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們即將從日語學校畢業，畢業以後我們麵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繼續求學還是務工賺錢。這兩個選項都由不得我們自己，從我們的本意上來說，到日本並不是為了求學，而是為了賺錢，為了能給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創造一個相對美好的未來。但是，那個年代的日本，對外國人務工控製非常嚴格，如果拿到了日語學校的畢業證書，而又沒有考入其他學校就讀的話，按照相關規定是不允許就職從事勞務活動的。
跟國內大多數五零後一樣，文化大革命徹底剝奪了我們接受教育的權利，我從小就沒有上過幾年學，學習日語那是沒辦法，要在日本社會裏生存發展，不懂人家的語言就寸步難行。可是，學會日語，能夠純熟的使用日語，隻不過是掌握了語言工具，就如僅僅學會了說話寫字，以這點文化基礎，不要說考入大學，就是考一般的專科學校都是很費勁的事情。
越是接近畢業，同學們越是焦躁，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進入日本留學的所謂留學生中，絕大多數跟我一樣，目的並不是為了深造讀書，而是為了掘金、掙錢，如果有可能，能夠得到日本永居權，那就是最大的成功。畢業對我們意味著什麼，不僅僅是失學、失業，如果不想成為東躲西藏的黑戶口，那就隻能被遣返。
我永遠感激富士雄，如果不是他給我提供了做推拿按摩的場地，幫我招徠了那麼多顧客，我就不可能在日本掘得第一桶金。如果不是他提議我到原宿廣場表演中國武術，我就不可能遇到王參讚，也就不可能參加世界武術交流大會。如果沒有那場世界武術交流大會，我也不可能在還沒有畢業的時候就拿到了日本的就職許可證。
日語學校經常會舉辦一些聯歡活動，增進學生的友情，調劑學生的學習生活。自從我在世界武術交流大會上成了“明星”之後，每遇到這類活動，學校都安排我出場展示中國武術。學校還經常和日本的大專院校搞聯誼活動，目的在於向這些學校推薦生源。從語言學校畢業以後，能夠考進日本高等院校的學生越多，語言學校的成績就越能得到社會的認可，知名度就越高，報名就學的人也就會越多。
在一次和京都工商大學的交流活動上，我表演的中國武術大受讚揚，京都工商大學的校長跑到我跟前找我套近乎，我們語言學校的校長親自當翻譯。我們校長是中國通，一口流利的京腔漢語，說得比我還地道。京都工商大學校長問我願不願意到他們學校就讀，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底細，即使他們手下留情，我恐怕也難以考過。我沒好意思說我的文化底子差，怕考不上，告訴他說我已經三十大幾，奔四的人了，有家有老婆孩子還等著我掙錢養活，如果我去上大學，別的因素不說，經濟上根本就不可能支撐得了。
我們校長對我的情況比較了解，聽到我那麼說，就問我願意在日本長期生活下去，還是想掙一筆錢就回國。我說當然願意長期生活下去。我們語言學校的校長馬上答應我：“那好辦，我們出證明，試著把你的留學簽證改成勞務簽證，那樣你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我們倆用中文說，工商大學的校長問我們倆在說什麼，我們語言學校的校長把我們的對話翻給他聽，工商大學校長哈哈大笑，說中國人就是現實，實際，這樣很好，如果我掙夠錢了，沒有後顧之憂了，他們隨時歡迎我到他們學校就讀。
我暗自苦笑，心想，如果我真的掙夠了錢，沒有後顧之憂了，還用得著讀大學嗎？
那天的聯誼活動非常成功，過去我也就忘了，沒把我們校長說的事當成事，以為他也不過就是在那種場合，隨便說說而已。可是校長接下來做的一切，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教訓：在日本，你萬萬不能把別人對你的許諾，或者你對別人的許諾不當一回事。
我們開始了期末考試前的最後衝刺，這也是我們在語言學校最後的一次期末考試，兩年的語言學習，這次考試之後就算大功告成了，所以我們都在抓緊複習，口語、文字、文化曆史、日本地理等等都是我們考試的內容。距考試還有一周的時間，校長親自來找我，把我從教室叫出去，遞給我一個信封：“許君，變更簽證的手續我基本上給你辦好了，剩下的程序需要你親自到入管局辦理。”
我那一刻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這就是日本，這就是日本人，言必信，行必果，似乎就是他們的行動準則。我自己都沒有當回事，因為我對辦理改簽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據我所知，在所有留學生當中，根本沒有一個人能夠還在語言學校讀書的時候，就已經把留學簽證改簽成了勞務簽證。他卻把自己的一個承諾當成了義務和責任，認真地去辦，並且基本上已經辦好了。不知道該說什麼，就索性不說，我深深朝他鞠躬，僅僅說了兩個最簡單的字：謝謝。
