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記者接到這封信後，頗多感觸，特致函作者請求允許將此信在《生活》上發表，藉附管見，幸蒙慨諾，惟依作者吩咐，將真姓名改換，發表如左。
當忠勇奮發的十九路軍抗戰日軍於淞滬的時候，每日聽到暴軍殘虐及戰鬥機轟炸我方英勇戰士，及無辜平民的時候，發衝眥裂，寢食全忘，悲憤填膺，中心如焚，當此之時，苟能領率十萬精兵，或百架鬥機，一戰而敗暴敵，再戰而複失土，其為快慰，豈有倫比？但手無寸柄，坐視摧殘，愧怍之念，無時或已，每自歎筆杆兒之遠不及槍杆兒，此念縈懷，至今未釋，及接作者此信，方知荷起槍杆的武裝同誌之煩悶，並不下於手執筆杆自恨無用如記者的。然而我仔細一想，這並不是槍杆無用，卻是因為醉生夢死的軍閥或軍閥的走狗為數之多，而忠心耿耿有誌為社會民眾努力之武裝同誌如作者之為數太少。故讀此信至“在這種焦頭爛額的狀況中，要想由一個或少數的細胞來恢複體康，是很不容易的”，不禁慨歎，認為症結所在，被作者一語道破。但記者由此所得的結論，卻與作者大異。作者因此覺得“意誌也一天一天消沉下去”，記者卻以為我們的意誌更應堅強起來，聯絡同誌，共同奮鬥，在黑暗中攜手向前邁進，尋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來。說“難”嗎？不難的事人人會幹，用不著我們來幹，正是因為“難”，所以需要我們來幹，所以我們要幹。覺同誌太少嗎？同誌果多，我們自甘退後，於民族前途，並無損失，自無關係。正是因為同誌之少，所以在一方麵我們自己應各竭其心力，不應妄自菲薄，同時還須盡量聯絡同誌，使同誌因團結而增加力量。作者說“要想由一個或少數的細胞來恢複體康，是很不容易的”，固屬至言，但試問補救之方還是應該由此“少數”特別努力而後才有希望呢？還是連這“少數”都“一天一天消沉下去”而後反有希望呢？分析至此，我們隻有各竭心力向前幹去，一息尚存，此誌不懈，幹到死而不能再幹，才撒手，而且還希望其餘的同誌繼續向前邁進。天下事隻怕不幹，能幹便無止境。
作者既荷起了槍杆，在武裝同誌中便可盡量引導他們向光明的路上跑，不必灰心：倘有人利用武裝同誌作私人爭權奪利的工具，便應竭力阻止；如阻止無效而後絕對的不幹，俟機再起，未嚐不是一種辦法。這是要依實際情形，各人能力，臨機應變的措置。在問題未發生前，記者主張能幹即幹，可幹即幹，不必多所顧慮。
筆杆與槍杆
近幾天有好幾位朋友對於筆杆與槍杆孰為有力之一問題，頗引起激烈而有趣之辯論。據友人某君談及，以“改弦”（借用《生活》信箱詹詹女士所創造的新名詞）轟動一時的某名流曾發過幾句妙論，說“文人隻配替武人寫告示，如越此範圍，當然自取其辱。”某名流對於明哲保身之道，可謂透悉三昧，先生對此點有何卓見？
王延齡
答：愚意以為如把筆杆和槍杆分開來講，這兩件家夥實各有其效用，最要緊的是要看用的人為著什麼目的用。倘為大多數公眾的福利努力而用，都有效用；倘為一己的或少數人的私利而用，都沒有效用。這是因為無論筆杆或槍杆，它的最後勝利非有大多數的民眾公意為後盾不可，否則雖花言巧語，欺騙一時，作威作福，顯赫俄頃，終必破產而後已。如把筆杆和槍杆合起來比較比較，究竟“孰為有力”，倒也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可以答複。某名流說“文人隻配替武人寫告示”。這是一種見解；拿破侖說一枝筆可抵三千枝毛瑟槍，這又是一種見解。拿翁心目中的那枝筆，當然和某名流心目中的那枝筆迥然不同。幾年前國民革命軍進達長江流域，飛騰澎湃，所向無敵，一麵固靠有黃埔軍官學校出來的革命生力軍，一麵也靠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作信仰和宣傳工作的根據，這裏麵如徒有槍杆兒，決無以喚起民眾的共同努力；如徒有筆杆兒，也難有這樣迅速的聲勢。在這種情況之下，筆杆和槍杆的力量可以說是幾於相等。再作進一步的研究，近代有力量的革命事業，並非僅恃烏合之眾揭竿而起所能辦到，必須有理論上的正確根據與信仰為之基礎，就這一點說來，說槍杆不及筆杆之更為有力，似乎也不為過。
