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條出路
在這個窒息似的年頭，青年們有一個一致的要求，便是“我們需要一條思想上的出路”。
回想到十餘年前的“五四”運動，那是中國青年的黃金時代，開中國青年思想的新紀元。在“五四”以前，中國青年可以說是沒有思想，思想上沒有出路也沒有方法；“五四”運動爆發後，研究學術的風氣是濃厚了，研究學術的工具是改革了，其在政治上及國際上的價值和影響姑不論，而青年思想界的開放實在是彰明的事實。各種刊物風起雲湧，學術研究討論團體的組織，西洋各種學說的具體介紹，是的，在我們青年的曆史上還有比這更欣榮的時代麼？從前的青年隻曉得讀書，被動地並且枯燥地，他們的生活完全和社會現實隔絕，從這時起才知道除掉死讀書以外，還有比讀書更重要的思想問題，在這裏我們找到自己的生命，曉得人生是怎麼一回事，並且對於現實社會的一切疑問都設法解釋，對於政治我們不能再放任，對於社會我們也得探視一下，總之，在五四時中國青年找到他自己的生命了。
但不幸自從五四以後，中國青年受著不良環境的壓迫，又跑回原路了。（中略）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了，青年們在這窒息似的空氣中，激蕩著熱烈的革命意識和同情，他們在悲壯呼喊，他們在秘密活動，在他們之前有一個憧憬，希望革命成功，那麼青年們便見光明了，在革命的同情和工作的麻醉中，對於暫時的苦悶我們很能忍受。革命成功了，寧漢分裂了，於是而國共分家，於是而清黨運動，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我真不知道中國青年究竟被犧牲掉多少？國民黨可以容共或反共，要人們的言論可以分歧，對於總理的遺教各有各的見解，但青年們便在他們的矛盾中犧牲了。
中略）
去年九一八事變突發後，全國人心大震，嚴重的國難更給予青年以極大的刺激，為愛國的情緒所激蕩，青年們似乎有了出路了，救國不是我們惟一的出路麼？各校義勇軍風起雲湧，抗日救國的呼聲高達雲霄，三次入京請願，冒風雪忍饑餓以督促政府收複失地，情形是何等悲壯熱烈！曾幾何時，抗日組織奉命解散了，學生們的團結也被分化了，於是盛極一時的青年運動，至此銷聲匿跡，看到今日社會上的歌舞升平，真要以為東北已經收回，日本軍隊已被我們趕回東京灣去了。“風蕭蕭兮浦江寒，不達目的兮誓不還！”當年的豪氣慷慨，而今已同隔世了。在公園裏的是對對情侶，電影院咖啡店和跳舞場都充滿著青年學生，在這國難嚴重的當兒，這是什麼一種氣象？但細想也難怪，我們沒有一條出路，除掉用物質的享受以及聲色犬馬來迷醉我們的心靈外，試問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難道坐守著苦悶死了不成？
許多朋友是送命或坐牢了，許多朋友是腐化或墮落了，隻剩下我們一般“革命不幹腐化不願”的青年，在窒息似的空氣裏苦悶地生活著。埋頭讀書麼？讀書為什麼？對於大眾的社會有什麼貢獻？走進社會的內層麼？環境不允許你，你得當心你的頭顱；況且社會給予我們的是如何一個可怕的現象，我們要大聲疾呼，但是當局不允許你。閉著眼睛不看麼？都市生活的矛盾以及內地民生的疾苦依然刺激著你，在我們腦海裏盤旋著農村經濟的崩潰和災區人民的哀號，天氣慢慢涼了，義勇軍還在那兒單衣抗敵，這些都在暗暗地扯碎自己的心。用跳舞看電影喝酒打牌或是唱電影名曲和“毛毛雨”來麻醉自己吧，那也未始不是一種辦法，但我們的良心不允許我們那樣做。
然而在這個窒息似的時代，我們難道讓自己苦悶死麼？我們要找尋出路，什麼是現代青年的出路呢？
下略）
星 翁
答：星翁先生的這封信，可以代表大多數純潔青年的呼聲，記者也是一個青年，聲應氣求，倍覺淒切。關於這封信的要旨，似可撮出兩點來略加研究。
