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宮本是一個誠實寬厚的人，對日本的劍道、柔道都有很高的造詣。隨他們日本武道協會出去表演，收入開銷一向都是明來明去，不管是公益性表演，還是經營性演出，該我們得的，他一分錢也不會少。由於他們是以日本武道協會的名義出麵展演，相當一部分的展演是公益性的，目的在於傳揚日本武道文化。跟國內的那些協會不同，他們的經費絕大多數來自於向各種各樣的企業、團體化緣，沒有政府預算。那段時間，我和黃大滿掙得雖然不很多，卻也都有了自己的盈餘，我大概又能有幾百萬日元的儲蓄，按照我的消費水平估算，黃大滿至少也應該有幾十萬。我掙得比他多，原因是，我是主演，他是龍套。此外，我兼的工比他多。
然而，我們跟宮本的良好合作卻遇到了無法預見和無法控製的原因，導致不得不終止。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外向型經濟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壓力下，陷入了困境。依靠企業讚助維持的武道協會，在這種大環境大背景下，維持日常的開銷都成了大問題，更不要說開展那些推介傳播日本武道文化的活動了。
宮本專門把我和黃大滿請到了他那兒，感謝我們長期以來跟他們的良好合作，也把他們遇到的困境直言不諱地告訴了我們：“今後，經營性的演出隻好停止了，希望如果有公益性的武術表演，還請二位多多支持，多多關照。”
我馬上答應，我們都明白他的意思，今後如果有公益性的展演，他們不能再支付酬勞了。黃大滿當了宮本的麵也表態支持，說得比我還慷慨激昂：“您放心宮本先生，隻要您有用得著我黃大滿的地方，一聲招呼，我就是扔下日元不掙，也保證風雨無阻，義無反顧。”
過後，黃大滿卻對宮本他們的事情淡了許多，宮本他們沒錢了，卻還簽了一些中長期的公益活動表演合同，這些合同是必須履行的。然而，通知我們參加的時候，黃大滿卻往往借口有事不去。我跟他合作慣了，而且中國武術和日本武道表演在台上的形態各殊，日本的武術家沒辦法像黃大滿那樣跟我配合得天衣無縫，而且他們也各有各的項目，很難在現場抽出精力幫我。
富士雄因為跟我相交的時間長，對我的武功路數也比較熟悉，有兩次，黃大滿不能去，他知道了，就主動跟著我去打下手、跑龍套。不但他去，每次去他還都帶著他的兒子，讓他的兒子跟著我們學。他兒子已經上中學了，那個年齡學武術已經太晚，但是學一些拳法套路還是可以的，尤其是跟我搭幫表演應該沒什麼問題。
“許君，讓龍之跟著你，如果我沒時間，他也可以幫你。”富士雄的話讓我非常感動，所以隻要有空，我就抓緊時間調教龍之，即便他成不了真正的武術高手，起碼能給我當個幫手也好。
就為了幫我，富士雄父子倆還出了一場大糗事。日本人講究誠信，對老師說謊，尤其是家長出麵向老師說謊，對日本人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一次，我受邀參加為日本慈善總會舉行的一次募款表演。黃大滿也許知道這是一次完全沒有收入的公益活動，也許確實有急事要事不能參加，我如果自己去，臨場有一些項目，比方說簡單的對打、硬氣功擊打的磚頭、石塊就沒有人能夠幫我傳遞等等。
我隻好問富士雄能不能幫忙，富士雄那天要去給幾家重要客戶送大米，唯一可以幫我的就是龍之，他的兒子。然而，他兒子卻還要上課，於是富士雄就作出了一個讓很多日本人看作荒謬絕倫的決定：給他兒子寫了請假條，說龍之感冒發燒，請假一天。
於是那天龍之就沒有上學，為我演出打下手。
讓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電視台那天非常積極，對這次慈善演出進行了全程轉播，龍之的老師晚上看了電視，第二天便追問龍之：“你不是感冒發燒不能上學了嗎？怎麼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你？”
龍之尷尬透了，隻好繼續順著他爸爸編造的碴兒撒謊，說他是忍受著感冒和發燒幫助我的，如果他不去，我就沒法表演。後來老師倒也沒有責備他，畢竟他參加的是慈善演出。
宮本一天問我：“許君，你願不願意長期在日本工作？”