以上所說是替筆杆張目的話。但我們同時卻不得不承認筆杆和槍杆直接對碰的時候，筆杆兒往往不得不吃眼前虧。例如當日軍閥用海陸空軍打到閘北及吳淞的時候，隻有十九路軍可以出去擋它幾陣。這個時候無論請什麼思想大師抗著筆杆往前敵去，隻有死路一條！又例如日軍閥侵我國的東北，當然又是槍杆得意的例子。我們在外交上今天提出一個抗議書，明天提出一個抗議書，都是在筆杆上做工夫，所得的結果是荒木明目張膽的宣言，說沒有和中國政府交涉的必要！這不是筆杆遇著槍杆竟屈癟到十二萬分嗎？所以如把眼光縮短起來看，筆杆確有不及槍杆的地方，這是無可為諱的事實。可是如把眼光放遠起來看，日軍閥不顧公理，靠著槍杆無惡不作，中國固吃了眼前虧，終究是否日本之福，也還是一個疑問！
當然，靠著槍杆可以無惡不作，靠著筆杆也未嚐不可以無惡不作。無惡不作的筆杆兒，遠之如劇秦美新之無恥，近之如鄭孝胥之作歌獻媚暴敵，下之如誨淫誨盜的文字，也是那枝筆杆兒在作怪。無惡不作的筆杆兒所得的最後結果，當然是和無惡不作的槍杆兒一樣的自掘墳墓。
這樣看來，不但在分開來講的時候，筆杆和槍杆的各有效用須視用的人為著什麼目的而用；就是在合起來比較的時候，究竟“孰為有力”，也要看用的人為著什麼目的而用。
主筆與軍長
接讀回示，不勝感慨。槍杆與筆杆戰，隻能爭勝於死後，若言生前，筆杆恐無獲勝之理。回示仍為筆杆留餘地，先生之為此言，恐亦空自慰藉，非然者，何以於馬占山將軍及蔡廷鍇將軍奮勇抗日，傾倒若是？倘有人以《生活》主筆與十九軍軍長聽先生自擇，我知先生定舍主筆而就軍長。空言呐喊，豈先生本意乎？蓋不得已耳。（下略）
俞文徽
按：這是俞先生複記者的一封長信裏麵的一段，我覺得他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主筆與軍長——頗饒趣味，所以公開提出來談談。關於“筆杆與槍杆”這個問題，記者在《生活》七卷第三十三期“信箱”裏答複王延齡先生的一封信，已略傾管見，現在並沒有什麼別的意見，故不贅述。關於主筆與軍長，俞先生在未征得我同意以前，已毅然決然的替我選定了軍長。倘若這不是“空言呐喊”，區區已可領率數萬精兵，轟轟烈烈幹一番安內攘外的大事業，當然覺得痛快之至。禍國殃民的最直接的第一列罪魁是自私自利的軍閥；但是正當民族垂危的時候，拯救危亡，力圖中興，最直接的第一列元勳也要輪到忠勇奮發，為勞苦大眾努力的軍人。這樣看來，我若得榮任軍長，為民族生存的前途起見，我應欣然“得令”，謝謝俞先生給我努力的機會。換句話說，我當然願意幹。不過願意不願意幹是一事，能不能幹又是一事。倘若雖為我所願幹而實我所不能幹的事，結果是舍其所能而就其所不能，即湮沒其所能而敗事自敗，徒然落得個損公害己而已矣。這樣看來，俞先生委任我當軍長，我是否舍主筆而就軍長，似乎還有考慮的必要，俞先生覺得四平八穩的“知”字和“定”字恐怕要搖動吧。
讀者也許要覺得俞先生的這道委任狀既然是“空言呐喊”，記者居然這樣像煞有介事的三推三讓起來，未免糟蹋時間，徒耗筆墨。我的意思卻是要借此機會喚起我們對於“願”與“能”的注意，並不是對於這件莫須有的事情“空言呐喊”。我們隻看當今所謂要人也者，十八九都是萬能的人，今天主持內政部，明天可一跳而主持鐵道，過了幾天又可一跳而主持交通，好像什麼都可幹得，結果是什麼都幹不好，便知道“願”和“能”脫離關係，國家社會無形中所受損失之重大。所以愚意以為我們要救此垂危的民族，誠應於嚴密組織的集團之下，具有共同的信仰，向著共同的目標，顧著全盤的計劃，百折不撓堅毅奮勇的向前進，但信仰盡管共同，目標盡管共同，計劃盡管全盤，而各人的努力卻須依所“能”而分工，不是可以包辦一切，人人自視為萬能的。“能”做軍長的讓他做軍長；隻“能”做主筆的，也隻許他做主筆。誠然，有的事情是可學而“能”的，而且有的事情可且做且學，做的時候就是學的時候。但是還要看個性是否相近，而且學的時候不“能”就當大任。對於軍事的學識經驗一點沒有，一旦要“自擇”軍長而為之，非僨事不可，不特軍長而已，凡事皆然，以做慣軍長的人，一旦要他丟掉槍杆，拿起筆杆，也未必即能勝任。