第一點可以說是修養和救國的問題。“修養”這個名詞的本身無從討論，要討論的是它的內容和方向。如果修養隻不過從個人做出發點，隻打算“獨善其身”了事，甚至養成一般“犯而不校”“唾麵自幹”的奴性，那是民族墮落的源泉，反修成民族的罪人！如果修養是從社會做出發點，那末就是革命的事業也需要革命的修養。即如星翁先生的朋友所提到的“隻有以革命的團結的力量衝出一條血路”，這種革命的力量有待於準備，也就有需乎修養。嚴密的組織，精密的理論，準確的信仰，具體的策略，紀律的行動，都是修養或造成革命力量的要素，因為必須有了這種種才能發生出革命的力量來。救國事業當然不是靠著幾個個人的修養便可解決，星翁先生的朋友的意見是對的，因為環境不改造，製度不變更，社會的惡製度和惡環境就是罪惡的淵藪，就是罪惡的製造場。
第二點是我們要找尋出路。關於這一點，記者在《生活》七卷第四十一期的“信箱”裏《從言論到實際》一文已略有論及。中華民族有出路，我們才有出路；中華民族沒有出路，我們也就沒有出路可言。所以此處所謂出路，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出路。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財政軍事教育等等方麵的問題，在《生活》上都曾經發表過原則上的研究，藉供國人的參考。中華民族要走上她的正當的途徑，不得不鏟除障礙；要鏟除障礙，無疑的是需要一個大的改革。但是改革不是盲動所能僥幸成功的，必須有充分的準備，具備種種客觀的條件，然後真實的力量才能產生。中華民族如不亡，這樣的一個大的轉變是必要到來的。在青年們如未即有機會直接參加，至少可先從事於積極的準備，所謂準備，並非說不管現實而隻埋頭讀死書，乃在為大眾的福利而研究，而努力，同時對於現實即不得不予以深切的注意。為個人利害而研究學問，檢討問題，是充滿了自私自利的意味而且也得不到出路，無疑的是要沒落的；為大眾福利而研究學問，檢討問題，乃至談一段話，作一篇文，以及其他種種活動，都以此為鵠的，方向既有所專注，心神自有所集中，隨時隨地都可含有推進新時代車輪的可能性。有力量的組織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還是由人造出來的，所以還須靠人的努力。
忍受不住的苦悶
上略）
韜奮先生對於我的《我們需要一條出路》那封信，已經有了回答，並且已經看過了。韜奮先生的熱心是很可感激的，在這個苦悶的年頭兒，青年們能夠得到一點同情已經不易了，何況韜奮先生熱忱地指導我們那麼許多？他對於我們的貢獻實在不少了，我們更有何求！韜奮先生的答複，我大致是滿意的；他的意見可分兩點，第一是修養問題，他說革命的力量有待於準備，也就有需乎修養，這一點最使我滿意。在從前我以為一個積極的人是沒有顧忌的，等到他閉門養晦，從事修養，已經入於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了。所以我一向以為“修養”是個人主義的專利品，也惟有個人主義才配談修養，換一句話，便是把“修養”消極化了。我很感謝韜奮先生告訴我革命也需要修養。其實我的陷於錯誤也難怪的，在這個充滿著黑暗和矛盾的社會裏，革命者無暇顧及自身的修養，而因為一般人類是太自私自利，寡廉鮮恥了，所以社會上遇到很少有一兩位獨善其身的人，也就有“際此末世不可多得”之感，無形中使我欽慕那些砥節勵行律己以嚴待人以誠的人，雖然我自己連這一層也沒有做到。
韜奮先生的第二點意見，說到我們要找尋出路，他告訴我們青年的出路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出路，他勸我們從事積極的準備，為大眾的福利而研究，而努力，同時對於現實即不得不予以深切的注意。這些話我完全同意，可是我們準備到那一天為止呢？照中國目前的混亂看來，未來的轉變是一個有希望的充滿革命意識的變動，還是一種混亂的輾轉屠殺，使中華民族入於萬劫不複的厄運，殊不可必這真是使我們展顧前途而感到無限焦灼的事。同時，在這準備期間，我們雖有心準備，其如環境不予我們以準備的餘裕和機會何？我們以大眾福利為目的而研究，而努力，而注意，但在在都是障礙，危險。況且我們在準備期內不能閉了眼睛，聾了耳朵，對於四周的一切不感到刺激，有刺激便不免痛苦，因痛苦而複陷於苦悶，我們不是偶像的崇拜者，也不能迷信前程，我們忍受不住準備期間的苦悶。（下略）
