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者，兒也。下列金文甲文異形，觀其形，知其義，今作子者借字也。
以子稱有土者，已見於殷。微子箕子是。子者，王之子，故子之本義雖卑，而箕子微子之稱子者，因其為王子，則甚崇。至於周世，則以子稱有土者，約有數類。最顯見者為諸邦之庶子。邦之長子曰伯，然一邦之內，可封數邦，一邦之外，可封某邦之庶子，仍其本國之稱。然則此之謂子，正對伯而言。吳之本國在河東王甸之中，故越在東南者為子。鄫之本國何在，令不可考知，然能於宗周時與申同以兵力加於周室，其不越在東夷可知，而越在東夷者為子。然則子之此義，正仲叔季之通稱，與公子之義本無區別，僅事實上有土無土之差耳。諸侯之卿士稱子，亦緣在初諸為侯卿士者正是諸侯之子，又王甸中之小君，無宗子稱伯者可證，或亦稱子，如劉子尹子。若然，則子之為稱，亦王甸中眾君之號，其稱伯者，乃特得立長宗者耳。
至於蠻夷之有土者。則亦為人稱子，自稱王公侯伯。宗周鍾，“王肇遹省文，疆土。南國服子敢臽虐我土”，是金文中之證。若《春秋》，則以子稱一切蠻夷，尤為顯然。此類子稱，有若幹既非被稱者之自認，又非王室班爵之號。此可證明者：例如荊楚，彼自稱王，諸侯與之訂盟，無論其次序先後如何，準以散盤氏稱王之例，及楚之實力，其必不貶號無疑也。然《春秋》記盟，猶書曰楚子。《國語·吳語》：“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幹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春秋》書曰“吳子”，既與吳之自號不同，又與命圭有異也；是以蠻夷待吳也。至命圭有命，固曰吳伯者，意者吳之本宗在河東者已亡，句吳遂得承宗為伯乎？今又以金文較《春秋》，則莒自稱為侯，而《春秋》子之；邾自泛稱公，而《春秋》子之；楚自稱為王、為公，而《春秋》子之。雖金文亦有自稱子者，如許，然真在蠻夷者，並不自居於子也。然則蠻夷稱子，實以賤之，謂其不得比於長宗耳。子伯之稱既無間於王甸及畿外，其初義非爵，而為家族中之親屬關係，無疑矣！
就子一稱之演變觀之，頗有可供人發噱者。子本卑稱，而王子冠以地名，則尊，微子箕子是也。不冠地名，則稱王子，如王子比幹。此之為子，非可盡人得而子之。稱於王室一家之內者，轉之於外，頗有不恭之嫌。滿洲多爾袞當福臨可汗初年攝政時，通於福臨之母，臣下奏章稱曰叔父攝政王，此猶滿人未習漢俗之嚴分內外。果有漢臣奏請，叔父者，皇之叔父，非可盡人得而叔父之；遂冠皇於叔父之上。此正如王子公子之造辭也。子一名在周初如何用，頗不了然，《周書》曆舉有土之君，子號不見。春秋之初，諸侯之卿，王室之卿，均稱子，已見於典籍矣。前一格如齊之高國，晉之諸卿，魯之三桓，後一格如劉子。至孔子時，士亦稱子，孔子即其例也。戰國之世，一切術士皆稱子，子之稱濫極矣。漢世崇經術。子之稱轉貴，漢武詔書，“子丈夫”，是也。其後曆南北朝隋唐，子為嚴稱。至宋則方巾之士，自號號人，皆曰子，而流俗固不以子為尊號。今如古其語言，呼人以子，強者必怒於言，弱者必怒於色矣。又“先生”一稱，其運命頗可與子比擬。《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有事弟子服其勞。”此先生謂父兄也。至漢而傳經傳術者猶傳家，皆先生其所自出，此非謂父兄也。今先生猶為通稱，而俚俗亦每將此詞用於頗不佳之職業。又“爺”之一詞亦然。《木蘭詞》，“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又雲“不聞爺娘喚女聲”，爺者，父也。今北方俗呼祖曰爺，外祖曰老爺，猶近此義。明稱閣部為老爺，以尊其親者尊之也。曆清代遽降，至清末則雖以知縣縣丞之微，不願人稱之為老爺而求人稱之為大老爺。此三詞者，“子”“先生”“爺”，皆始於家族，流為官稱，忽焉抬舉甚高，中經降落，其末流乃沉淪為不尊之稱焉。
