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戰南北攻城拔寨，大小戰鬥30餘次，殲敵3000餘人，解放了陝甘邊地區10多個縣；第一次步、騎配合大戰西華池全殲敵軍兩個營，俘敵700多人繳槍600多支還有迫擊炮和重機槍首創光輝戰例；第一次“圍剿”全麵粉碎，不幸的是陝北根據地創始人謝子長不幸犧牲。
1933年夏，謝子長在上海中央局學習結束後，先到天津，後又被派往張家口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部第十八師（師長許權中）工作，協助許權中指揮作戰。
與此同時，陝北地區的革命鬥爭也有了很大發展。
1933年夏，以馬明方、崔田夫為首的中共陝北特委，決定擴大陝北遊擊隊第一支隊，創建第二、第三支隊，開辟安定、綏德、神府3個遊擊區，開展遊擊戰爭。當年10月，蔣介石調集百萬軍隊，對南方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反革命“圍剿”，他們采取步步為營的辦法，從四麵八方向根據地進攻、壓縮，對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妄圖把紅軍一舉消滅；而在北方陝甘邊一帶的國民黨軍隊也南北呼應，向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動了規模較大的反革命“圍剿”。
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派謝子長回陝任駐西北軍事特派員。當時，陝北根據地尚在初創時期，謝子長到安定後，根據中共陝北特委的決定，立即著手恢複第一支隊，進一步發展武裝力量。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第一支隊正式恢複，在中共陝北特委的領導下，謝子長帶領部隊打土豪、籌經費，采取夜戰奔襲的作戰方式，打了幾次勝仗。還協助地方黨組織成立了赤衛隊、少先隊、婦女會等群眾組織，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據地。
當時由於形勢發展和鬥爭需要，中共西北黨、政、軍組織逐步形成了陝甘邊和陝北兩個部分。雖然兩個部分一個叫“陝甘邊特委”、一個叫“陝北特委”，在武裝力量的建製上一個是紅26軍、一個是紅27軍，根據地的建設一個叫“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一個叫“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在領導權屬上，陝甘邊一直屬於陝西省委領導，而陝北特委卻幾易領導關係，有時歸北方局領導，有時又歸陝西省委領導。
雖然有各方麵不同，但這兩個部分始終互相幫助、互相支援、親如兄弟、情同手足。特別是謝子長和劉誌丹，不論革命情誼還是個人關係都是親密無間的。他們既能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又能互相諒解、互相幫助，體現了共產黨人團結奮鬥的合作精神和真誠的革命情誼。
在陝北特委和謝子長的領導下，陝北遊擊戰爭迅猛發展。沒過多久謝子長率領紅26軍紅3團返回陝北，先後在安定、綏德、清澗、橫山等地連打勝仗，粉碎了井嶽秀部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
紅軍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剿，變被動為主動，針鋒相對地打擊敵人，保全自己，於1933年11月根據陝西省委恢複紅26軍指示，在合水縣蓮花寺將陝甘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改編為紅26軍42師。師長王泰吉，副師長兼參謀長劉誌丹，政委高崗。紅42師下轄兩個團，即騎兵團、紅3團。騎兵團團長黃子祥、政委楊森；紅3團團長王世泰，政委黃羅斌（後為張秀山）。
主力紅軍成立之後，以南梁根據地為中心，劃分了一、二、三路遊擊區的活動範圍，加強了領導，使遊擊戰爭蓬勃發展起來。紅26軍42師的成立和革命形勢的發展，對國民黨威脅越來越大，使敵人惶恐不安。國民黨多次糾集兵力，對陝甘邊蘇區進行“圍剿”。
為了迎頭痛擊敵人，進一步擴大蘇區，發展革命力量，1934年2月5日，劉誌丹參加了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鹼舉行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正式統一了“陝甘邊”和“陝北”兩地區黨和軍隊的領導，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軍事委員會。劉誌丹當選為西北工委委員和西北軍委主席，工委書記為惠子俊（未到職前由崔田夫代理）。會議還討論通過了劉誌丹、謝子長提出的粉碎敵人“圍剿”的戰略方案，為進一步擴大西北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建立，標誌著陝甘邊、陝北這兩塊蘇區的統一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從此，在中共西北工委和劉誌丹的領導下，西北根據地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934年2月至5月，國民黨陝甘當局對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圍剿”。
國民黨當時的部署是：駐守慶陽的仇良民團、王子義團和譚世麟部聯合起來，圍攻紅軍和蘇區；駐耀縣孫友仁的特務團、旬邑的何高侯團、洛川的馮欽哉部一個團、延安張瑞盧團等嚴守駐地，相繼堵截轉入外線作戰的紅軍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