星 翁
按：這是星翁先生寫給本社同事寒鬆先生的一封信。寒鬆因事請假三星期回鄉去了，他臨走的時候，把這封信留下給我看，我覺得這封信裏所提及的“忍受不住準備期間的苦悶”，倒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是大多數有誌青年所感到的一種異常苦痛的問題，所以要乘此機會把這封信公開發表，並略附管見，以供研究。
我們為什麼感覺到苦悶？不外乎不滿意於現狀；不滿意於現狀，即是要改造現狀，可見“苦悶”是不平等的社會製度的崩潰的預兆，也可見“苦悶”是催促社會進步的發動機。倘若沒有人覺得苦悶，便是人人都覺得滿意，那末現狀便已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境域，用不著我們再有什麼努力了。但是“苦悶”之所以能推進新時代的車輪，其樞機在乎我們一麵感覺苦悶，一麵仍在繼續不斷的努力；倘若苦悶至於妨礙工作的進行，那末“苦悶”反為進步的障礙了。到了這樣的狀況，意誌薄弱的人大概隻有兩條路走——至少依這種人自己看來——一條是自殺的路，一條是同流合汙的路。想走第一條路的人，是感覺到天下滔滔，惟我獨醒，一人之力既無挽狂瀾於既倒之可能，世界如此齷齪，不如死去，一瞑不視，來得幹幹淨淨，甚至視此為有勇氣的行為，覺得敢死就是勇氣！至於為著什麼死，死得有無價值，都在糊裏糊塗中不願加以考量，或不知加以考量。自暴自棄的走入第二條路的人，是感覺到一人的力量既屬有限，所謂大廈非一柱所能支撐，何必自苦，不如得樂且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度此殘生罷了。就普通觀念看來，也許有人覺得第一條路比第二條路來得清高，其實這兩條都是墮落的路，從社會的立場看來，都是社會的罪人，都是以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做出發點的流毒！因為走第一條路的人的犧牲，不是為社會大眾的福利而有所犧牲，實為著他自己想一了百了，實為他自己懶惰，怕奮鬥或不願奮鬥而犧牲，這完全是從個人方麵著想的。走第二條路的人，那是實行個人的享樂主義，顯然的是在那裏開倒車，更不消說了。
能知道苦悶的人，當然是在社會中比較有覺悟的分子，以比較有覺悟的分子——有革命意識的分子——徒以受了從個人做出發點的人生觀的流毒，自殺的自殺，腐化的腐化，無意中減少社會向前推進的力量，這是何等痛心的現象！要免除這種歧途而保持繼續向前努力的勇氣，最重要的是要把個人和社會看清楚，要明白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換句話說，要鏟除從個人作出發點的人生觀，確立從社會作出發點的人生觀。
我們要知道社會是動的，是向前進的，必須適合大眾需要的新時代是必要到來的，我們的努力不過能加快它的速率，提早實現的時期，並不能憑空造出烏托邦來。社會才有力量，個人自己本來沒有什麼力量，能看準社會的潮流而向著正確的方向努力，然後個人才能發生力量；但是這種努力決不是從個人作出發點，卻是從社會作出發點；而社會製度的改革又每恃乎比較長期的鬥爭，此“期”的“長”度究竟如何長，這是和努力者的工作和數量成正比例的。我們隻須不違反社會大勢向前進的正確方向，做此長期鬥爭中之一戰鬥員，便盡可盡我力量努力做去，無所用其失望，亦無所用其躁急。有我理想中的集團可得參加，力量自然更大，倘一時未有機會參加，也未嚐不可暫在自己工作上努力。