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關於甫嶺先生所提及的“為別人作墊腳石”，記者也有一點管見。社會雖是超越個人的，但個人在社會的活動，對社會當然也有相當的影響。個人在社會裏的貢獻，一方麵固靠社會各種聯係的關係給他以力量，一方麵也靠他自己學識經驗眼光等等。倘若有人真是用他的能力來為大眾謀福利，並非為他自己或其私黨謀私利，而他的這種能力確比我大，我的能力確隻配做他的“墊腳石”——由這個“墊腳石”走上社會大眾幸福之路，不是做他個人私利的工具——那我也肯欣然充當這樣的一塊“墊腳石”，而且隻怕沒得做！
移風易俗
上略）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其人存其政舉，其人亡其政息”等等，雖為老生常談，但所含之至理，決不以常談而喪失。故若人人心地依然如故；若人人仍以聲色之娛為人生之真諦；而先知先覺之大雅君子，亦以縱欲敗度為“求人格之充實”，則人人不得不汲汲遑遑於攫奪貨物。貨物既有盡，嗜欲既無窮，爭鬥搏噬，自然亦永無已日！而弱肉強食遂被視為理所當然！故如人類於聲色之迷戀無已，政本雖千變萬化；君治，民治，法治，黨治，社會自治，雖更迭試治，強者終為刀俎，弱者終為魚肉！政體之改革，不過劊割方法之更易而已。
但人心非不可改！所謂“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吾人讀尋常無益書報，鄙吝無形萌芽；而讀《生活》之後，則不禁有砥節礪行之思，詢之友人，亦有同感。今憑鄙躬所受感化，已可知先生感人之力。如先生“鍥而不舍”，則十年念年之後，何患不真個移風易俗！（今日之風氣，亦不過紈絝留學生與無聊之文丐所造成。）語有雲：“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岡攸勸。”今既有人臧厥臧，民亦既知攸勸，日久俗成，政亦自然由之而革！（社會之好尚不改革，政治之改革終不過文飾。）先生固或以為國亡無日，欲待十年念年，殆且索之枯魚之肆。但如人人得受先生之陶化，得有先生之精神，則國亡複何傷，而國豈致久亡！倘人人如今日，則國雖存，不如早亡，或尚可早日懺悔。故鄙意以為先生殊不必遑遑於糾正政治，而宜廣布關於尋常生活之言論。今之閱《生活》者，既逾十餘萬人，由此十餘萬人而間接得受先生之感化者，當更不可勝數。奈何急於治標，而棄此治本之圖乎？（病中不能構思，文複不足盡所懷，望勿以辭害戀，賜以亮察，幸甚！）
居 易
按：我們承蒙居易先生推崇過當，愧不敢當，承他於“懨懨抱病”中“匆匆力疾”寫這樣誠懇的信指教我們，隆情厚意，尤不勝銘感。自本刊遭難以來，朋友中出於愛護《生活》和記者個人的好意，以類於居易先生的意思相勉者頗不乏其人，就是勸專談社會問題，不談政治問題，一麵避免和政治當局發生衝突，一麵得繼續為社會服務。記者對於這幾位朋友當然不勝感謝，不過愚見所及，以為有幾點值得我們的注意：（一）專門科學的刊物，尤其是關於自然科學的刊物，尚可閉著眼睛不問政治，專管它的極小範圍中的學理及實驗工作，倘屬一般性質的刊物，一般民眾的讀物，既以改造社會全體為對象，不應閉著眼睛不問政治，因為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須把政治經濟教化防衛等等方麵打成一片，不能隔離而彼此獨立的。試問民生問題是否能脫離政治而解決？教育問題是否能脫離政治而解決？工農似與政治無關，但工農的發展和保障是否息息和政治相關？從前往往有人斤斤爭論政治和社會事業孰重孰先，其實都是不合現實之談。