所以我們如要各盡心力對民族有所貢獻，第一須自己明瞭個性所最近的是什麼，第二須有相當的準備。在這樣強權勝於公理的時代，做主筆的往往要預備槍決或亡命，隻有軍長可以硬一下，握著一枝禿筆的記者：當然望軍長而垂涎，但想到我自己的個性和自恨平日對槍杆兒並未摸著門徑，也隻有盡我所“能”努力幹去，俞先生所謂“蓋不得已耳”，我除心領謝謝外，沒有話說。
此外還有一點要附帶申述的，便是僅僅各人顧到各人個性和相當的準備，在現狀下未必即有出路，因為一般人的出路和國家全盤政治經濟的出路是息息相關的。在國家全盤政治經濟未有出路以前，一般人的出路是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例如也許有人確已顧到了他自己的個性，對於他所要幹的事業也確已有了相當的準備，但是全國經濟破產，百業蕭條，沒有工作的機會給他，叫他如何尋得個人的出路？講到這裏，我們要明白這是全盤的問題，要全盤的解決，要用集團的力量來作大規模的解決，不是一二或少數一盤散沙的無組織的私人所能於急促間解決的。
整個民族的抵抗問題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我們確實處於極危險的地位。這個危險並非僅是日帝國主義者將侵入內地，乃是我們還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樣子！對九一八事件認不清楚是個什麼問題，於是乎連帶著弄不出什麼對付方法來了。
我們第一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硬撐場麵，中國確未形成一個近代國家，隻有若幹軍團；所以人家對九一八事件，根本就不認為“中日國際間事件”。英西門外相在國聯大會上的演說，是老老實實說明了的。我們即使反對，也是反對不了事實。不過因為日本一家獨吞，打破了遠東均勢，在他們覺得不是玩的。所以目前關於東省事件列入議事日程的問題，不過為避免各帝國主義的自相衝突，將如何再造均勢——瓜分還是共管？
東省事件現在固然尚是外交問題；但這決不是對中國談外交，乃是說各國間還在外交談判時期，沒有到武力解決時期。所以外交解決是逃不出瓜分或共管的路；否則便是武力解決。中國是被宰的豬，沒有插嘴之餘地的！
如果我們現在武力抵抗，固然能夠造成幾個民族英雄，但是依然不會有救的。自從九一八事件到現在，民族英雄已經產生不少，而失地一天多一天。因為現在的抵抗，決不是拿槍打一下就算了事，譬如目下東北軍已起而抵抗，而北平抗日演講的學生卻要坐牢。結果是今天失山海關，明天失九門口。因為這個抵抗根本不是整個民族，而是幾個民族英雄，民族英雄而沒有整個民族作基礎，決計不會變成凱馬爾，隻好退到外國去作寓公。要是整個民族起而抵抗；那末，印度的甘地，以及一九二七年的收回漢潯租界，何嚐用過武力呢？所以我們目前的問題，不是如何驅使軍人作武力抵抗以造成民族英雄的問題，乃是如何團結民眾所有力量以作整個民族抵抗的問題。
下略）
一 知
按：一知先生在這封信裏，有好幾處說出很可佩服的卓見，尤其是他很鄭重的提出，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尤其是日帝國主義——的侵略，要團結整個的民族力量來抵抗。我們必須以全民族合作廣大的抗日鬥爭，才能達到民族最後獨立解放的目的。關於這一點，記者完全和一知先生同意，現在我們所焦急的，也可以說猶成為問題的，是要團結民眾力量以從事整個民族的抵抗，什麼集團在事實上能把這個重大的領導使命肩負起來？
