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學者研究香港新詩的成果，本土詩人多半采取不看好乃至嘲諷、否定的態度。這也不難理解：一來內地學者收集的資料不全麵，不時出現一些授人以柄的硬傷；二來內地學者對香港詩壇缺乏深入的了解，所取的評價標準也不被香港詩人認同；三是內地學者研究香港文學，不少屬友情演出，缺乏嚴肅的態度。對內地首次出版的以香港命名的新詩選本《香港新詩》，其評價也大致在這個範圍之內，如認為開風氣之先的編選者周良沛焦距沒對準，不少地方屬“隔山打牛性質”，不該選的選了，該選的又選少了。以南來詩人而論，老一輩的徐訏、徐速、力匡缺席，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南來詩人，也隻有黃河浪等三位，代表性嚴重不足。至於本土詩人，遺漏的就更多。為了不讓香港詩選的工作被內地詩人所壟斷，香港詩人下決心自己編一本香港當代詩選。
最先出現的是陳德錦和內地詩人姚學禮編的《香港當代詩選》。名為合編，實為陳德錦初選和提供稿件，另一合作者隻負責編務，因而可以認定這是香港詩壇出現的首部由香港詩人編的當代新詩選集。此書共收詩人92家，每人選三至五首，總計三百多首。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篇幅上看，均大大超過了周良沛本。此書第一個特點是老中青三代詩人均入選，但以選青壯年詩人為主。之所以不讓老一輩詩人獨占鼇頭，是因為編者認為當下香港詩壇主要靠中青年詩人支撐，顫巍巍的老一輩已跟不上資訊時代的潮流，但在與曆史關聯問題上，編者不急於栽種新苗時把老樹連根挖掉，故仍選了舒巷城、何達這類的資深詩人的作品聊備一格。第二個特點是突出藝術價值，兼顧一些曝光率較高的詩作。第三是有一定的包容性，如把在香港生活了十年的餘光中算作香港詩人。第四是鑒於此書是為內地讀者介紹不同風格的香港新詩，因而不設主流與非主流的框架。此書出版後，秀實曾撰文肯定，但也有人認為選得過寬過多，不夠精粹。
能否為讀者提供一個真實地反映香港新詩的曆史文本，會直接影響到讀者、詩人鑒往知來的曆史感知能力。一部隻限於圈內文朋詩友的選本，會造成人們對新詩史的誤讀和遮蔽，甚至會對後人的新詩史觀產生嚴重的誤導。為了不產生這種誤導，曾在香港詩壇“凝聚了‘同鄉會’般左右詩壇力量”的一位南來詩人，用編選香港文學大係的眼光和氣魄，在九七回歸前夕編了一套《香港當代文學精品》叢書，共分六卷，其中“詩歌卷”由本土詩人紅葉與南來詩人王心果合編。該書隻用謝冕原有的一篇文章摘錄做前言，這兩位已先後作古的編選者並沒有正式發表他們對香港詩壇的評價和編選標準的說明，但他們將眾多不被本土詩人接納乃至名字陌生的南來詩人，在這部選本中均一一登場。他們透過幾乎將七八十年代南來詩人一網打盡的做法，去建立一個跟本土派完全不同的詩學譜係。正因為該書總主編是到港後長期與本土派交往甚少——“原不信香江水／會泡出江南春”的作家，再加上他們編《詩歌卷》一個重要企圖是建構南來詩人的權力板塊，故有些本土詩人拒絕與他們合作，不願把自己的詩授權給他們搞“雞兔同籠”式的展出。但仍有不少心胸比較開朗的詩人，願意跟他們聯合演出，故該書收了相當一部分本土詩人的作品，由此也可見：所謂本土詩人或南來詩人，其實都可以在“香港詩廚”中和平共處的。
南來詩人沒有自己的評論家，故此書後續的理論建設工作，主要依靠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者，尤其是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和潘亞暾、汪義生合著的《香港文學史》，均讓七八十年代的主要南來詩人與本土詩人共同“出席”這次難得的文學史中盛宴，這便印證了《香港當代文學精品?詩歌卷》不是“自家的演出”，而是“本土”與“南來”共舞的開放表演的“藝術正確性”。
文學史上有作家、評論家、出版家乃至編輯家的稱謂，可獨缺“選家”的位置。其實，“選家”也是百家中的一種。他們所依仗的“選學”，同樣是一門學問。選誰的作品，不選誰的作品，或突出哪一派的作家，冷落哪一派的作品，都有很大的學問，其中反映了“選家”的立場和視角，如《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可謂是旗幟鮮明：隻選從本土出發的作家，“本土”又隻選青年詩人；就是青年詩人，也隻能局限在十五家。這是因為受了資源的限製，也可能他們壓根兒不想建構文學史而隻想爭取發言位置，肯定自己，更重要的是出版該書係為未出書的青年詩人亮相，這使編選者無法做到兼顧方方麵麵。而在香港新詩史資料整理做出重要貢獻的關夢南、葉輝合編的《香港新詩選讀》，並沒有亮出“從本土出發”的旗號，可其編選標準是地道的“從本土出發”。不過，他們心目中的本土，主要不是從香港出發的本土意識，而是指根植於本土的非外來的土著身份。該書雖然也選了柳木下、馬朗、黃燦然這樣的南來詩人，其實，這正是編選者的聰明之處：說明該書並不排外的“藝術正確性”。隻要我們將此選本與《香港當代文學精品?詩歌卷》加以對照，就可以看出後者所選的幾十位南來詩人在“選讀”中全軍覆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