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真不愧是老牌的“肅反專家”，聽了劉誌丹這句話後，他隻是驚訝了三秒鍾，就馬上對劉誌丹主動“歸案”的行為有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後來戴季英得意地對負責審訊劉誌丹的那些人說：“劉誌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你們知道這是為什麼嗎？他就是如此狡猾地用這種伎倆來迷惑我們，使黨對其信任！”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戴季英進一步錯誤地斷定，劉誌丹創建陝北根據地和為紅26軍所做的一切，都是反革命的政治陰謀。他說，劉誌丹就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和根據地的反革命”。他甚至誣陷劉誌丹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率領紅軍浴血奮戰，橫掃六縣，打開縣城消滅敵軍和民團，純粹是反革命欺騙革命群眾的“花招”。
於是，劉誌丹一到瓦窯堡，就給莫名其妙地抓起來了，馬上投進了監獄，蒙受著不白之冤。在關押期間，劉誌丹一直被手鎖腳鐐，嚴加看管，在監獄裏受盡了折磨。但是他麵對隨時可能被處死的殘酷現實，始終泰然處之。
劉誌丹的女兒後來回憶說，當年她和她的母親同桂榮前去探監，保衛局的那些人根本不讓她們見劉誌丹。她隻是被帶到關押父親的房子前，看到所有的窗戶都用磚頭封死了，隻留下一個氣眼。她在外麵大聲呼喊爸爸，卻見不到父親的麵，隻是聽到從裏麵傳來父親的幾聲咳嗽聲……
在那次“肅反”運動中，戴季英和政治保衛局的人先是攻擊劉誌丹“一貫右傾”，誣陷他是“右派”，“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後來幹脆給他戴上“白軍軍官”、“反革命”的帽子。在劉誌丹被捕的那些日子裏，凡是原紅26軍營以上的幹部和原西北軍委機關、陝甘邊區所有的縣委書記以及縣蘇維埃主席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被捕了，一個個遭到了嚴刑逼供，指明要那些人招出劉誌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領”。那些同劉誌丹一起出生入死鬧革命、忠於黨和革命事業的幹部們，雖多次受到嚴刑拷打，依然寧死不屈，拒不承認他們對劉誌丹同誌的誣陷。最後，竟然有200多名革命幹部被殘酷地殺害了。
隨著劉誌丹、高崗的先後被捕，“肅反”大網立即向習仲勳、楊森、黃羅斌、劉景範、馬文瑞等人撒開。戴季英和政治保衛局的人深知這些人畢竟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造者，在群眾中享有較高的威望，公開逮捕一定會引起麻煩，於是就像對待劉誌丹同誌一樣，也對他們一個個地采取了誘捕的方式，把這些領導同誌全部抓了起來，關進了監獄。後來，就連劉誌丹的妻子同桂榮和年僅5歲的女兒劉力貞也被株連入獄了。
從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紅26軍及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60多個主要領導人幾乎悉數遭到清洗。
當時凡是被捕的人員，一律遭到了政治上的誣蔑和肉體上的酷刑，劉誌丹等人也不例外。關押在王家坪的習仲勳、劉景範等人更是備受煎熬。紅26軍領導人楊森、黃羅斌遭到誘捕後也被押到王家坪保衛局駐地，習仲勳僅僅是衝著楊森和黃羅斌點了點頭，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衛局看管人員的毒打。（黃羅斌《創建陝甘邊蘇區的習仲勳》，載《習仲勳革命生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尤其是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更是被重點逼供的對象，被那些人晝夜不停地毆打。劉景範當時已患有重病，挨打後接連吐血，情況非常危急。習仲勳等人要求救治劉景範，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劉誌丹招撫成為紅軍猛將的郭寶珊在酷刑下，就是不肯承認劉誌丹是“右派”，是“反革命”，反而說：“如果劉誌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那些關在獄中的領導同誌，個個都受到了嚴刑拷打。曾任陝甘邊特委書記的張秀山同誌雖然受盡了折磨，但是他至死都不承認劉誌丹和陝甘邊的戰友們有什麼“右傾取消主義錯誤”。氣得戴季英說他是“糞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還指使保衛局的那些人一次又一次地提審張秀山，把張秀山打得幾度昏死過去。但是張秀山醒來之後，仍舊激憤地說：“你們把我殺了算了！我死沒問題，26軍創建不容易，它是許多同誌用頭顱換來的，你們可憐可憐26軍吧，這裏邊的幹部全是好的！你們不要把26軍的幹部都冤死了！”
張秀山一邊說，一邊放聲大哭。關押在獄中的張策、馬文瑞等同誌聽到了張秀山的這些話，聽到了張秀山同誌的哭訴，都流出了淚水。
麵對一次次的酷刑，張秀山這條一直跟著劉誌丹鬧革命的陝北漢子竟然淚流滿麵，放聲大哭，連那些看押他的政治保衛局的工作人員也震驚不已。看押張秀山的人大部分是紅25軍的幹部和戰士，這時，這些人也對這次“肅反”運動開始產生懷疑，他們議論說：“哪有這樣的‘反革命’，自己都快要死了，還要救26軍的同誌。”（資料來自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