不過記者以為我們一方麵必須“埋頭去做團結民族力量的工作”，一方麵仍不應拋棄“武力抵抗”，即仍須主張外侮來侵時軍人必須盡其全力與敵人鬥爭，決無顧慮怯退之餘地。這並不是要“硬撐場麵”，第一，我們要明白即不奢望打得最高的勝仗，隻須將敗仗拖長，原是一個月打敗仗的，能勉強拖至三個月，原是三個月打敗仗的，能勉強拖至六個月，即足以促進日帝國主義國內的崩潰。第二，我們要知道日軍閥之橫行無忌，未嚐不是沈陽一役之不抵抗主義，給他們搨著便宜貨，所以得寸進尺，愈鬧愈高興，我們現在必須以死拚的精神和他們鬥爭，使他們知道掠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翁照垣將軍在他的《淞滬血戰回憶錄》說得好：“總指揮的命令是‘死守吳淞’。這幾個字已經深入在當時各個戰士的腦筋裏。吳淞亦許失守，但這是我們人盡彈竭之後；敵人亦許占領吳淞，但他一定要付一倍以上的代價……”第三，我們已往的零零碎碎的武力抵抗，實際上固然不見有什麼效力，但我們不以此為滿意而欲進求有整個布置的抵敵則可，若並此零零碎碎各自為戰的武力抵抗而亦無之，則民族鬥爭的精神更等於零了！這至少表示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開始，決不是僅僅“造成幾個民族英雄”而已。第四，這種百折不回義無反顧的武力抵抗，也是“團結民眾”的方法中的一個。民眾隻肯盡心力讚助能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作奮勇鬥爭的軍人，不抵抗主義及坐視不援的軍人們所得於民眾的反應如何，這有事實擺在當前，無須我們細說了。
講到“民族英雄”這個名詞，確有語病，民族鬥爭是要團結民眾及軍士力量共同奮鬥的，英雄主義的意味，是偏於個人主義，以為可以脫離民眾的力量而獨力成功的，這當然是誇大狂的幻想。但是我們對於能夠應民眾的要求，和民眾站在一條戰線上，領導軍士為民族奮勇抵抗侵略的領袖們，卻也應加以相當的敬禮，而不應一概抹煞的。
從言論到實際
您的信已收到，在您的意思，以為言論亦有“貢獻與需要”之處，此種功能，固有相當地位；不過據我思量，要喚起多數民眾共同奮鬥，非籌劃更有效的更實際的方法不可。否則恐怕依舊還是空想，還是一盤散沙。我們這般因循等待著，不知道帝國主義者能否準許我們從容的計劃？況且近來天災人禍種種加緊地壓迫，也使我們不能安然研究。咳！“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我是最愛和平最愛清靜的人，素來抱著“得過且過”的淺見；然而被那萬惡的軍閥與助桀為虐的貪汙土劣一天比一天加緊地榨取壓迫著，使我不能苟且偷安！使我暫能維持的現狀也漸漸的支持不住了！因而聯想到與我同樣受壓迫或所受壓迫更重的人，很多很多。因而又聯想到民眾應團結起來改善現製度，但是誰來領導我們呢？誰能從言論上走到實際上來幫助我們解除被壓迫的痛苦呢？
下略）
潘機先
按：潘先生以僅有言論為不滿，記者固表同情，因為記者自己也常覺空言無補時艱，常以自己沒有實際的貢獻為大憾。固然，言論界有言論界的相當功能，言論刊物上所建議的方策有種種方麵，乃供有實力或相當地位者的采行或參考，倘建議什麼就須自己做什麼，那各國報館都須“一身而百工為之備”，失其所謂報館的天職和本位了。不過在政治上軌道的國家，反映於輿論的民眾意見，常為當局所虛心容納，措諸實行，所以有人論現代政治，謂君權政治蛻化演進為議會政治，議會政治複蛻化演進為輿論政治，其意即政治設施須視輿論為轉移，視言論為具有無上的權威。但這是在政治上了軌道的現象之下的情形。在政治未上軌道的國家裏，言論雖亦有其相當的功能，但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於是乎使人覺得“實際”的功能比“言論”的功能大得多，使人覺得僅有言論之為不滿。潘先生的感覺，大概是發動在這一點吧。所以記者一方麵承認“言論”本身未嚐沒有它獨立存在的價值，一方麵對於潘先生的感慨也不禁發生很深切的同情。
