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殿試朝考的名次均以字為標準，我自量寫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試，仍偕徐君出京。此行往返，均由徐氏請一酒商張湘文氏做伴照料，張君對我很關切，甚可感。
做上虞縣誌局總纂
一八九○年，上虞縣設修誌館，朱黻卿氏為館長，王寄廎氏為編纂，聘我為總纂。我為擬訪事例：以山水、都裏、土產為各鄉取錄之例，以道裏、山、水、祠廟、院塾、先正遺事、忠義、烈女遺事、節烈、書籍、家譜、碑碣等為各裏分錄之例。又為擬誌目，分地篇、吏篇、戶篇、禮篇、刑篇、工篇、學篇、書篇、碑篇、列傳、士女篇、雜篇、文征等篇，大抵本章實齋氏之說而酌為變通，名目既不同舊誌，而說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同事多駭異之，喧傳於館外，引為笑談。我作《罪言》一篇，取萬曆本及嘉慶本上虞舊誌之目與我所擬者作一表，並說明或因或革之故，然彼等攻擊如故，我遂辭職回家。
補應殿試朝考
一八九二年我又往北京，補應殿試朝考。向來殿試卷是專講格式，不重內容的，隻聽說張香濤氏應殿試時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時候也沒有拘格式，而且這兩年中也並沒有習字，仍是隨便一寫，但結果被取為二甲進士。聞為汪柳門先生（諱鳴鑾）所賞識。有一位閱卷大臣，說此卷字不是館閣體。汪說：他是學黃山穀的。於是大家都在卷子後麵圈了一個圈，就放在二甲了（根據清製，補行殿試者，例不得入一甲）。朝考後充庶吉士。是年回紹興。
南下遊曆
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八日出遊，由寧波至上海，又乘長江船往南京、鎮江、揚州及靖江縣，七月到廣州，寓清鹺總局，陳孝蘭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雲先生（溶宣）適在廣雅書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說，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製藝數篇，我亦戲取是年廣東鄉試題《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評，並為征求朱蓉生山長、徐花農學使、吳夢蜚孝廉等各綴一評而印行之，題為《蔡太史擬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為言，廖季平氏在廣雅時，常言諸經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記古製，皆托詞，非實錄，例如禹時代，洪水初平，揚州定是荒地，禹貢乃言貢絲，自是孔子照自身所處時代寫之耳。其他新說，類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關於今古文之證明外，最新之說並不著之書。南海康長素氏（祖貽）聞其說而好之，作《新學偽經考》，時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稱許康氏，說此人不凡雲雲。我於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篋中。
冬，由廣州至潮州，以同年李雪岩君之介紹，寓澄海林君冠生處。李君以說北京話及蘇州話，林君甚誠篤，又有陳君愛南時偕談燕，喜說梁節庵、康長素諸人瑣事。汕頭海關紹興沈雪帆君與其子步洲，招待甚周。
委身教育
甲午聽驚雷
一八九四年）六月間，日本兵侵入朝鮮，京官多激昂。我正與黃鹿泉、王書衡、吳雁廠、胡鍾生諸君為詩鍾之會，亦嚐賦詩與寄憤，但未嚐參加鬆筠庵聯名主戰的宣言。
冷眼觀變法
一八九八年）戊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學讀和文書。是時，康、梁新用事，拜康門者踵相接。孑民與梁卓如君有己醜同年關係，而於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譚複生君。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恥相依附，不往納交。直至民國七年，為對德宣戰問題，在外交後援會演說，始與梁卓如君相識。然八月間，康黨失敗，而孑民即於九月間請假出京，鄉人因以康黨疑之，亦不與辯也。
孑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於教育雲。
紹興中西學堂
那時候，紹興已經有一所中西學堂，是徐君以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籌得公款，辦此學堂。自任督辦（即今所謂校董），而別聘一人任總理（即今所謂校長），我回裏後，被聘為該學堂總理。
我任紹興學堂總理。該學堂學生，依年齡及國學程度，分為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數學及外國語例外）。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君與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第一齋的小學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廳科員沈光烈君，都是那時第三齋的高才生。堂中外國語舊有英、法兩種，任學生選修。我到後，又添了一種日本文。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湄蓴、薛朗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鍾生君。在那時候的紹興，可謂極一時之選。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別。新一點的，篤信進化論，對於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習慣，隨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討論的機會，總是在午餐與晚餐時。因為餐室是一大廳，列許多方桌，每桌教員一人，學生六人，凡不與學生同桌之教員與總理，同坐中間圓桌。隨意談天，總不免涉及政治上、風俗上的問題，所見不同，互相駁辯，新的口眾，舊的往往見詘。此種情形，為眾學生所共聞，舊的引以為辱。而我與新派的教員卻並不想到這一點。
