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與其他人一道，扛著鋪蓋卷，拎著提包，拿著網袋，風風火火地就坐著長途汽車到了京郊。長途車靠站，把他們一行人和行李丟在路邊便開走了。可憐楊絳一個人，肩背手提一堆行李。體力好的男同誌走得快，早不知去向；體弱的同誌落在後麵，也不見蹤影，楊絳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惶恐。她不能停在半路上，隻好拚命往前趕，咬著牙走到筋疲力盡時才看到一處房屋，上麵寫著“人民公社”四個字，算是到了。
來的這批人被分成兩隊，一隊前往富庶的稻米之鄉，由副隊長帶領；一隊被分在貧瘠的山村，由正隊長帶領。楊絳被分在太和莊，是個山村。分到那裏的連同隊長共五男二女。隊長名蔡儀，是個謙和謹慎的老同誌。當晚，他們一行人在公社打了地鋪，胡亂對付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奔赴各自的村莊。
一位老先生剛進村子，就指著一個農村姑娘說：“瞧！她像不像蒙娜·麗莎！”大家都說像，都叫那個姑娘“蒙娜·麗莎”。又有一位老先生，看打麥場上有個高高瘦瘦、留著一撮胡子的老人，覺得他像堂吉訶德，大家便又一起喊他“堂吉訶德”。
楊絳自覺是過過苦日子的，對困難並不放在心上，但到太和莊後，她才發覺這個村子的落後超出了她的想象。在《第一次下鄉》中，她描繪了記憶中太和莊的樣子：
我們那村子很窮，沒一個富農。村裏有一條大街或通道，連著一片空場。公社辦事處在大街中段，西盡頭是天主教堂，當時作糧庫用，東盡頭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沒有井欄，井口四周凍著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兒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兒所在街以南。沿村東邊有一道沒有水的溝，旁邊多半是小土房。磚瓦蓋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據說得乘了小驢兒才上得去。出村一二裏是“長溝”，那兒有些食用品商店，還有一家飯館。
那時候吃飯不要錢。每戶人家雖各有糧櫃，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醃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裏，缸裏醃的隻是些紅的白的蘿卜。牆腳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真正生活在這裏之後，楊絳才發現還有許多關口等著她去過，她將這些關口稱之為“過五關，斬六將”。
第一關是“勞動關”。公社“煞費苦心”，為他們安排了又不累、又不髒、又容易的活兒—砸玉米棒子。他們各備一條木棍，在打麥場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邊，舉棒拍打，把玉米粒兒打得全脫落下來，然後掃成一堆，用席子蓋上。有時候他們會被安排用手推車運送地裏的秫秸雜草。推車時要把穩兩手，分開兩腳，腳跟使勁走，把襪跟都踩破。楊絳很能幹，能把秫秸雜草堆得高過自己的腦袋，然後推車上坡，拐個彎，再推下坡，車不翻。
楊絳看得出來，他們下鄉幹的全是輕活兒。“勞動關”對他們而言是“虛掩著的”，一走就“過”，不必衝殺。
第二關是“居住關”。農民讓出一個大炕，給五位老先生睡。後來天氣轉冷，村裏騰出一間空房。他們把房間打掃了，糊上白綿紙，買了煤，生上火，就算有了個窩。楊絳和另一個女同誌隻好“打遊擊”。公社裏怕凍著了她們，就讓她們睡在一戶工人大嫂家。工人家有錢買煤，可以燒暖炕。但她倆沒住幾天，工人就回來“度假了”，黨支部書記隻好連夜幫她們搬了家。
她們搬到了公社的縫紉室。縫紉室裏有一張竹榻，還有一塊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寬三尺，長六七尺，高高架在牆頂高窗底下，離地約有二米。她們睡覺時得登上竹榻，再登上個木樁子，攀緣而上；躺下了當然不能翻身，得挨著牆一動不動，否則會滾下來。楊絳照顧女伴，讓她睡下鋪，自己睡在上鋪，經常半睡半醒地過夜。窗隙涼風拂麵，倒很清新，比悶在工人大嫂家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裏舒服得多。
不久，村裏開辦了托兒所。托兒所的教室裏擺著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頭有個大暖炕。她們與另單位的兩個女同誌同睡這個大炕。楊絳每早要擂著拳頭把女伴打醒，急急穿衣洗漱。一個個娃娃已站滿炕前，目不轉睛地瞪著她們看，她感到自己成了動物園裏的猴子。好在暖炕住得舒服，她們很滿意。
第三關是“飲食關”。楊絳他們不屬於生產隊，吃飯得交錢。如果加入幹部食堂，每日兩餐，米飯、炒菜，還加一湯，豐盛是豐盛，隻是貴；農民食堂飯錢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的，中午是窩頭、白薯。他們願意接近老鄉，也不慣吃兩頓幹飯，就加入了農民食堂，早晚吃玉米渣兒煮白薯塊。楊絳很喜歡粥，又稀又膩。後來她回憶起那時的吃食，似乎唇齒間還留著窩頭甘甜的味道：