我跟他打交道時間長了，相互之間早就超越了見麵鞠好幾個躬的客氣階段，說話也盡可以暢所欲言，當下便回答他：“當然想了，不然到日本幹嗎來了？又不是走親戚。”
宮本說：“如果許君願意，我想幫助您辦理永久居住權，有了永久居住權，許君就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作為留學生，尤其是像我這種打著留學招牌到日本謀生求發展的冒牌留學生，能夠辦永居應該是赴日的主要目的，在觀念上也是到日本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他主動提出來幫忙，我求之不得，卻又有些疑忌，他憑什麼幫我這麼大的忙？
我直接了當的問了出來：“那當然好了，可是，您有什麼條件呢？”
宮本搖頭：“我沒什麼條件，許君為了幫助我們，做了那麼多的沒有酬勞的工作，多謝許君長期的幫助、關照，這是我應該做的。”
我明白了，他是用這種方式來感謝我長期跟他們的友好合作。於我而言，參加他們公益性的表演不拿酬勞，雖然是無償付出，卻也宣傳了我自己，得到了日本社會的認可，有了這一點，我就滿足了。他卻一直為此忐忑不安，似乎欠了我很大的人情。
我在日本已經連續居留八年多了，尚未達到辦理永久居留權的要件，按照當時的規定，辦理用具要連續十年以上的居留時間。現在的問題就是需要以“特殊技能人才”的名目申請。這方麵的申請如果由宮本他們日本武道協會出麵，肯定要比我個人申請然後再個人尋找相關機構認證要好得多。有了在日語學校改簽留學簽證為勞務簽證的經曆，我對由宮本他們辦理永久居留權非常有信心。
回去以後，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黃大滿，黃大滿提出，應該也同時幫他辦了，他也沒有少參加武道協會的活動。我覺得人家幫我辦已經是很大的麵子，如果我在出麵要求也給黃大滿辦，很給人家添麻煩，就搪塞：“你要辦直接找宮本去，轉個彎由我帶話反而不好，你跟他不是也很熟嗎？”
在國外呆久了的人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你的利益隻能靠你自己維護，不要奢望任何人會替你維護你的利益。宮本主動幫助我，應該算是天大的人情了。黃大滿也明白這裏邊的道理，也認準了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第二天就跑去找宮本，要求也幫他一起辦永久居留權。宮本一口答應，並且讓他把我的永居申請書捎了回來。原來，一旦他明確得到了我的答複之後，馬上就出麵到入國管理局拿回了申請書。
“宮本還真的夠意思，我昨天要是找他，今天連我的申請書他就一起拿回來了，明天我親自到入國管理局跑一趟。”黃大滿的情緒也非常好，如果情緒不好，可能就會臭罵宮本一通。
我和黃大滿順利拿到了日本永久居留權，有了永久居留證，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可以放心的把家屬接過來了。在日本這幾年，我老婆追問我最多的問題就是，她們娘倆什麼時候能到日本來。其實，我的留學簽證變更成勞務工作簽證以後，她和兒子就能過來陪住，居留時間與我等同。但是，她們卻不能來，來往的開銷實在太大，我和她都舍不得。而且，她來了之後，不但要租房子，孩子也必須入學讀書，她又沒事情可做，按照我那個時候的經濟基礎，要維持這麼大的生活開銷，的確非常困難。
知道我辦理了永久居留權，我老婆急不可耐要馬上赴日：“你怎麼回事？是不是不想要我們娘倆了？不想要就明說，我立馬到日本跟你辦手續，給你自由。”
我當時把那當成了玩笑話，連忙許諾：“我盡快給你們辦手續，租房子，對了，你房子買了沒有？”
我早早就把買房子的錢給她寄了過去，目的不能說沒有一點私心，想的就是我們自己能買一套房子，她搬過去，給我爸媽騰房子。幾年過去了，她卻一直遲遲沒買，我催辦的時候，她有無數個理由等著我，或者是沒有合適的地點，或者是太忙沒有時間看房，或者是看中了的房子價錢太貴，或者是價錢合適房子不合適。我遠在日本，無法幫助她，也無法管控她，買房子的事情就這樣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耽擱下來，好在，我爸我媽跟她住一起，畢竟比跟老二家住一起關係簡單一些，而且還能幫她帶孩子、做家務，成了名副其實自帶飯票的老保姆，加上總算看著她從小長大的老街坊，心理上也少一份生疏感，所以倒還沒有發生足以驚動我的矛盾糾紛。