不過辦報隻須有個人負責主持，便可以辦起來，講到領導民眾共同奮鬥，便非有大團結做中心不可，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辦得了的。講到這一點，胡適之先生最近在《獨立評論》（第十八號）裏有一篇《慘痛的回憶與反省》，有幾句話頗足供我們討論上的參考。他也痛慨於“……我們有一層很重大的困難，使一切療治的工作都無從下手。這個大困難就是我們的社會沒有中心，就像一個身體沒有一個神經中樞，醫頭醫腳好像都搔不著真正的痛癢。”他認為“這個可以用人工建立的社會中心”，“必須具有這些條件：
“第一，必不是任何個人，而是一個大的團結。
“第二，必不是一個階級，而是擁有各種社會階級的同情的團體。
“第三，必須能吸收容納國中的優秀人才。
“第四，必須有一個能號召全國多數人民的感情與意誌的大目標；他的目標必須是全國的福利。
“第五，必須有事功上的成績使人民信任。
“第六，必須有製度化的組織使他可以有持續性。”
胡先生說完這幾個“條件”之後，接著說道：“……凡是自命為一個階級謀特殊利益的，固然不夠作社會的新重心；凡是把一黨的私利放在國家的福利之上的，也不夠資格。至於那些擁護私人作老板的利害結合，更不消說了。”胡先生的意思，記者大體都表同意，不過有一點頗有研究之餘地的，便是他一方麵說這個團結的“目標必須是全國的福利”，一方麵說這個團結是“擁有各種社會階級的同情的團體”，在表麵上看來，這兩方麵似乎是一致的，在實際上，如要顧到“各種社會階級的同情”，勢必做不到“全國的福利”。何以故呢？中國的勞苦大眾受封建軍閥，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榨取剝削，這是事實。這一切剝削與寄生者，正是“全國的福利”的障礙物，為欲達到“全國的福利”所不得不掃除的對象。如今胡先生所稱的“團結”須“擁有各種社會階級的同情”，倘若封建軍閥，地主，豪紳，資產階級都包括在內，而且還要“擁有”他們的“同情”，那便是和反革命的勢力妥協，甚至自身轉到反革命的地位，和工農大眾立於敵對的地位，在表麵上盡管堂而皇之的說“目標必須是全國的福利”，在實際上僅做擁護少數占有特殊權利的剝削自肥的寄生者，因為既須顧到少數剝削者的“同情”，勢不得不拋棄多數被剝削者的“同情”，這兩方麵是無法兩全的。記者的愚見，以為中國所需要的“團結”決不是和反革命勢力妥協的團體，是需要站在生產者的主要部隊（工農大眾）的立場而奮鬥的團體。有誌加入這種“團結”以改造中國自任的青年，必須以能克服特權階級的意識與其享用的生活而為工農大眾的利益奮鬥為必要的條件，必須能把中國大多數被壓迫被榨取的勞苦大眾的問題解決，把目前一切殘酷不合理的製度改變，使各人都過著合理的生活，然後中國問題才能求得真正的解決。負荷這種重大的責任，誠非胡先生所謂“一個大的團結”不可，但這個“大的團結”必須以勞苦大眾的利益為立場，決不能“擁有各種社會階級的同情”。所謂“國中的優秀人才”，亦必須拋棄特權階級的意識與享受，不畏艱苦的同往這條路上邁進——為工農大眾的利益而奮鬥。這種“社會重心”的出現和中華民族的前途當然有極密切的關係——但非有“大的團結”做中心不可，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辦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