民。他在神四年(431年)取得敗柔然，降高車、滅夏圖的軍事勝利後，就提出安“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確實是重視起來了。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學，大量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學說統治人民的思想，利用漢族知識分子的知識和經驗治國安邦。
拓跋燾即位後，雄心勃勃，南征北戰，主要是通過戰爭手段來解決對立政權間的矛盾。但拓跋燾不是一個魯莽的武夫，而是—個善於審時度勢的有策略思想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在采取戰爭手段的同時，根據形勢，也力爭通過通使、貢賜、聯姻，緩和與敵對政權間的矛盾，建立友好關係。拓跋燾統治的30年間，北魏和柔然、劉宋、夏，北燕、北涼，互通使節，相互貢賜財物的事實不勝枚舉。相互聯姻，也不乏其例。如神元年(428年)，拓跋燾把俘虜的夏國主赫連昌迎至首都平城，不僅供奉豐厚，封爵為王，並以其妹始平公主妻之。在此之前，拓跋燾已納夏主昌的三個妹妹為貴圮，並立其一妹為皇後。延和二年(433年)，拓跋燾派使臣冊封北涼主沮渠牧鍵為王，並以妹武威公主妻之，納北涼主之妹為昭儀。延和三年，拓跋燾以海西公主嫁柔然汗吳提，並納其妹為夫人。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燾率軍伐宋，直抵瓜步。在勝利形勢下，他主動遣使求和、請婚。他以其孫示宋使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緣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複南顧。”表示了他要通過聯姻，建立友好關係的願望。當然拓跋燾采用聯姻、通使、貢賜等手段的動機，並不是很純正的。但在戰亂年代，即使是短期的和平，對恢複社會生產，減輕人民痛苦都是有好處的。拓跋燾為了完成統一大業，能有效地使用戰爭和和平手段，足見他是拓跋燾對經濟，思想文化建設也很重視。他說：“財者，軍國之本”。他懂得物質財富是關係到戰爭勝負，政權存亡的大事。《魏書》記載：“世祖繼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據其統治區民族眾多，生產方式不一等情況，堅持實行不改變各族人民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政策。既重視漢族人民農業生產，也重視少數民族的畜牧射獵習慣。通過發展農牧業生產，征收人民租調，接受各族朝貢和通過戰爭掠奪等手段來增加物質財富，保證軍國費用。”
丞相知道皇上是一個有抱負的君王，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了。“但是，皇上，您雖然肯重用東道巡查使、大都府府尹張靜，也不要對他太過於疏忽了。以免被他把持軍權對抗朝廷啊！”皇帝說：“愛卿說的是，漢人絕對不可重用，等東道巡查使、大都府府尹張靜剿滅了山賊，朕就讓他歸隱，如果他戰敗了，朕就治他的罪。”丞相默默而退。皇帝歎口氣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