我們現在應覺悟社會是整個的，政治經濟教化防衛等等是有聯鎖關係的，要使社會問題獲得根本的解決，須通盤籌劃，兼程並進，不能斬腰斷脛，求得一部分的繁榮。（二）如承認這一點是對的話，一般性質的民眾讀物專談政治固不必，有意避免政治而不談，亦為大大的錯誤。（三）居易先生認移風易俗為本，而政治問題為標，其實在人民救死惟恐不贍的政治現象之下，根本無易風移俗之可言。例如現在青年的個人問題之最嚴重者為求學與就業問題，在如此國民經濟狀況之下，大多數且無費入學，何法勸他們安心修學？（外患內憂之擾亂心緒尚姑置不論。）勸又何益？大多數且無業可就，何法勸他們講究服務道德？勸又何益？大多數勞苦民眾日在準備餓死的境域，弱者自殺，強者鋌而走險，都是環境逼成的慘劇，在此種狀況之下，試問風從何處移開，俗從何處易起？其實隻有改變生活狀況，社會環境，才有改變行為的可能，否則所謂“人心非不可改”，徒屬虛願而已。但要改變生活狀況，社會環境，非從政治下手，依整個的計劃，大刀闊斧的積極實行，有何其他生路？（四）當然，我們所謂政治，決不是指政治舞台上掉一批官僚，另來一批官僚，就算政治問題解決了，上麵已經說過，政治問題是要經濟教化防衛等等方麵打成一片的，所以必須在政治上能有整個的切實計劃，解決這種種問題而求其實現，才算是從事解決政治問題。（五）忝立負言責的地位，既已認清對象，至少應貢其所見，以供國人參考，如為偷生苟存計而作違心之論，以欺騙民眾，這就根本要不得，實非我們所願為。（六）我國國事之所以糟，就是由於民眾不敢與聞國事，不敢批評國事，人人守“明哲保身”的遺訓，“獨善其身”的所謂好人愈多，公眾的事業愈不堪問，我們正需要提倡民眾注意政治的“風”“俗”，人人注意現實的政治之進展情況，利害得失，注意的人多了，研究的人多了，中華民族也許可以獲得根本改造的希望；政治有辦法，然後一切辦法才有實行的可能，否則都不過是紙上談兵，癡人說夢，一大串的空想而已。記者感於居易先生的殷勤指示，敬略述管見，以求教正。
人的問題還是政體的問題
假使現在提倡賢人政治，就有人來罵你是思想落伍者。我們應當在政體上改良，不能在人的賢否上著想，天下那有這許多賢人呢？不錯，我們且看一看事實。
滿清末年，當時以為中國的積弱，人民的貧乏，都是專製政體的罪惡。我們固然要打倒滿清，同時須推翻專製。去了許多誌士的頭顱，流了許多青年的碧血，總算天從人願，專製政體推翻了。那時共和共和之聲，鬧得震天價響：選舉大總統啦，開國會啦，選議員啦，還有什麼大總統製，內閣製，二黨製，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在刻意的模仿歐美先進國，可是在當時已有些露馬腳了，鬧到後來，弄出曹錕賄選來！
國人在痛心疾首之餘，忽然發現一線光明，在歐戰後，世界上突然有蘇俄興立；同時手創國民黨的孫中山先生也發明了五權憲法。於是，誌士們又大聲疾呼說：議會政治不適我國國情，我們應當一黨專政，模仿蘇俄。一時大開其什麼代表大會，什麼委員會，聘請蘇俄人才，模仿蘇俄軍製；及至國民革命軍出發北伐，削平天下，定都南京，黨國要人覺得不采用總理所發明的五權憲法，有些對不起總理。在模仿蘇俄之下，也采納了五院製，弄得滿城都是官，委員滿街走！（中略）
我想，世界上最會模仿的，要算是我們中國；最善模仿的，要算是我們的仇人——日本。我們見一樣，學一樣，是猴子的模仿：一隻猴子，看見有人戴帽子，他也戴帽子；有人穿衣服，他就脫了帽子穿衣服；有人穿靴子，他就脫了衣服穿靴子。學來學去，還是一隻猴子！而我們的仇人——日本——當初認定學德國，就一心一意的學德國，任你大總統製也好，委員製也好，我總是君主立憲製；五十年如一日。所以到現在也成了東方的德意誌了。