舊派的教員，既有此觀念，不能複忍，乃訴諸督辦。督辦是老輩，當然讚成舊派教員的意見，但又不願公開地幹涉。適《申報》載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諭，彼就送這個上諭來。請總理恭錄而懸諸學堂，我複書痛詆，並辭職，後經多人調停，我允暫留。
嚐試書院改革無果
當我離紹興中西學堂以前，嵊縣官紳聘我為剡山書院院長。照舊例，每月除官課由知縣主持外，舉行師課一次，由院長出《四書》文題、試帖詩題各一，為評定甲乙就算了。院長到院與否，都無關係。我覺得此種辦法，實太無聊，到院後，曾演講數次，說科學的有用，勸院生就性所近，分別考求；但書院經費有限，不能改進，我擔任一年，就辭職了。
那時候，諸暨有麗澤書院，亦聘我為院長，我未能到院，一年後，我力勸改為學校了。
寧紹會館
那時候，留居嘉善縣的寧波、紹興兩府同鄉建立寧紹會館，聘我為館中董事。因為嘉善同嘉興等縣，自太平天國事變以後，本地人經兵與疫的兩次掃除，地曠人稀，農田盡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領地墾荒，紹興人繼之。紹興離嘉善較近，往墾的更多；日久，遂有購數百畝、數千畝的地主，招佃代種，於是關係漸趨複雜。而寧波、紹興的商人，來此地開設錢莊、雜貨鋪的，也與年俱增。又寧波人的習慣，客死者必須歸葬，力不能歸柩時，須有一停柩的地方。寧紹會館的設立，一方麵用以調解地主與佃戶，或農人與農人間的糾紛；一方麵用以改良舊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單君繼香者是我舊日學生，提議請我，經其他發起人讚同，所以有此聘書。但我雖去過好幾次，也不過對於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幫助，沒有多大的貢獻。
當我在嘉善的時候，我見縣衙門的告示，禁止安吉、孝豐人來此養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養蜂（當然是舊式的），常用木桶袋蜂群，分寄於鄰近各縣民居的窗前，給小費，托照料，定期來割蜜，本是兩利的事業，不意嘉善等縣人忽揚言蜂采蜜，於穀有害，稟官禁止，自此遂沿為成例。其實蜂為植物界蟲媒之一種，於果穀是有益的；但積非成是，一時竟無術糾正。
在杭州
我在紹興學堂時，偶往杭州，得識許君秋帆（沅）。許君以丹徒人宦遊杭州。設一方言學社，教授英文，曾至紹興學堂參觀。曾為我等述吳君稚暉在南洋公學訓練學生的成效，我始注意於吳君之為人。
我自離紹興學堂後，曾與童君亦韓同往杭州，籌辦師範學校。是時杭州著名的學堂有二：一為高等學堂，用求是學堂改組的，其程度約如今日的高中。一是養正書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約如今日的初中。養正書塾的教員，如陳介石、林少泉、陳叔通諸君，監學邵伯君，均時相過從。學生中如湯爾和、杜傑峰、馬夷初諸君，均傑出之才。林、陳諸君出一白話報；林君後改號白水，以犀利的白話文著名，實於是時開始練習之。高等學堂所聘的教員，有宋君燕生（恕），博覽，廣交遊，善清談。著有《六齋卑議》，反對洛閩理學，頗多新思想，但慮患特深，特喜作反語，自稱著有十種《鳴冤錄》，如《漢學鳴冤錄》等等，中有一種是《滿洲鳴冤錄》。又嚐為駐防營的桂翰香作詩集序，湯、馬諸君深不以為然。
我與章太炎君相識，亦始於此時。我與童君亦韓自杭州往臨安，為紹興同鄉組織小學校，路過餘杭，訪章君於其家。童君與章君本相識，故為我介紹。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時以提倡排滿之故，自比於明遺老顧亭林、黃梨洲兩先生，因改名為絳（亭林名），而字太炎（取於黃太衝、顧炎武）。是時所發表的是第一版的《訄書》。此書漢人雖讀之感痛快，但畏禍，不敢多為傳布；而杭州駐防金梁，乃購數十部分贈滿人之識字者，說：“漢人已如此，我們還可不振作嗎？”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執教南洋公學
我三十五歲（1901年）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那時候南洋公學還隻有小學、中學的學生；因沈子培監督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擬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將來經濟特科之選。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繼為學監。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願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每月課文一次，也由我評改。四十人中，以邵聞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謝沈（今名無量）、李叔同（今出家號弘一）、黃炎培、項驤、貝壽同諸君為高才生。
我的第二次婚姻