日本入管局全稱是入國管理局，是法務省轄下的專門負責進入日本國以及居留日本國人員身份和資格管理的機構。像我這樣居留期間改變居留資格申請，必須獲得法務大臣的批準。由於管理嚴格，審批程序複雜，留學生在沒有取得語言學校畢業證書之前，基本上不做想望。而校長交給我的申請表上，已經蓋好了法務省大臣的核準印章。變更理由寫的是從事中日文化交流。
現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帶著護照，親自去入管局相應的管理機構，重新核發簽證，把留學簽證變成勞動就業資格簽證，拿到了這個簽證，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從事伴有收入的業務活動或接受報酬的活動”，這是那個年代進入日本國大部分留學生夢寐以求的資格，我卻輕而易舉的就得到了。
辦理入國資格變更許可的過程非常簡單，讓我多少有點沾沾自喜的是，具體工作人員竟然認出來我就是在電視報紙上廣泛報道過的那個“中國武術家”，他告訴我，我是全日本語言學校裏第一個獲得勞務改簽的中國人。當我懷裏揣著蓋有“勞務簽證”的護照，我有了自信，我確信，我在日本的前景一定會像這東京的天空一樣晴朗、光明。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向我的結拜弟兄們報告喜訊，讓我多少有點失落的是，弟兄們一個都不在。公雞和趙剛可能還在學校衝刺，黃大滿早我們幾年到了日本，也早我們幾年拿到了語言學校的畢業證書，考進了一個工商專科學校之後，也擁有了“勞動就業資格證”。勞動就業資格證和勞務簽證護照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必須要上學，每周打工時間有限製。而後者如我的勞務簽證，可以專門就職從業。所以，黃大滿在學校掛了個名，學校的學業早就已經荒廢了。
我到附近街頭的售賣店裏買了一些吃食、啤酒，等著他們回來。我來到露台上，高低起伏的屋宇鋪陳起棱角分明的波濤，遠處的高樓大廈背襯晚霞，活像黑黝黝參差錯落的石碑，東京是一座沒有喧鬧的都市，我從心底裏喜歡它，看著眼前寂靜卻又湧動著無限活力的建築，不由暗暗感慨，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在這環境優良、氣候宜人的國際化大都市裏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個角落。感慨過後，心靈就如荒棄的房屋，破敗、空落，惆悵就像伏兵襲擊了人的情緒，覺得自己也跟這日落時分的天時相仿，灰蒙蒙、沉甸甸地。
公雞和趙剛回來了，我把“在留資格變更許可”拿給他們看，他們表麵上替我高興，我卻感覺到了若有若無、說不清是羨慕還是嫉妒的味道。
我征求他們的意見，是等黃大滿還是我們先吃。他們倆異口同聲：黃大滿誰也說不清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等他回來我們都餓死了，先吃。
於是我就擺開吃食，打開啤酒，既是請客，也是慶祝我身份的改變。他們倆祝我“事業順利、財源滾滾”，我也祝他們早日辦成改簽，拿到就業勞務證。公雞啃著一隻雞腿，搖頭晃腦終於對我那小小的成功表示出了不屑：“要那玩意沒什麼用，最重要的還是拿到永居權，拿到了永居權，想幹啥不成？”
黃大滿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他說他在外麵吃過了，聽到我改簽了在留資格，拿到了勞動就業資格證，他非常驚訝：“看不出來你小子挺有路子，花了多少錢？看樣子日本跟國內也差不多，都有腐敗。”
我告訴他一分錢沒花，是語言學校的校長幫我辦的，他不信：“不可能，無利不起早，人家憑啥替你辦這麼大的事？”
我想用事實告訴他，在日本，確實有很多無利也起早的人，比方說我的朋友富士雄一家，還有這位中國通校長。可是看到他不以為然的樣子，就沒心情跟他辯白了。
我鑽進壁櫥睡下了，黃大滿卻又把我叫了起來：“老二，出來，出來。”
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有重要事情商量，我隻好從壁櫥裏又鑽了出來。他又叫趙剛和公雞：“老三，老四，起來，起來。”
因為我睡在壁櫥裏，他叫我的時候用“出來”，他們睡在榻榻米上，叫他們的時候就用“起來”，這也經常是我們相互取笑的資料。公雞說老大叫老二聽著像老二是藏在洞裏的逃犯。趙剛說老大叫他們，就好像他們是不能勃起的陽物。我們都曾經強烈抗議，要求黃大滿改改，黃大滿嗬嗬笑著說打死也不改。
黃大滿問我們：“你們想沒有想，今後該怎麼辦？就這麼東一榔頭西一棒棰的瞎撈，撈著了就有吃又喝，撈不著就幹瞪眼？”
今後怎麼辦，誰都在想，誰也想不清楚，就像確定了目標要去北京，可是沒錢，光想去不了。弄一個遠大的理想裝在腦子裏並不難，難在實現的過程和途徑。