聽到我又提起買房子的事情，電話那頭，她得意洋洋地說：“我就沒錯，遲早要去日本，我買房子給誰住？”
我恍然大悟，原來她遲遲不買房子，是打定了主意要到日本來過日子。早知道她有這個想法，我也就沒必要把那辛辛苦苦掙來準備做投資的幾百萬日元彙回去。如果當初不把那幾百萬日元彙回去，也許我就能搭上上個世紀日本經濟瘋狂擴張的班車，現在早就發達起來了。也許我們早就能在東京團圓，也許就不會再持續吃那麼多苦，受那麼多罪了。
想到這些，我心裏不由生氣：“你不買房，把錢趕緊給我寄回來，我辦公司要用錢。”
我老婆回答得很幹脆：“那你得先把我們娘倆辦出去。”
我答應了她，因為，我還指望她能把那幾百萬日元回籠，幫助我注冊開辦一家株式會社。會社的名稱我都想好了：福民企劃株式會社。同時我也知道，辦這樣一家會社，我靠不上任何人，隻能靠我自己。我曾經想著和黃大滿聯營，成立一家有限責任製的公司，但是他卻拒絕了。
我和黃大滿慶祝有了永久居留權的第一個星期天，到船橋屋奢侈一回，牆上的電視正在播放中國節目，說不清什麼單位或者什麼地方的雜技團在國際上獲獎，電視上正在轉播他們的演出錄相。
“老二，想過沒有？我們除了賣藝、走場子、打掃衛生洗盤子以外，還能不能做點別的，更有價值含量，更能掙錢的事情？”
我怦然心動，電視畫麵，黃大滿的話，就如一縷陽光，在我心中劃開了一道裂隙，潑灑進來的是光明和振奮：“我想到了，我們應該在我們自身的技藝以外，徹底跳脫這種完全依靠自身本能一樣的技能，還有體力，依靠出賣技能、體力換取勞動報酬的低級生存方式，我們應該依靠的是大腦，是組織動員能力，還有，我們在日本這麼多年建立起來的人脈網絡關係。”
黃大滿有點迫不及待：“你說具體點，理論不能當飯吃。”
“我們現在有條件了，可以注冊自己的公司，可以組織國內的文化團體到日本來表演，也可以組織日本的文化團體到中國去交流，甚至可以組織日本人到中國旅遊，組織中國人到日本旅遊……”
“切，怎麼說來說去變成旅遊了？旅遊要有政策支持，現在國內還沒有開放日本旅遊，日本也沒有開放中國旅遊團，再說了，我們也不擅長那一套，專業的旅遊公司動動手指頭就能把我們擠扁。”黃大滿打斷了我。
我承認，黃大滿說得很有道理：“誰說我們要辦旅遊了？我們要辦的是文化交流，這就叫文化搭台，旅遊賺錢。”
黃大滿也明白了：“這樣我們就成老板了。”
他沒說錯，永居權也給了我們當老板的權利。
然而，我們麵臨的首要問題卻仍然是資金問題。辦公司、租房子、聘員工等等開銷下來，沒有兩千萬日元撐著，八成不等業務開展起來就得收攤。
我當時征詢黃大滿：“我們要是辦公司，搞那種有限責任的，你能投多少錢？”
黃大滿嘿嘿一笑：“我哪有錢，不論你幹什麼公司，我都當員工，掙個工錢就滿足了。”
我明白，他並不是沒錢投入，他不願意投入，絕對不是錢的問題。不管是什麼問題，開公司辦企業，我都隻能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如果那個時候我老婆沒有買房子的打算，實話實說，把錢給我彙回來，我就可以在日本注冊公司，然後名正言順地辦永居，用不著拖這麼久，也用不著再在這座寮裏和老鼠蟑螂同居一室。
老婆孩子要來了，我開始著手找房子，按照我當時的經濟實力，買房子也不是不可能，起碼首付我能拿得出來，然而，我隻能租房子，我要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無限的事業中去。況且，房子不是我一個人住，是我們一家三口住，買房子的地段、格局、大小等等問題，都不是我一個人能做得了主的。
幾年的辛勞，我們有了可以不再像狗一樣住在破敗簡陋的寮中的經濟基礎。我和黃大滿商議，我要租房子，因為我老婆孩子要來了，問他是一個人繼續住在這兒，還是也換個地方。黃大滿嗬嗬笑，說他早就想換個地方了，一直沒好意思說，怕我舍不得多花錢，也怕我懷疑他不願意跟我合夥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