男者，附庸之號，有周公子明諸器所謂“諸侯，侯田男”者為之確證。按以《周書》所稱“庶邦侯田男衛”諸詞，此解可為定論。男既甚卑，則稱男者應多，然《春秋》隻書許男，而許又自稱子（許子鍾、許子簠）。此由許本魯之附庸，魯之勢力東移，漸失其西方之綱紀，許緣以坐大，而不甘於附庸之列。魯雖隻希望“居常與許”，終不能忘情，《春秋》遂一仍許男之稱焉。魯許之關係，別詳拙著《大東小東說》，此不具論。
三、既非五等，更無五等爵製
以上之分析與疏通，義雖不盡新，而係統言之，今為初步。其中罅漏甚多，惟下列結語頗可得而論定焉。
一、公伯子男，皆一家之內所稱名號，初義並非官爵，亦非班列。侯則武士之義，此兩類皆宗法封建製度下之當然結果。蓋封建宗法下之政治組織，製則家族，政則戎事，官屬猶且世及，何況邦君？如其成盟，非宗盟而何？周室與諸國之關係，非同族則姻戚，非姻戚則“夷狄”。蓋家族倫理即政治倫理，家族稱謂即政治稱謂。自戰國來，國家去宗法而就軍國，其時方術之士，遂忘其古者之不如是，於是班爵祿之異說起焉。實則“五等爵”者，本非一事，既未可以言等，更未可以言班爵也。
二、五名之稱，緣自殷商，不可以言周製。今於卜辭中侯伯俱見，其義已顯，上文敘之已詳。若公則載於《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三頁者二，子、男二字亦均見，特文句殘缺，無從得知其確義耳。
三、《春秋》雖斷爛，其源實出魯國，故其稱謂一遵魯國之習慣，與當時盟會之實辭，周室命圭之所命，各有不同。與其謂《春秋》有褒貶之義，毋寧謂其遵魯國之習耳。
四、男之對侯，子之對伯，一則有隸屬之義，一則有庶長之別。其有等差，固可曉然。若伯之與侯，侯之於公，實不可徒以為一係統中之差別。
殷周（指西周，下文同）之世，在統治者階級中，家即是國，國即是家。家指人之眾，國指土之疆。有人斯有土，實一事耳。然世入春秋，宗法大亂。春秋初年，可稱為列國群公子相殺時代，其結果或則大宗之權，落於庶支，例如宋魯；或則異姓大夫，得而秉政，例如齊晉。晉為軍國社會最先成立之國家，其原因乃由於獻公前後之盡誅公族。桓莊之族死於先，獻惠之子殺於後。故自重耳秉政，執政者盡為異姓之卿。在此情景之下，家國之別，遂判然焉。孟子以為國之本在家者，仍以春秋時代宗法之義言之也。自家國判然為二事，然後一切官私之觀念生，戰國初年，乃中國社會自“家國”入“官國”之時期。顧亭林所謂一大變者也。前此家國非二事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謂國君之公，非後世所謂公家之公，戰國人狃於當時官國之見，以為古者之班爵整嚴，殊不知古時家、部落、國家，三者不分者，不能有此也。狃於當時家國之分，殊不知殷周本無是也。狃於當時君臣之義，殊不知古之所謂臣，即奴隸及其他不自由人。金文中時有錫臣若幹人之說；《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將誰欺？欺天乎？且予死於臣之手也，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皆可為證。至春秋而王公之臣幾與君子同列（君子初義本如公子）。至戰國而君臣之間義不合則去。此類家國之異、公私之分，皆殷周所不能有也。戰國所謂君臣之義，有時即正如殷周時家長與其一家之眾之義耳。吾辨五等爵之本由後人拚湊而成，有無此整齊之製，所識雖小，然可借為殷周“家國製”之證，於識當時文化程度，不無可以參考者焉。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寫於北平
按，此文主旨，大體想就於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時，後曾以大意匆匆寫投顧頡剛先生，為顧先生登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今思之較周，節目自異，然立論所歸仍與前同。附記於此，以標同異。
校稿時補記——盂鼎，“隹殷邊侯、田（甸）雩（越）殷正百碎，率於酒，古（故）喪（師）”。曰“邊侯”，則其為斥候之意至顯，而“邊侯”之稱尤與markgraf合。
原載1930年5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