事情到了現在，已是萬分緊急了。不要再在政體上鬧什麼政爭。世上無論那一種政體，都有他的長處，同時也有他的流弊。至於我們要選擇那一種政體才適合中國，這個問題，應當在未決定前討論，不能在既實行後提出。既已實行了，我們隻能在流弊上想補救辦法，決不能輕易變更！我們在二十年內，換了三種政體；那一種有成績呢？說也慚愧，都沒有成績。難道全不適合？難道再采用專製政體？這怕是沒有可能的罷。依我想，還是人的問題。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存。”我們隻有一大堆白紙黑字的法律和議決案。當軍人的，可以任意幹預行政，弄得應握實際政權的，反做他的傀儡。在這種狀況之下，任何政體也不能發揮他的機能。所以我認為這都是人的問題，先生以為如何？
恒 勉
答：就表麵上看，“賢人政治”似乎是一個很好聽的名詞，因為當然沒有人歡迎惡人來幹政治的，如有“賢人”來幹，豈不是一件最可欣幸的事情嗎？為什麼還說是“思想落伍”呢？這是因為“賢人”這個名詞的實際含義各有不同。在不平等的社會製度裏麵，所謂“賢人”隻不過是少數人“賢”其所“賢”，隻不過為少數人做走狗，做傀儡，和大多數民眾的切身需要是不生關係的；在平等的社會製度裏麵，沒有壓迫和被壓迫階級的社會裏麵，為大多數的民眾真意所推出的賢人，為大多數民眾的福利而努力的，那總是真為眾意所歸的賢人，這種賢人決不是在不平等的社會裏麵的特權階級——榨取多數人以供奉少數人——所肯容許推出的。譬如在封建製度之下，皇帝所認為“賢人”的最主要的條件是能忠，他造出這樣忠於一人的倫理觀念，其作用全是自私自利的，不過要藉此保障他個人的地位和權利，怕人發生覬覦之心或“彼可取而代也”的念頭。這不足為異，因為在封建社會製度之下的所謂“賢人”，原不過是這樣的“賢”法。又譬如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在資產階級看來，凡能保障他們的特權，及可供他們操縱奔走以增加他們的私利的，都是他們的“賢人”。在政權操諸資產階級的國家，雖有以民主政治為幌子的，其實各政黨後麵都各有其資產階級做後台老板，他們所能容許推舉出來的“賢人”，都不過是最能有益於他們少數人利益的人物，否則便沒有登台的希望，這也不足為異，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之下的所謂“賢人”，原不過是這樣的“賢”法。所以社會製度如不經過根本的改革，所謂“賢人政治”的“賢”字都另有特殊意義——不過為少數人謀利益的傀儡，和大多數民眾的福利是不相幹的。“思想”所以不免“落伍”者在此。
恒勉先生鑒於我國已往“換來換去隻是這幾樣玩意兒”，“都沒有成績”，於是特別鄭重於“人的問題”。天下事都是要靠“人”來幹的，任何製度都離不了“人”，我們既不能奉屈貓兒狗兒來主持政治，不得不靠“人”來幹，當然無法否認“人”和製度原是一件事，沒有“人”來幹，製度當然不能自行，這是無疑問的。不過有兩點卻值得我們的注意：
一）我們不要忘了社會製度對於人的關係。在平等的社會製度裏麵，人人有工可作，人人有樂可享，工作機會和享樂機會一律平等，不許有不勞而獲的人，也不許有勞而不獲的人，人人在物質方麵均有可恃的保障，都無所用其愁慮，誰願搶掠？誰願貪汙？在共勞共樂的情況之下，搶掠貪汙有什麼好處？但在不平等的社會製度裏麵，誰搶奪得多，誰搜括得多，就誰最得享用，最可顯赫。誰收藏得多，就誰的生活更有保障。有錢的可以坐著享福，還要加上紈絝子弟幫他作孽，盡量揮霍。沒有錢的人雖勤苦終日，仍不免啼饑號寒，日坐愁城，一旦失業，保障全無。這簡直是獎勵搶奪，獎勵搜括，迫人走上盜竊貪汙的路上去。在這種社會製度之下，出了毛病，如仍不能明澈的認識這是不平等的社會製度的破綻畢露，從製度本身求根本上的改革，而僅就原有不平等的製度之下高談道德，空唱教育，那都是舍本逐末，隔靴搔癢，南轅而北轍的把戲！
