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健忍收到我的斥責，顯得無辜又無奈，也很尷尬，大島茂及時扯開了話頭，追問什麼時候喝我的喜酒，才把我和倉健忍從尷尬的氣氛中解救出來，那頓酒總算勉強喝到了底。
第二天上班，郭雅娜照例給我燒好開水，沏好茶，這個女人，算來跟我已經將近十年了，從來沒有做過出格的事情，盡管和我弟弟過往從密，我也曾經擔心他們倆玩婚外戀，事後證實，他們關係親密，但是並不屬於通常意義上的男女關係，卻也不是模糊了性別界限的哥們，至於他們到底應該歸類於什麼關係，我懶得研究，反正我弟媳婦來了，這個研究項目應該由她承擔。
讓我驚訝又放心的是，我弟媳婦和郭雅娜的關係也處得挺好，兩個人上班的時候，如果有閑暇，便會頭砥頭的在一起竊竊私語，樣子很親密，典型的閨蜜。我有時候挺羨慕我弟弟，這家夥在這方麵比我有本事，如果我有他那個本事，前妻劉老三會不會也跟至美成為朋友，而不是把至美當成了仇敵，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當成了跟我分手的借口。
郭雅娜把熱茶恭恭敬敬地放到了我麵前的桌上，學著日本人的樣子，鞠躬後轉身離去，我叫住了她：“小郭！”
她回過身來，怔怔地看我：“社長有什麼吩咐？”
我問她：“你對社裏的日本職員有什麼看法？”
郭雅娜對我這突兀的問題有些懵，想了想才說：“沒什麼看法，跟我們也沒什麼區別。”
我抑製住了把倉健忍對她的議論轉告給她的衝動，我是社長，在下屬麵前撥弄是非不合身份，況且，不管怎麼說，倉健忍在我麵前說的那些話也許真的是出於對我，還有公司的關切，我一個大男人，在他們之間撥弄是非，顯得無聊、卑劣。
我說：“現在，我們公司日籍員工越來越多了，你別多想，該怎麼幹就怎麼幹，要是倉健忍他們敢欺負你，你直接來找我。”
我這話明顯的是給她撐腰，我的偏見存在於心底：日本職員肯定會欺負中國職員，我卻忘了，我自己已經加入日籍，日本已經敞開胸懷接納了我。
郭雅娜愣怔片刻，那僅僅是個瞬間，不注意是發現不了她的反應的，然後坦然一笑：“謝謝社長，沒什麼啦，我們除了工作也沒有什麼接觸，再說了，也不在同一個部門，沒有什麼衝突。”
郭雅娜走了，我弟媳婦卻來了，她一屁股坐到了我的對麵：“哥，你發大財了，還沒請我們慶祝呢。”
她一直負責對外公關，在我們公司是兼職，她還在讀日語學校，馬上就要畢業了。平時並不常到公司來，有事直接去辦，沒事就學習、幹家務。我估計我那棟樓倒了個好價錢的事肯定是我弟弟給她嘮叨的。
我說：“一家人分那麼清幹嗎？不發財也能請你們，你們什麼時候想吃好的，又舍不得花錢，就來找我。”
弟媳婦咯咯笑了：“行，有個你這句話我就滿足了，請不請都無所謂了。”
我相信，她絕對不是沒事跑到我這兒瞎聊天的人，中國人到了日本，好像就都改了性子。在國內的時候那份閑散、懶惰，到了日本馬上沒影了，整天四處奔波忙得腳打後腦勺，就像屁股後麵有狼攆著。依我的體會，到了日本，身後確實時時刻刻都有一隻狼在攆，這隻狼就是生存危機感，就是社會提供的向上提升的公平機會，就是四周日本人忙碌苦幹的群體行為造成的無形壓力。我弟媳婦到了日本以後，也變了一個人，學習、打工、做家務，整天忙得要死要活，卻沒了在國內的時候那種小姐架子丫鬟命造成的憤憤不平和怨天尤人。
今天，她在百忙之中，扔下大大小小的事情跑到我這兒，肯定有事。
我問她：“找我有什麼事？”
她說：“沒事我就不能來了？”
我說：“當然能來，別人不能來，誰敢不讓你來。不過，我猜你還是有事，沒事你哪能舍得把時間浪費到我這個大伯哥身上。”
她嘻嘻一笑，話題卻非常嚴肅：“福民小牛不能用了，讓他回去算了。”
我愣了，福民小牛是雜技團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我親自從國內辦過來的。他是雜技科班，擅長的是高空表演，他表演的軟鋼絲、高空旋轉曾經獲得過莫斯科青年雜技大賽金獎、蒙特卡洛國際雜技節銀獎。當初把他弄到日本來表演雜技，我還著實費了一番力，這樣的演員一般都是團裏的招牌，他們的雜技團當然不願意放他。為了要他，我承諾到了日本就給他辦理永久居留，如果他自己願意，還可以辦入籍。同時，我費盡口舌給他們領導和上級主管部門講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意義、在日本普及中國雜技藝術對中國雜技真正走向國際掙大錢的價值等等這些大道理，都快把我的嘴磨出繭子了。後來還是王參讚出麵，通過國內的文化部門做了工作，福民小牛的單位才放了他。
在雜技團，福民小牛不但是台柱子，也是演出節目的編排者、組織者。他的身份是雜技團團長，享受公司課長的待遇，月薪二十五萬日元，此外還有演出補貼，平均每個月能拿到四十萬日元左右。我很喜歡這個孩子，他的日本名字福民小牛就是我給他辦永居的時候起的。現在，我弟媳婦提出讓福民小牛回國，不用他了，這讓我大為訝異，我很難想象，那個一說話就咧嘴笑，跟演員相處極為融洽的福民小牛怎麼會得罪了我這位弟媳婦？
“怎麼了？為什麼？”我問她。
弟媳婦說：“那個人不可靠，再這麼弄下去，雜技團就成他的了。”
