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4年，李元昊改年號為廣運，後知此為晉朝年號，遂又改為大慶。同年五月，又升首都興州為興慶府在城內大興土木，擴建宮城，廣營殿宇。興慶府的布局，仿照唐都長安、宋都東京。李元昊還依照中原王朝的禮儀，設立文武百官，在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機構為：中書盛樞密院、三司、禦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司、磨勘司、文思院、蕃字院、漢字院等。地方分別設州、縣。對文武百官的服飾和官民服飾分別做了嚴格的規定。這些措施，進一步推進黨項社會內部日益增長的封建關係，同時也適應廣大新占領漢族地區的封建同誌的需要。
作為一個軍事統帥，元昊深知他占有包括河西走廊在內的廣大地區後，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及嚴格的兵製，對內統治和對外防禦都將失去保證。為此，在原有軍事組織的基礎上，隨著黨項國家的形成和疆域的擴大，元昊進而將十二個部落武裝改變為十二個軍事行政區，分別在各駐地置十二監軍司，諸軍兵總計五十萬。每一監軍司設都統軍、副統軍和監軍使各一員，由貴戚豪右充任；下設指揮使、教練使、左右伺禁官等數十員，黨項人，漢人都可以充任。除步兵外，常 備軍性質的還有騎兵、炮兵、“擒生軍”、侍衛軍等。炮兵使用一種類似《三國演義》中的旋風炮發射石塊的兵器。“擒生軍”是擔任後勤或警衛部隊的總稱，由十萬人組成。又有二萬五千精兵駐紮在首都近畿擔任衛戍，給他們配備服役的副兵達七萬人。還有從出身豪族而擅長弓馬技術的士兵中挑選出來的五千侍衛親軍，由元昊親自掌握。近畿衛戍或宮廷值宿一般都佩戴由國家保衛部門頒發的“防守侍命”或“內宿侍命”西夏文銅牌作為標誌。
元昊大慶三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這一天，在興慶府的南郊，祭壇高築。元昊在親信大臣野利仁榮、揚守素等人的擁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國號稱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是年元昊三十四歲。
李元昊建國稱帝，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以西夏社會經濟的發展為物質基礎，而西夏社會經濟之所以取得了較為迅速的發展，在短時間裏完成了向封建製的轉化，有是和李元昊致力於加強同中原地區的經濟聯係，吸收中原先進的經濟體製，改變西夏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分不開的。夏國的中心地帶，處於黃河上遊兩岸富庶的銀川平原。“天下黃河富寧夏”是曆史上對這個地區的榮稱。元昊建國後，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礎上，又修築了由青銅峽至今平羅縣境長達200餘裏的水利工程，後人稱之為“昊王渠”或“李王渠”，溝渠遺跡，至今仍存。“昊王渠”等的修築，使首都興慶府周圍成為夏國主要的糧食生產基地之一，元昊還在國家機構中設置“農田司”以管理農業。黨項族曆來以畜牧業為其經濟基礎，在元昊攻占了自古既有“畜牧甲天下”的河西走廊甘、涼地區後，畜牧業經濟的發展基礎更為雄厚。著名的“黨項馬”及其他牲畜和畜產品是黨項族與漢族地區進行貿易交換的主要商品。頻繁的戰爭，大量消耗和損失牲畜，沒有畜牧業的發展也難以維持。正因為畜牧業在黨項族社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元昊十分重視，為了使本民族的傳統經濟繼續得到發展，建國後設立了專官全國畜牧業的群牧司。
元昊不僅是一個十分有頭腦的政治家，還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家。作戰時，多針對客觀情況指定戰術，，為了爭取作戰的勝利，元昊不惜采用種種手段，調動各種力量，用謀略取勝。每戰或誘降，或詐降，或行間，或偷襲，或設伏。天授禮法延祚三年（1040年）正月，元昊派牙校賀真等率部向宋金明寨部都監李士彬詐降，又令將士與士彬相遇時不戰而退，稱士彬為“鐵壁相公”，說“我等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以次使李士彬越加驕傲，鬆懈防務。然後李元昊用突襲戰術圍攻金明寨，原來詐降的黨項士卒為之內應，一夜之間就攻破寨城，俘虜李士彬。接著元昊進圍延州宋朝駐延州的長官範雍十分驚慌，立即牒令駐守慶州的劉平和石元孫率軍赴援。劉、石二人帶領人馬趕到延川、宜川、洛水三河的彙合處三川口時，已經人困馬乏。西夏兵按照元昊的部署，在此設伏以待，從山地四出合擊，將宋軍萬餘人消滅殆盡，劉平和石元孫被俘。三川口之戰是西夏建國後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充分顯示了元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西夏軍事力量的強大。
宋軍三川口失利後，元昊針對宋軍的進剿計劃，指揮夏軍誘敵深入，又一次重創宋軍，這就是有名的好水川戰役。好水川，在今寧夏隆德縣城北十五裏，兩邊山穀環抱，隻有一徑可通，正是兵家設伏之處。天授禮法延祚四年（1041年）二月，元昊又一次向宋發動進攻。元昊了解宋軍將領任福求勝心切，設下引蛇出洞之計。先派小股部隊入寇，遇任福大軍後既佯裝敗北，倉皇撤退。任福不知是計，即拋掉淄重，率數千輕騎追擊，沿途夏軍遺棄了不少馬匹、駱駝，宋軍見狀更是群追不舍。進入好水川口後，宋軍發現路上擺著不少封閉的泥盒子，用手一拍，裏麵有躍動之聲。任福命令士卒將盒砸開，裝在裏麵的鴿子受驚騰起，直飛穀頂，這正是宋軍進入埋伏的信號。夏軍得到信號，十萬人馬一起從山頭出擊，將宋軍壓在穀地。李元昊在山頭以二丈多長的鮑老旗作為指揮的標誌。宋軍向西旗指向西，宋軍向東旗指向東，任宋軍左衝右突，終不得脫險，此戰宋軍死傷慘重，損失將校十餘員，任福亦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