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會場的氣氛就變得相當緊張，許多同誌在會上都不敢說話。結果在這次會議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肅反”變成了現實，陝北根據地和西北紅軍立即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之中。會後，朱理治立即寫了一篇非常“左”傾的文章，標題就是《打倒反黨的右傾機會主義，為列寧主義的中央路線而鬥爭》。這篇文章刊登在當時陝甘晉省委的機關刊物《西北鬥爭》的“革新號”上，朱理治在文章中公開點名“張秀山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為了有效地開展“肅反”運動，有力地打擊那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剛剛成立的陝甘晉省委馬上就組建了一個“政治保衛局”，由這個政治保衛局具體執行“肅反”任務，開展工作。當時任陝甘晉省委政治保衛局局長的，就是號稱“肅反專家”的戴季英。此人曾在鄂豫皖蘇區政治保衛局任審訊科科長，在紅25軍中曾大刀闊斧地進行過“肅反”工作，對整人、打人經驗豐富，所以就人盡其才，由他來兼任陝甘晉省委的政治保衛局局長。
成立政治保衛局的這種做法，據說是向當時的蘇聯學習的，推行的就是當年斯大林搞“肅反”的那一套，所以，陝甘晉省委下麵這個小小的政治保衛局就有臨機處置、生殺予奪之權，對任何人可以不通過組織程序，不通過法庭審訊，不必事前向上級政府部門彙報，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生命甚至是一個人的生死。所以後來整個陝北的“肅反”的過程就是先定好名單，羅列好罪名，再按定好的名單抓人；然後就是“逼供信”，對那些被抓去的同誌嚴刑拷打；最後就是處理，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處決甚至是活埋，讓那些同誌永遠地消失！其手段殘忍到了極點，主觀主義也達到了極點。
永坪聯席會議以後，劉誌丹、高崗和張秀山等一大批領導同誌就上了政治保衛局的“黑名單”，成了“肅反”的對象。在當時的“肅反”材料中，他們給劉誌丹和其他的領導同誌羅列了一大堆的罪名，說“劉誌丹是白色軍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說“高崗曆史上有問題；張秀山是右傾機會主義；習仲勳是跟著人家胡跑”；說“楊森、楊琪是土匪頭子”等等。
陝北“肅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開的。
1935年10月1日這一天，正是劉誌丹和徐東海帶領紅15軍團，在勞山地區同國民黨的110師浴血奮戰的日子。而由戴季英任局長的陝甘晉省委政治保衛局也在後方行動了。他們首先秘密逮捕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文華等5人。當時大多數人還都蒙在鼓裏，並不知道“肅反”就這樣開始了。
張文華等5人被抓進去之後，戴季英不但指揮政治保衛局的人對他們動用了酷刑，而且自己還親自動了手。因為這位“肅反專家”憑自己當年在鄂豫皖蘇區任政治保衛局審訊科科長的經驗，當然知道讓張文華等人的“招供”，是“肅反”運動能否順利開展、能否進行下去的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一定要用盡一切辦法讓他們招供。如果拿不到他們5個人的“口供”——準確地說，就是拿不到政治保衛局所需要的“口供”，那麼，陝北的“肅反”運動的下一步就無法開展了。所以，他們隻有在張文華等5人身上打開缺口，動用酷刑對他們進行刑訊逼供，其手段之殘忍幾乎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在殘酷的嚴刑拷打下，張文華等5人終於在“口供”上畫押簽字了，這個“口供”當然是政治保衛局事先設計好了的，而且是能夠保證“肅反”運動順利進行、符合政治保衛局要求的口供。戴季英等人“首戰告捷”，就以此為缺口，把“肅反”運動進一步擴大化。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大批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和紅26、27軍的領導幹部先後被抓，或者是被誘捕，一次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就由此全麵展開。
1935年10月5日，是陝北“肅反”最悲壯的一天。這一天，正是國民黨“西北剿總司令部”電令董英斌、王以哲、孫楚等部立即在陝北“聚殲”劉誌丹和徐海東的紅15軍團的日子，也是陝北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進入決戰的關鍵日子。
然而，就在這一天的清早，身為紅15軍團副軍團長和參謀長的劉誌丹接到了一道指示——“調你回瓦窯堡擔任西北軍委代理主席，指揮北線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