“我剛才看了，老二的勞務證上從事業務是中日文化交流，你們從裏邊看出什麼道道沒有？”
趙剛和公雞茫然搖頭，不要說他們倆沒看出什麼道道，連我自己也沒有看出來這裏邊有什麼道道。
“這就是說，不論我們做什麼，隻要不是違法犯罪的，都可以用中日文化交流的名頭去做。”
我有些恍然，卻又有些茫然，恍然的是我似乎看到了一條大路，茫然的是我卻不知道這條大路通向何處，而且路上能跑什麼車，又有哪些規則。
“老二，你過去說過，你的理想就是每個月能攢十萬日元，現在理想實現了沒有？”黃大滿問我。
我們雖然結拜了兄弟，相互之間卻從來打聽個人收入狀況，相互之間也從不告訴別人自己的收入情況，在國外，那是個人的絕對隱私。當然，誰在幹嗎，大約摸能掙多少錢，相互之間雖然不過問，心裏卻也都有個大概的底數，黃大滿他們都知道，我在富士雄家裏開了整體所，收入應該不菲，再加上做清潔工，每個月積攢十萬日元的目標早就已經遠遠超越了。
我回答：“應該沒問題。”
黃大滿說：“你的理想實現了，就這樣守著你那個理想混下去啊？我幫你算算，一個月攢十萬日元，一年一百二十萬，按照現在的彙率，大概相當於五六萬人民幣，也就是說，再過十年，你才能積攢下來五十萬人民幣，那麼點錢，在東京這樣的地方還算得上錢嗎？”
那個時候，日元兌人民幣的彙率大概是二十三比一，九十年代初期，發生了日元大升值，達到了現在的十三比一。他這個算法的基礎當然不是我的真正收入水平，那會兒，我的實際收入水平已經能夠達到每個月刨去吃喝拉撒睡交通等等支出，每個月積攢三五十萬日元都有可能。不然，我哪裏能有幾百萬日元彙回北京，讓我老婆買房子。我也不說破，含含糊糊地應答著，等著聽他的主意。
黃大滿命令公雞：“別讓我幹說，還剩下啤酒沒有？”
公雞說還剩下不少，連忙過去把啤酒搬過來，我們誰也不吃虧，每人咬開一瓶，邊喝邊聽黃大滿發表演說。
“我想啊，現在我跟老二都有勞務簽證，也都辦了勞務就業資格證，今後還要辦永居，怎麼才能辦永居？那就得有投資、有企業才行。我們不能給別人打一輩子工，一輩子當工薪階層，你們說對不對？”
我們都連連點頭，到了日本，誰不想辦永居？在我們這些日本留學生的下意識裏，辦了永居就是成功，沒有辦到永居，就是失敗，就等於白來了。
黃大滿說：“我想，第一步我們先要聯合起來，不能像現在這樣單打獨鬥，既然我們是弟兄，就應該有活大家幹，有錢大家賺。第二步，我們要有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比方說，聯合辦個公司，或者合作搞個項目什麼的。第三步，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老二的知名度，就先從中日文化交流開始，我們武術表演不也算是武術交流嗎？”
我馬上明白，他這是又想走老路數，重操舊業，像在國內那樣，組織我們去跑碼頭、賣藝。那條路在國內都走不通，在日本能不能走得通，我懷疑。但是，懷疑我也不能說出來，我說出來，難免讓他們錯覺我是不願意跟他們一起“有活大家幹，有錢大家賺。”
我還不能沉默，沉默在外交上可以理解為默許，在我們這兒就可以理解為不滿。我學習日本人，用委婉和曖昧來表達我的見解：“我覺得大哥說得很有道理，的確是這樣，我們的理想不能局限於掙錢攢錢，當我們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能夠生存下去的時候，就應該有新的更加遠大的目標和理想，比方說，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我們的貢獻，用國內的話說，就是爭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
公雞卻首先表態他不願意：“我覺得大哥的願望是好的，可是真正實行起來恐怕比較困難。首先，到哪演？找誰聯係演出？總不能滿大街撂地攤收錢，那不成了街頭藝人了？就算我們拉下臉撂地攤，警察能讓嗎？其次，怎麼收錢？建賬、分賬、辦稅，是不是還得再聘個會計出納？這是在日本，可不是在中國，想稀裏糊塗掙錢不繳稅恐怕不行。還有，掙來的錢按照什麼比例分？二哥拿大頭那是肯定的，我也沒意見，別的呢？我們仨，怎麼分？第三，三哥，你會什麼武功？”
趙剛說：“我可不會武功，你說你的意見，別把我拉扯進來。”
公雞便繼續往下說：“我和趙剛都不會武功，大哥二哥能上場表演，我們倆幹啥？就跑龍套當擺設？我想來想去，肯定不成。”
黃大滿說：“什麼事情都要先幹起來，啥都沒幹呢，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啥也別幹，老老實實穩穩當當在家呆著，看誰能給你送錢來。”
趙剛性格比較隨和，也沒有什麼主見，聽黃大滿這麼說，就又隨了黃大滿：“大哥說得有道理，要不我們先試試看？實在不行再找別的路麼。”
公雞的態度也軟化了：“試試看倒不是不行，我看大哥說得這個路子屬於缸沿上跑馬，懸！就怕忙乎半天白搭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