我是做教員嗎？我便要把正確的思想灌輸給兒童青年，決不把反革命開倒車的思想來毒害他們。我是做報館主筆嗎？我便要把正確的思想提出和讀者商榷，決不作反革命開倒車者的代言人。我總盡我的力量幹去就是了。隻要方向看得對，我努力一分，必有一分效果，也許是一時看不見的效果。就是世界上的革命家，他們也不過看準社會前進的路線，聯合同誌往前走，而且即不知終身能否一定走得到而還是要向前走著。我們隻要走的路對，萬一未走到而先不由自主的送進了棺材——決非自殺——那也不在乎，橫豎大隊人馬組成的社會還仍在那裏向前進。我自問隻要未曾做過它的前進的障礙物，並且還盡我所能在催促前進的工作上不無盡其力之所能及的貢獻，那就是半途不幸送進了棺材，也可含笑瞑目了。像上麵所說的走第一條和第二條路的人，他們拆爛汙的程度也許略有差異，而都是把個人看得重看得大，把社會看得輕看得小，死的生的都不但不在催促新時代實現上有所努力，而且都做了社會前進的障礙物，做了社會的罪人！
根據上麵的討論，對於星翁先生所提出的“怎樣解除準備期間的苦悶”一問題，也許可以得到相當的答案，那就是：既經明白我們既不能以個人的力量演回乾轉坤的魔術，好像個人的英雄主義的幻夢，那就除了看準社會前進的正確方向，隨時隨地抓住機會朝準這個方向作盡量的努力外，關於時間的久暫（即何時能達到所希望的境域），不必問，問亦無益（因為非個人的力量所能預定），這樣便不致因苦悶而妨礙工作的進行了。（苦悶的解除須俟達到所希望的境域的時候，此時但求其不致妨礙工作的進行而已。）
烏煙瘴氣的現狀，凡是略有思想的人，沒有不感到苦悶的；但是這種苦悶既非為個人的前途著急，乃是為社會的前途展望，便隻能愈益鼓勵我們的向前努力，看準方向，盡我們的力量幹去。正是因為不能忍受，所以要幹——無論是準備的幹或是實際的幹，這是要依各人的能力和環境而定——如能忍受，也就不必幹了。
人生究竟
這是懷疑很久的問題了，時常想給他以圓滿的解說。但終因朋友們的議論紛紜，而擱置在漫漫無主的心裏。在第五十期的《生活》裏，有著這樣幾句話：“徒以受了從個人做出發點的人生觀的流毒，自殺的自殺，腐化的腐化……要免除這種歧途而保持繼續向前努力的勇氣，最重要的是要把個人和社會看得清楚，要明白個人和社會的關係，要鏟除從個人作出發點的人生觀，確立從社會作出發點的人生觀。”
當我讀到這幾句話時，我再二再三的讀，再二再三的想，神經的興奮，使我自習也自習不成了。
先生，倘若你肯抽出點空答複我，那是盼望欣幸之至。
人生究竟是為個人呢？還是為社會群眾？還是二者都是？為什麼？
前年曾經嚐了Prison的風味，去年在故鄉作點事，人們都說是“特別胡鬧”。於是滾蛋大吉，跑回家裏去，家長給我以教訓：“你跟著別人鬧什麼？人家都是為了名為了利才去鬧，你作什麼？為名為利？你還沒有受過刺激？受的挫折還很小？跟著別人胡混，隻是為別人作墊腳石，作什麼？”
我想到幾位朋友的言論，我發生了很大的懷疑！“人究竟是為自己，為他人？”記得某雜誌上一文裏一位主人公說：“豬一樣的爬，狗一樣的滾，向獄吏討饒，向混蛋求情……”（原文記不清），因是她改變從前的行為，恣意去享樂去，她說她要“忠於自己”。
有的朋友們用感情激動我說：“人是社會的動物，離了社會，個人就不能生存，為了求得自己的幸福，必須在求得群眾的幸福以後。”我曾經被他們激動過，而同他們抱同樣的見解，但有時則又懷疑著，這仍是為了自己，不得不先為社會，動機原並不在社會，而仍是自己。
有的則竟說：“一切要由己推人，因為人不是為他人而生的，並不是因為有了別人，才生了自己來去助別人去，所以一切先己而後人。”我雖知是詭辯，但還想也有一部分理由，因為人無論如何不是為別人而生存的。
但這樣一來，那一切舍己為群的人們豈不盡是傻瓜了麼？因此我不敢相信。
有的說那些英雄事業的首領者，多半是棄利而取名，那末也是為個人的了。
先生，我以至誠希望你的具體的答複。
甫 嶺
