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圍剿”進入決戰，“中央代表團”開始全麵“肅反”，成立“政治保衛局”動手抓人；一道“指示”本想誘捕劉誌丹歸案，沒想到一封“密件”卻讓真相大白；為了避免黨內分裂和紅軍內訌，他毅然馬不停蹄自投羅網；黨中央到達陝北下令停止“肅反”，周恩來親自把他接出牢房。
紅25軍是我黨領導下的一支英勇部隊。但是在鄂豫皖時，由於紅25軍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和張國燾軍閥主義及錯誤“肅反”的嚴重破壞和影響，因此在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時，紅25軍被迫退出了鄂豫皖根據地。紅25軍來到陝北根據地的同時，也把“肅反”的流毒帶到了陝北。
早在1934年夏天，中共陝甘邊特委中那些執行正確路線的同誌，就被無端指責為“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到了1935年秋天，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執行者——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和中共陝甘晉省委，又決定“開展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中展開了一次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1935年9月15日，紅25軍來到延川縣的永坪鎮之後，西北地區的“肅反”運動也就悄悄地拉開了序幕。
1935年9月17日，在永坪鎮紅軍幹部學校的教室裏，召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紅25軍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的聯席會議。開會之前，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三人組成了“中央代表團”，朱理治為書記。聯席會議由“中央代表團”主持。
當時為了貫徹“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央代表團”先是在永坪聯席會議上，對陝北的黨政機構進行了全麵改組，利用組織變動的手段對以劉誌丹為首的中共陝甘邊根據地眾多領導人公開地排擠和限製，將一大批原來在西北工委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崔田夫、高崗、張秀山、惠子俊、習仲勳等人排除在領導層之外，安插那些“左”傾錯誤路線的執行者擔任要職，然後就以“肅反”的名義，有步驟、有計劃地到處公開抓人。
永坪聯席會議對中共西北工委和軍事機關進行了徹底改組。撤銷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了陝甘晉省委，朱理治為書記，郭洪濤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在這次聯席會議上，還對西北軍委進行了改組，撤銷了劉誌丹的西北軍委主席之職，由聶洪鈞取代劉誌丹任西北軍委主席。同時將紅25、26、27軍各改編成一個師，組成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軍團政委，劉誌丹任副軍團長，高崗任軍團政治部主任。原來的陝甘邊特委書記張秀山被調到軍委當供給部部長，從紅25軍調來一個連級幹部當供給部政委。據那個同誌後來交代，他當時的主要任務不是當好“供給部政委”，而是監視張秀山的行動，隻要一有情況就隨時向“中央代表團”報告。
中央代表團這種人事上的變動和安排，其實就是對劉誌丹等人進行整肅的開始。但是，麵對這種不公平的政治待遇和不信任，劉誌丹當時並沒有表示反對，更沒有任何不理智不冷靜的舉動，他完全相信黨組織的決定是正確的，這再一次表現了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
這次會議從9月17日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早晨。會議的第二個主要內容就是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要在西北地區的黨組織和軍隊內全麵開展“肅反”運動。中央代表團那些人在會上所講的內容，主要是針對紅26軍工作中存在的所謂的問題，他們在會上公開指責時任中共西北工委書記的惠子俊同誌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傀儡，要嚴厲地進行打擊。
當時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紅軍的那些同誌都知道，惠子俊是工人出身，大革命時期一直在西安從事“兵運”和“工運”工作，1933年春到照金根據地後參加了紅軍，同年7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陝甘邊根據地，他與桂生芳等人克服各種困難，創建了薛家寨修械所，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為西北紅軍製造了大量武器彈藥，修械所還被西北紅軍譽為“軍械部”。 1935年2月，他還和劉誌丹一同赴陝北參加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聯席會議，共商反“圍剿”的行動方針。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成立以後，惠子俊被選為中共西北工委書記。
就是這樣一位堅定的共產黨員，卻被無端地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傀儡。當時，許多同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對這種意見。曾任陝甘邊特委書記的張秀山同誌也在大會上為惠子俊同誌講了幾句公道話，他說：“惠子俊是工人同誌，文化水平不高，工作能力較弱，可以幫助教育，但不能把人家打倒……”可是張秀山的話還沒有說完，馬上就有人站起來批評他說：“你這個人就是搞調和主義，反對右傾不堅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