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詩》從1986年初版第一次印刷以來，轉眼已20多年了。人上了年紀，幾乎將它忘了，不想，近日一些香港選詩的是非，竟然也把它扯上了。
編選作品，主要是選什麼和怎麼認識作家的問題：一個作家的作品，最終所要取得的，是讀者的共鳴，是要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而不是圈內人的認同，盡管後者是非常的現實，是凡人難以擺脫的現實中太現實的困擾。被後人尊為“詩聖”的杜甫，其詩的價值，也是在他身後才被公認的。由此，對於文壇某些不公，有什麼想不開的？《全唐詩》有一首《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全詩僅20字，已是傳世名作。隻留下僅此一首的作者，雖署有“金昌緒”三字，輯詩時以及後人，對他已一無所知，等同“佚名”。顧名思義，《全唐詩》之書名，本該將唐代近三百年（618-896）自高祖李淵到昭宗李曄所出現的詩作完全囊括進去，但絕不可能，它也是經過選編的。編《全唐詩》這樣一項浩大的工程，動用的人力物力，難計其數，究竟哪位伯樂看上它，且能選定進入《全唐詩》？迄今也無法查對。清代乾隆年間編選的《唐詩三百首》，對編者“蘅塘退士”之姓名，朱自清先生說迄今“還不能考出，印證”得出來。該書的題辭稱：“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朱自清稱“所謂‘尤要者’大概著眼在陶冶性情上。至於以明白易解的為主，是‘家塾課本’的當然，無須特別提及。”為此，李商隱有些難解的，或日“晦澀”的，從某個角度看，也是很能代表他的藝術個性的作品並未選入，卻選了他取材與著筆另有匠心的《韓碑》等，同時，也留有既與他整體詩風銜接，也“明白易解”，卻深含人生哲理的《登樂遊原》之“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這樣膾炙人口的名句。對於深情綿邈於商隱詩者，看選本中並不在商隱之上的詩家卻比商隱選得多的，心裏也會有想法。像李白這樣穿透了千年時空的詩人，為他的詩說再多的好話也不為過，可他的《靜夜思》恐怕還算不上他最好的詩之代表作。可它符合選家所取的“明白易解”而入選，隨選本的“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靜夜思》也是李白流傳最廣，最深入人心的一首詩。至於新詩的選本，聞一多編選的《現代詩鈔》，其中有個問題，是老一輩的文化人幾十年來常猜揣的一個謎，那就是《詩鈔》中未選臧克家半首詩。按說，臧先生自印的處女集《烙印》是非請聞先生作序不可，序中說：“由克家自己看來，我是最能懂他的詩了。”並且讚賞了臧先生的《生活》和作者本人的生活態度，稱它“有令人不敢褻視的價值”。被聞先生如此評價的詩，選入他編選的《詩鈔》，本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聞先生自道：“不用講，今天的我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我並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詩人。唯其一度寫過詩，所以現在有攬取這項工作（編選《詩鈔》——編注）的熱心，唯其現在不再寫詩了，所以有應付這項工作的冷靜的頭腦而不至於對某種詩所偏愛或偏惡。我是在新詩之中，又在新詩之外，我想我是頗合乎選家的資格的”…
從香港《城市文藝》今年7月18期上，看到大陸知名的港台文學專家古遠清教授一篇《香港新詩史版圖的焦慮》，作者是大陸研究新詩和港台文學的知名專家，20多年來，對有關問題，不時請教，從年齡，我癡長他一大把，作學問，他又是我的師輩。但看到作者對不同選本有所謂“‘南來’或‘本土’立場”之不同而‘暗含有新詩史版圖的割據戰，雖然這‘戰’在香港是冷戰而不是熱戰”的高論，實在是十二萬分的無法苟同（古按：比這還嚴重得多的內情，良沛先生居然不了解）。教授對香港詩壇現狀的看法，似乎是太政治化，又太戰略化了，其戰略的高度也實在太高了。
教授評述了香港所有的新詩選本，對別的選本所提出的問題，其他相關人士遲早會作出回答。但聽了他“為了不讓香港選本的工作被內地詩人所壟斷”之說，極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