答：“動物的個體，他本身具備有他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各種器官，至於人類社會的個體，自分業發達以後，他便不能沒有社會而單獨生活。像魯濱遜那樣沒有任何機關以生產任何物件，這種事實隻能在兒童故事書裏及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裏找得出來……人類本來就倚賴社會而受社會的支配……”（見考茨基K.Kautsky所著《人生哲學與唯物史觀》第五章《社會主義的倫理》）“社會之外的個人，沒有社會的個人，這是不可思議的。我們也不能設想先有一個個的個人存在著，好像先存在於所謂‘自然形態’中，然後走攏集合起來，由此組成社會……如果我們追溯人類社會的發展，便知道人類社會原來就是由人群組成的，決不是先由許多單獨的個人，各自散居於各處，忽有一天大家覺得在一起共同生活是件好事，先在會議中談得大家滿意之後，才聯合起來組成社會。”（見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所著《曆史的唯物論》九十五及九十六頁）一個人一出娘胎之後，就在社會中生長著，就和社會結不解緣，所以在實際上個人和社會是分不開的，他的動機，他的行動，都是在社會環境中實際生活裏所養成的。於此也許可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個人為社會而生存呢？還是社會為個人而生存？也就是甫嶺先生所謂“人究竟為自己，為他人？”個人要求生存，這是人類的本能，無可否認的事實，但依實際生活的經驗，個人生存必於社會生存中求之，所以為社會求生存，就是為個人求生存，個人既脫離不了社會而做魯濱遜，在實際上個人和社會即無法分開，既無法分開，個人生存和社會生存原是打成一片的，同時生存，說不出誰為著誰。不過個人不能不恃社會之生存而生存，社會卻不因有一二個人或一部分個人的死亡而消滅；還有一點，隻有社會能給個人以力量，離開社會（假設有的話）的單獨個人便無力量可言：所以可以說社會是超越個人的。“從個人作出發點的人生觀”，往往把自己看得比社會大，甚至幻想他是可以超社會而生活的，不知道隻有在社會中活動的個人才有他的相當的力量，必須看準社會大勢的正確趨向而努力的，才有相當的效果可得，那些“自殺的自殺，腐化的腐化”，就是對於這一點看不清楚；倘他能了解“從社會做出發點的人生觀”，便明白隻有社會有力量，單獨的個人是沒有力量的，隻有在社會中積極活動的個人才有力量可言，自殺和腐化都是和“在社會中積極活動”斷絕關係的行為，決不是了解“從社會做出發點的人生觀”的人所願做的。
甫嶺先生的那位朋友說“人是社會的動物，離了社會，個人就不能生存”，這幾句話是對的，這是實際的情形，並不是“感情激動”。至於說“動機原並不在社會，而仍是自己”，我們如不忘記社會包括個人，個人無法自外於社會，便知道無所謂在彼或在此的鴻溝了。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觀點來批評這幾句話：“為了求得自己的幸福，必須在求得群眾幸福以後”，其實“群眾”便包括了“自己”，“自己”也就是“群眾”中的一分子。
個人的生存不得不附於社會的生存之中，這固然是鐵一般的事實，但是有的情願為社會的生存努力奮鬥而犧牲自己，這卻怎樣解釋呢？我以為這可分兩點解釋：一點是最直接被壓迫被榨取的階級，物質上及精神上均受到極度的痛苦，生和死原就沒有什麼區別，為求解除壓迫而奮鬥，幸而及身目睹解放的效果，固得和被解放的社會共存，否則雖死亦無所失。還有一點，雖非最直接被壓迫被榨取的階級，但因在社會生活中所養成的社會意識的作用，雖個人的生活比較的安逸，一看到周圍的苦楚黑暗殘酷的情形，也感到極度的煩悶，不得不受社會上大多數共同要求的勢力所支配，願為社會的生存而犧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