我的元配王夫人之卒，已過了一年，友朋多勸我續娶，並為我介紹相當之女子；我那時提出五條件（一）天足者；（二）識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婦意見不合時，可以解約；（五）夫死後，妻可以再嫁。同鄉的人，對於（一）、（二）兩條，竟不易合格；而對於（四）條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當。有林君為言都昌黃爾軒先生之次女天足，善書畫。黃先生方攜眷屬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詢。我適與童君又往臨安，抵餘杭，薄暮，童君識餘杭革局長葉祖薌君，往投宿。葉君設宴相款，我大醉，葉君諒我真率。晚餐後，葉君導觀大廳中所懸之圖畫，均極精細之工筆畫，款署黃世振，字亦秀勁。葉君說，這是我同鄉黃君爾軒之女，甚孝，嚐刲臂療父疾，工書畫。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葉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後來借葉君之力，我得與黃女士訂婚，己醜己亥月（實為辛醜十一月廿二日），結婚於杭州。
是時，孑民雖治新學，然崇拜孔子之舊習，守之甚篤。與黃女士行婚禮時，不循浙俗掛三星畫軸，而以一紅幛子綴“孔子”兩大宇。又於午後開演說會，雲以代鬧房。
其時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義說進化論，又嚐為三綱五倫辯護，曰：“綱者，目之對，三綱，為治事言之也。國有君主，則君為綱，臣為目；家有戶主，則夫、父為綱，而婦、子為目。此為統一事權起見，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互相待遇之道，則有五倫。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於五倫，亦不合於三綱也。”其時孑民之見解蓋如此。
中國教育會
是時留寓上海之教育家葉浩吾君、蔣觀雲君、鍾憲鬯君等發起一會，名曰中國教育會，舉孑民為會長。
中國教育會成立於一九○二年四月，會址設在上海泥城橋外福源裏21號。中國教育會成立的本意是推動國內教育事業的發展，下設教育、出版、實業三部，但後來多從事政治活動，成為國內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中國教育會的活動主要有：為收容南洋公學退學青年設立愛國學社、愛國女學，並辦有科學儀器館、鏡今書局、《中國白話報》、軍事講習會、同川學堂、女子俱樂部等，另常熟支部辦有塔後小學，同裏支部辦有自治學社。此外，中國教育會還曾假張園組織演說，並經常為《蘇報》撰稿，發起拒法、拒俄運動。一九○三年七月“蘇報案”發生後，中國教育會遭受打擊，於一九○七年停止活動。
愛國女學
一九○二年，我在南洋公學任教員。是時，經蓮三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偕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來，均提倡女學。由我與亡室黃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賢裏寓所開會。到會者，除經、林二氏外，有韋氏增珮、增瑛兩女士，吳彥複先生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陳夢坡先生偕其女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我與林、陳諸先生均有演說。會畢，在裏外空場攝影，吳彥複夫人自窗口望見之而大罵，蓋深不以其二女參與此會為然也。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智由先生設席歡迎，乃請仲玉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到席。蓋其時男子尚不認娶妾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愛國女學，即在此種環境中產生也。是年冬，由蔣智由、黃宗仰兩先生提議，設立女校，我與林、陳、吳三先生並列名發起，設校舍於登賢裏，名曰愛國，而推蔣先生為校長。未幾，蔣先生往日本遊曆，我被推繼任。開辦時，所有學生，即發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來女生。而第一屆學生，多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而退學，故學生甚少。
愛國女學第一次之發展，在愛國學社成立以後，由吳稚暉先生提議，遷校舍於學社左近之泥城橋福源裏，並運動學社諸生，勸其姊妹就學；而學社諸教員，亦兼任女學教課，爾時本校始有振興之氣象。
第二次之發展，則在鍾憲鬯先生長校時期。是時，張竹君女士初自廣州來，力倡婦女經濟獨立之必要，願教以手工。鍾先生因於本校課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設手工傳習所，請張女士及其弟子傳授。由本校學生之宣傳，而內地婦女，紛來學習。其他手工傳習所雖停辦，而愛國女學之聲名，傳播已廣。
第三次之發展，則為蔣竹莊先生長校時期，厘定課程，使適合於中小學教育之程途；訂建校舍，使教室與運動場有相當之設備，從此本校始脫盡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係——我長本校，前後數次，凡革命同誌徐伯蓀、陶煥卿、楊篤生、黃克強諸先生到上海時，我與從弟國親及龔未生同誌等，恒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為招待與接洽之機關。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曆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故事；理化注重炸彈製造等。又高級生周怒濤等，亦秘密加入同盟會。而入於純粹的教育事業之時代。