二）誠然，要根本改革不平等的社會製度，最初還是要靠有“人”來領導著進行的，但絕不是僅僅有了“人”而即能自然而然的生出力量來，還是要有嚴密的組織，具體的方案，適應當前社會大眾的實際需要，獲得社會力的擁護而邁進的。
救國之力
閱報章所載先生等所發起之實際援助東北義勇軍啟事，甚佩先生等之能實事求是也。茲彙上洋二十五圓，望檢收轉寄。
此次東北事變發生以來，已有四月，東北軍事當局隻知藉訴諸世界公理為口實，行其所謂不抵抗主義，求其內因，則為不願以自身之兵力與暴日相拚，但求保其實力，能作“對外不足，對內有餘”之首領即可，國土主權之說，非所願聞。有實力有地盤，其他可不問也！而寧粵兩方更若水火之不相容，其結果則對外無辦法，對內統一僅具虛名，如此情形，即無外患，亦不足以定國，而況暴日之得寸進尺乎？實際援助東北義勇軍，誠如先生等所謂，一時之急策，而義勇軍之最大成功，亦不過能擾亂日方，使不得安占東三省而已，衡諸恢複國土，豈不遠甚？惟有此亦較勝於無耳。吾人若統觀中國政治，可得以下之結論：（一）以革命立黨之國民黨握政權以來，亦有數年，而實際所表現者，則國事每況愈下。若更進一步觀察之，則可謂近年來吾人並未曾見有國民黨之存在與活動也，到處可見者乃藉黨營私，未見所謂以黨義治國也，故民眾對國民黨之信仰盡失。（二）今日中國之政治，仍為武力支配一切之局。所謂黨，所謂政府，均非背後有兵力，無以存在。而武力之壓迫民眾，實使受苦而不敢言也，此實中國政治求上正軌之最大障礙。（三）統觀以上兩點，吾人可得一結論，即非吾國民自身奮起，即無以救中國，亦無以自救。然吾民眾平日缺乏自覺，缺乏潛伏力，缺乏團結，實力太為薄弱。即以此次事變而論，若在外國民力勢大者，如此次政府之處置，早受輿論之壓力攻擊，而不能一日延存，在中國則徒見民眾之呼號而已，對於有能力之領袖不能以民眾之意誌責以大義而命其負責，所行者不過請願與哀求而已。近來民意似有自覺，對於國民黨之“黨內無黨”之束縛已不再忍受，而提出如國民黨將國事辦不好請還我民眾雲雲。上海似亦有政黨式之組織，然多借救國之名義，亦少實際之主張發表。其實吾人不必避免政黨二字，政治既為眾人之事，眾人自有處理之權。眾人智愚不等，見識有遠近，目的有公私，對國事意見自不能盡同，無何其各明其主張，公決是非，政見同者不妨站在一起，而為表現力量起見，即造成有組織之政黨亦無不可。但以正義主見為基礎，而非以私利為聯絡者，隻能於政治有益而無害，較今日之一盤散沙者又如何？先生主筆《生活》周刊有年，平時所發議論每多切中時弊，久所心仰，惟思在此國家危急之秋，吾國民對國事不應再站於旁觀及評論之地位，而必須起而自主。先生平時對國事必已深有研究，國家大計，必曾熟思，倘能集合同誌，發表具體之主張，若同誌加多，即組織政黨，實行民眾自決，豈不較發起援助東北義勇軍之但求一時權宜之為善乎？總之，中國問題非徒外患，東三省問題非一地方所能解決，義勇軍雖有接濟，亦不過擾亂日方，使不能安占東三省而已，其於大局究有何大助力？先生其有澄本清源之計乎？中國今日之稍有知識者，不恃其小智以求私利而入於腐化搗亂二途，即平日無準備，有救國之心，少救國之力。餘自思亦屬於後者之中，然有愛國之心，準備有素者，當不乏人。現所求者即此兩等人中，如對國家大計有同一之主見者，團結一致。有準備者出其所能，無準備者加工充足能力，如此能造成一種民眾力量。（下略）
許樂源
