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中央黨務委員會宣布釋放劉誌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勳等18人。張慶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腳鐐，還外加一副手銬，因為血肉凝結在一起，砸開鐐銬居然用了三四個小時。（張慶孚《在陝甘的一段回憶》，載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
劉誌丹、習仲勳等同誌獲救出獄的消息不脛而走，廣大軍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劉誌丹同誌得救了！”“陝北得救了！”的歡呼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劉誌丹等出獄之後，周恩來、毛澤東在瓦窯堡先後親切地接見了他們。周恩來在接見劉誌丹時，第一句話就說：“你受苦了，我們感謝你創建了這塊根據地，使中央有了落腳地。”
當時，劉誌丹心情很激動，他說“感謝中央救了我”，並說，“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
周恩來熱情地握著劉誌丹的手，麵帶微笑地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
第二天，周恩來帶著劉誌丹來到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高興地對劉誌丹說：“我是來投奔你的呀！”還親切地安慰劉誌丹說，“你和陝北的同誌受委屈了，是你們創造和保存了這塊革命根據地，才使黨中央有了落腳地。”
聽了毛澤東情真意切的話語，劉誌丹難以抑製激動之情，感激地說：“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陝北、挽救了我們。中央來了，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那些被關押後幸存下來的同誌也很快獲釋了。當他們從牢獄裏走出來的時候，個個淚流滿麵，對黨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紅軍充滿了無限的感激之情，都說是黨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毛澤東同誌聽了以後就說：“是中央救了陝北，也是陝北救了中央。”但對西北的同誌來說，心中永遠不可忘懷的是黨中央救了陝北。如果不是黨中央及時趕到，采取正確果斷的措施，西北（包括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和西北紅軍還能存在嗎？當然，如果連我黨這塊僅存的根據地也被葬送掉的話，中國革命的曆史又將會是什麼狀況？“左”傾路線在陝北製造的錯誤肅反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起嚴重事件，後人應該牢記這一曆史的教訓。（以上資料來自張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
不久，在黨中央召開的受害同誌座談會上，劉誌丹、習仲勳等人異口同聲地說：“是黨中央救了陝北。”劉誌丹一再謙虛地表示：自己工作中也有缺點錯誤，強調要“團結起來，在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工作，為完成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奮鬥”。
毛澤東不但及時糾正了西北蘇區的“肅反”，而且還親自指揮紅軍打擊敵人的進攻。接著，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配合，取得了著名的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當局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紅軍聲威大震，根據地空前發展。在直羅鎮戰役中，劉誌丹指揮地方武裝圍攻延安，牽製敵軍，有力地配合了直羅鎮戰役。
不久，黨中央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將西北根據地重新劃分為陝北、陝甘兩個省委和關中、神府、三邊三個特委，並相應地建立了政府機構。同時，又成立了新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管轄西北地區的革命武裝，劉誌丹先後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周恩來兼主任）、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紅28軍軍長，習仲勳擔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從此，劉誌丹就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精神飽滿、鬥誌高昂地投入了新的戰鬥。
到了1936年初，劉誌丹還要習仲勳轉告受迫害的同誌：“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要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他向部隊講話時，每次都要強調：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顧全大局識大體，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聽從中央的調遣，要向中央紅軍學習，加強團結。在他的影響下，許多受害同誌都不計個人恩怨，忍受政治上未徹底平反、職務上安排不公的現狀，仍然勤懇為黨工作，使西北紅軍和中央紅軍團結得親密無間。直到劉誌丹犧牲了6年以後的1942年，才在西北局召開的“高幹會”上徹底清算了“左”傾錯誤。
周恩來曾多次讚揚說：劉誌丹同誌對黨忠貞不貳，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共產黨員。近半個世紀後的198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關於西北黨史問題的第28號文件中明確指出：“劉誌丹同誌是一個胸懷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領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