第四次之發展，則為季融五先生長校時期，遵教育部學製，劃分初級中學、高級中學、體育專科與附屬小學四部；遷至江灣路塵園，由租賃之校舍而進於自建；校產沙田，亦經整理；於是學校之基礎，蓋亦穩固矣。
東瀛之行
在南洋公學時，曾於暑假中往日本遊曆一次，與高君夢旦同船，到東京後，亦同寓一旅館。是時，桐城吳摯甫君（汝綸）新任京師大學堂監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國大儒”稱之，宴會無虛日，蓋吳君任直隸蓮池書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諸生，為日人所素識，且爾時日人正以助中國推行教育自任，對於此惟一國立的大學，自然特別注意了。我本預備逗留一個月，忽逢吳君稚暉被日警逮解出境的案，遂陪吳君回國。
吳君自前幾年遊日一次後，稱日本教育進步，勸親友送子弟赴日留學，自願任監護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從往者頗多。其中年齡長一點、誌氣高一點的，都想學陸軍，吳君率以往使館，請公使介紹；是時中國駐日公使蔡鈞，揣摩政府意誌，不輕送漢人受軍事教育。見吳君所率諸生意氣頗激昂，愈不敢轉請於政府，托詞拒絕，屢去屢拒。最後一次，吳君與諸生留使館不歸，必待公使允許始離館。使館招日本警役入館，拘留吳君於警署，遣散學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學生開會，商營救吳君及責問公使的辦法。我與高君亦共商吳摯甫君，請營救吳君。後探知日方將遞解吳君出境，留學生陸君世芬等願任沿途照料的責任，但至遠到神戶為止。有人說：蔡鈞惱羞成怒，說不定一麵向政府報告，誣吳君為康黨；一麵與日人密商，送吳君往天津，引渡於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隨時援救，則甚為危險，詢有無諳悉北方情形，並願同往者；我自認有此資格，遂偕行。及上船後，日警即不過問，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與吳君同抵上海。
那時候，我國留日學生，競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學生分出雜誌，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筆，是海寧蔣君百裏與諸暨蔣君伯器（蔣觀雲之子），同學陸軍，成績優異，有“浙江二蔣”之稱。
吾國僑日商人，與留學生關係較密的，有東京的王錫三與神戶的孫實甫，均寧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學生留日，為章宗祥、陸世芬、吳世欺、陸宗輿等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孫君對於吳君事，甚盡力，我等到神戶時，即宿於其寓。
愛國學社
南洋公學自開辦以來，有一部分之教員及管理員不為學生所喜。吳稚暉君任公學教員時，為組織衛學會，已起衝突。學生被開除者十餘人。吳君亦以是辭職，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員，則留校如故。是年（1902年）11月間，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誤置墨水瓶於講桌上，為教員所責。同學不平，要求總理去教員，總理不允，欲懲戒學生。於是激而為全體退學之舉。特班生亦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之資格，而相率退學，論者謂為孑民平日提倡民權之影響。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辭職。
南洋公學學生既退學，謀自立學校，乃由孑民為介紹於中國教育會，募款設校，沿女學校之名，曰愛國學社。以孑民為代表，請吳稚暉君、章太炎君等為教員。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任論說一篇，而《蘇報》館則每月助學社銀一百圓以為酬。於是《蘇報》館遂為愛國學社之機關報矣。吳君又發起張園演說會，昌言革命。會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十餘人，亦來學社，章行嚴君其一也。於是請彼等教授兵式體操。孑亦剪發，服操衣，與諸生同練步伐。無何，留日學生為東三省俄兵不撤事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於是愛國學社亦組織義勇隊以應之。是時，愛國學社幾為國內惟一之革命機關矣。
會社分裂
方愛國學社之初設也，經費極支絀。其後名譽大起，捐款者漸多，而其中高才生，別招小學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學費，亦足充社費之一部。於是學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國教育會經理，社員有以是為不便者，為學社獨立之計劃，布其意見於學社之月刊。是時會中已改舉烏目山僧為會長，而孑民為副會長與評議長。於是開評議會議之。孑民主張聽學社獨立，謂鑒於梁卓如與汪穰卿爭《時務報》，卒之兩方麵均無結果，而徒授反對黨以口實。烏目山僧讚成之，揭一文於《蘇報》，賀愛國學社獨立，而社員亦布《敬謝中國教育會》一文以答之。此問題已解決矣。而章太炎君不以為然，以前次評議會為少數者之意見，則以函電招離滬之評議員來，重行提議，多數反對學社獨立。孑民以是辭副會長及評議長，而會員即舉章君以代之。於是孑民不與聞愛國學社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