答：許先生這封信可謂語重心長，令人發生無限感喟，記者以為要救中國並非沒有辦法，但法在有人來幹，而來幹救國事業必須有一個刻苦犧牲以赤心忠膽為大多數民眾拚命奮鬥與實事求是的集團。依我意想中的這個集團，其幹部須有若幹專家對中國最重要的各問題有切實的研究和具體的主張，同時須有一種保障民眾福利及保障為民眾福利而實施的種種主張之武力。沒有前者，等於無途徑而欲達到目的地；沒有後者，等於書生空談。這兩部分能聯合起來為大多數農工民眾立在一條戰線上努力的幹，便構成許先生所謂“救國之力”。這個集團的最大前提的目標是為大多數民眾的福利而奮鬥，非為少數私人或一團中人自己的權利享用而出來爭權奪利的。因為這個原故，除具有上述的“救國之力”外，還要具有革命的性格，所謂革命的性格是要能在事實上表示刻苦犧牲，絕不藉政權來作個人或一團中人特殊享用的工具。無論何人往蘇聯去遊曆，無論對於他們的主義及政策或讚或否的人，無不感動於他們幹部中堅若幹人物之為民眾刻苦犧牲的精神。例如反對蘇聯的艾迪，在他的《蘇俄的真相》一書裏，對於這一點也不能不表示敬佩之意。這種為民眾福利而刻苦犧牲的集團，自願居於吃苦的地位——不是無意義的吃苦，是為大多數民眾福利而奮鬥的自願的吃苦——成為吃苦的集團，和奪得政權便一人成仙，雞犬登天，不但自己縱奢極欲，還帶著親戚私黨搜括民脂民膏以自肥的集團，當然不同。我以為必須具有這樣的革命的性格和上述的革命的能力（即“救國之力”）的一個集團，才能救中國，這個集團須先有實際的充分準備與聯絡，才有組織之價值；否則徒作形式上的組織，於實際上並無效果可言。這個集團成熟的遲早，和中國獲救的遲早，有密切的關係。國人誠有意於救國保族，須各就能力及地位，對於所謂革命的性格與革命的能力，作切實的充分的準備。
本刊隻不過由記者一人和若幹同事共同努力主持，常和幾位誌同道合的社外朋友討論各種問題，此外則常蒙海內外熱心讀者通信商榷種種問題，實際情形如此，至今尚未有什麼組織。就立於言論界的地位而言，原不過在言論上竭盡知能作相當的批評或建議，養成健全的輿論，其使命原在研究和宣傳。惟自國難發生以來，使記者不勝感愧者，即愛護本刊的讀者諸友每表示希望本刊於言論之外能作進一步的工作。苟實際有利於國家民族，苟實際有隨從大多數民眾同胞作更切實的努力機會，盡其所能盡的微力，固所大願。但記者在上麵已經說過，集團力量在乎實際的充分準備與聯絡，而不在乎徒作形式上的組織，所以記者仍擬就其綿力所及，先於研究及宣傳方麵盡其心力。
許先生此信曾提起東北義勇軍，記者以為東北義勇軍之血戰抗日，對於民族前途亦含有極重大的意義也。
荷起槍杆
在這國家社會家庭以及自身的一切都處在這頂時行的“難”字上頭，八年前的我，好像很肯定地認為非實行武裝起來幹一下不可，所以毫無顧忌地丟開學校生活而荷起槍杆來。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是如此如此……一幕一幕地不斷表演過去，而“難”字也一筆一筆增添起來，簡直可說成了“癱”字了。所以我的意誌也一天一天消沉下去，真的好幾次都想去做和尚，或與波臣為伍。但是我好像時刻也判斷這種觀念是更錯誤更荒謬，再三地總想著奮鬥的方式和途徑，然在這種焦頭爛額的狀況中，要想由一個或少數的細胞來恢複體康，是很不容易的。過去的八年槍杆生活，那當然隻有徒呼“負罪良深”，但是未來的多少年又有什麼法子避免這個評語呢？韜奮先生，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也並不傻，但是對這個問題始終不能解決，所以因為這樣子，我的精神是痛苦極了，假使這次對日如果再這樣下去，我是絕對的不幹了，真是“為子孫留餘地，免造罪惡”！不幹又怎樣呢？我不幹，別的人未見得不幹，未來的內戰未見得就可消除，況且背後還跟著好幾個“難”字哩！
下略）
懷 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