她這麼一說，我反倒放心了，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弟弟作為副社長，分管雜技團，福民小牛雖然是團長，也得聽我弟弟的。再說了，日本是一個法製社會，雜技團登記的社團主管是我們福民株式會社，鬧獨立，政府機構那一關就過不去。還有，忠於團體、忠於企業的觀念深植於日本人的心裏，如果福民小牛帶著雜技團背叛公司，最終傷害的還是他們自己，會受到社會的譴責。
“你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不是你老公主管雜技團麼？他自己怎麼不來找我？”
“你弟弟那個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厚道人，大大咧咧的，根本就不了解雜技團的內部情況，人家表麵上把他當社長一樣看待，他就真的以為自己是社長了，人說啥是啥，當不得事情。”
這一點我倒是認同，我弟弟自小到大，蔭庇在我爸爸和我的羽翼之下，缺乏主見，也沒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多少有些少爺、玩主的習氣。讓他分管雜技團，主要還是考慮他長期從事京劇表演，又有武生的功底，稍加用心，具體事情又有福民小牛跑腿，搞好雜技團應該沒有問題。他剛到日本那陣兒，還是比較上心、比較肯幹的。後來生活穩定了，老婆孩子也來了，就故態複萌，鬆鬆垮垮，對工作也不再上心。現在問題出來了，但是，問題到底出在誰身上，還需要進一步的了解。
“哥，你再不把雜技團抓到手裏，不把那個福民小牛弄走，雜技團就不姓許，改姓牛了。”弟媳婦臨別的時候，諄諄告誡我。
我找來了福民小牛，假裝了解雜技團最近的情況，讓他談談雜技團最近人員情況。小牛告訴我，雜技團的演員，大都是年輕孩子，沒什麼心眼，除了演出，就是逛街、打遊戲機，盼著多掙點錢帶回家。
“社長，你放心，我們絕對不會給你砸鍋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
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是我給他們講話的時候經常掛在嘴邊的口號，在日本這個注重社會公益的社會裏，雜技團這樣的表演單位，不能光盯在日元上，必要的公益性演出，隻要邀請單位出個路費，我們的原則是一概積極參與，有的時候，還分成兩個小團分別到兩處參演。這樣做，既可以宣傳我們自己，也能得到日本社會正麵觀感，說大道理，對於宣揚中華文化，溝通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有很好的意義，說小道理，也有利於我們進行商業性演出，增加收入。
“副社長經常去你們團不？”
福民小牛顯然對我這個問題沒有準備，愣怔片刻才說：“副社長忙，不太常來，我們主動彙報的時候，他讓我們放手幹，好好幹。”
我笑了，這我相信，符合我弟弟的領導風格，大撒手，現在他已經沒了剛到日本時候的那股幹勁。故態複萌，整天關注於自己的那點事兒：接送孩子上學放學，買菜做飯，閑暇了到公園吼京劇，如果能引來一大群日本群眾圍觀，他就特有成就感。
“不過，”福民小牛想說什麼，卻又猶豫不決，我鼓勵他有話直說，他才說：“副社長的夫人經常到團裏來，讓我們少參加公益性演出，還讓我們把雜技團的收入都交給她。”
“你們交給她沒有？”
“那哪能呢，我們雜技團是公司的，收入不交回公司，那不成了貪汙了。”想了想他又說：“社長，我建議還像以前那樣，收入你直接經手，別讓我們經手了。”
過去，雜技團的收入是我們公司收入的重要來源，後來，業務開展順利，我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組織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團體的組織和接待上，這部分的收入大大高於雜技團。再後來，我倒了一棟樓房，發了財，也就不像剛開始那樣重視雜技團的收入，正躍躍欲試的等待樓市降溫，整天想著再涉足房地產掙大錢，所以就把過去雜技團我親自簽演出合同、親自授演出費等等事情交給了我弟弟，合同由他出麵代表我們公司簽，對方付費自然也經由他交給公司。
他可能也嫌麻煩，索性把這一套都交給了雜技團，具體經手人自然就是團長福民小牛，現在我弟媳婦要求把收入交給她，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她不放心小牛，另一個就是她要吞了這筆收入。以我對她的了解，我寧可相信她的目的是後者。
我叮囑小牛：“你別想那麼多，雜技團的事情你聽兩個人的，一個是我，一個是我弟弟，你還是把那些事情交給我弟弟，我事情太多，顧不過來。”
小牛為難地說：“我給副社長交過，他說他懶得管。”
我說：“他懶得管也得管，不然要他那個副社長幹嗎？你就對他說是我說的。”
這件事情對於我來說到此為止，我已經處置妥當了，我自己的親弟弟有什麼可不信任的？退一萬步說，即使他把雜技團演出的收入裝進私囊，我也不會覺得吃虧，肥水畢竟沒有流進外人田裏。但是，這個話我不能明說，明說了等於鼓勵他作弊學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