廚房裏把又軟又爛的白薯剝了皮，揉在玉米麵裏，做成的窩頭特軟。可是據說老鄉們嫌“不經飽”。默存在昌黎鄉間吃的是發黴的白薯幹磨成的粉，摻和了玉米麵做的窩頭，味道帶苦。相形之下，我們的飯食該說是很好了。廚師們因我喜愛他們做的飯食，常在開飯前揀出最軟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讓我像貪嘴孩子似的站著盡量吃，我的女伴兒也同吃。可是幾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裏產生了大量氣體，又是噎氣，又是泄氣。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氣足有一丈半長，還搖曳多姿，轉出幾個調子來。我和女伴兒走在背後，忍著不敢笑。後來我揀出帶下鄉的一瓶食母生，給他們“消氣”。
我那時還不貪油膩。一次夢裏，我推開一碟子兩個荷包蛋，說“不要吃”。醒來告訴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飯時告訴了同桌的老先生，他們也同聲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來放在桌上呢！我們吃了整一個月素食，另一單位的年輕同誌淘溝，捉得一大麵盆的小活魚。廚房裏居然燒成可口的幹炙小魚，也給我們開了葷。沒料到貓魚也成了時鮮美味。我們吃了一個月粗糲之食，想到大米白麵，不勝向往。分在稻米之鄉的那一隊得知我們的饞勁，忙買些白米，煩房東做了米飯請我們去吃。我像豬八戒似的一丟一碗飯，連吃兩碗，下飯隻是一條罐頭裝的鳳尾魚（我們在長溝共買得二罐）和半塊醬豆腐。我生平沒吃過那麼又香又軟的白米飯。
以後，我們一夥都害了饞癆—除了隊長，因為他不形於色，我不敢冤他。他很體察下情，每一二星期總帶我們到長溝的飯館去吃一頓豆漿油條當早飯。我有時直想吃個雙份才飽，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滿滿的了。我們曾買得一隻大砂鍋，放在老先生住的屋裏當炊具，煮點心用。秋天收的幹鮮果子都已上市，我們在長溝買些幹棗和山楂，加上兩小包配給賣的白糖，煮成酸甜兒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
隊長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買了核桃放在火上燒，燒糊了容易敲碎，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麼都很好吃。每晚燈下，我們空談好吃的東西，叫作“精神會餐”，又解饞，又解悶，“吃”得津津有味。“飲食關”該算是過了吧？
楊絳向來胃口小，也不貪戀吃食。飲食差了，她總是能克服。但“方便關”對她來講，便著實為難了。
有一次，食堂供綠豆粉做的麵條，楊絳吃了半碗，消化不好，半夜拉肚子。她想去“五穀輪回所”，但“輪回所”在小學後門，還要走半條路才到。楊絳怕黑，大半夜走這麼遠的路對她來說著實為難。女伴睡得正香，楊絳不忍將女伴叫醒，便硬著頭皮，大著膽子，帶個手電悄悄出去。她摸索到通往大廳的腰門，推一推紋絲不動，打開手電一看，上麵鎖著一把大鎖呢。她實在無法，又順著走廊往遠處跑，經過一個院子，轉進去有個大圓洞門，進去又是個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隻見落葉滿地，闃無人跡。她想起家裏那隻貓，學了貓習性，摸索得一片碎瓦，權當爪子，刨了個坑，然後掩上土，鋪平落葉，權當過關。
第五關是“衛生關”。清潔離不開水。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還得往回挑。他們搬離借居的老鄉家時，都要把老鄉家水缸打滿，院子掃淨。楊絳她們每人備了一隻暖水瓶，每天早上從廚房打一壺熱水，連喝帶用。除了早晚，她們不常洗手，更不洗臉。她們手背比手心幹淨些，飯後就用舌頭舔淨嘴角，用手背來回一抹，就算洗臉。下鄉的日子，她們整整兩個月沒洗澡。老先生們照顧楊絳她們兩個女同誌，每兩星期專為她們燒些熱水，供她們洗頭發，洗換襯衣。至於罩衣上的斑斑點點，她們都在開會時“幹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楊絳是江南女子，一向在城市裏生活，能吃得下這些苦，不得不讓人佩服。
與惡劣的衛生條件相伴的，往往是疾病。食堂裏有個害肺癆的，嗓子都啞了。楊絳在街上也曾見過一個爛掉鼻子的。楊絳他們吃飯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惡，隻好買一大瓣蒜，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誰也不嫌誰臭，壓根兒聞不到蒜臭了。
“過五關”對楊絳來說不算輕鬆，但她與村子裏的人們關係卻很好，常有人稱她“俺大姑”。楊絳得意地說：“我在上層是個零，和下層關係親密。”
那時楊絳與錢鍾書的婚姻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卻還像新婚的夫妻一樣成雙入對，親親熱熱、恩恩愛愛地過日子，令人好生羨慕。幸福的婚姻讓女人變美，她眉眼間全是溫柔。即便在單位受了委屈，有丈夫疼惜，自己心胸也開闊，她並不因此而憔悴。此時的楊絳身材勻稱，皮膚白皙，步履輕盈，大方，見人總是和顏悅色，說話慢條斯理，舉止溫文爾雅。1959年，錢鍾書為楊絳寫詩一首：“弄翰撚脂詠玉台，表編粉指更勤開。偏生怪我耽書癖，忘卻身為女秀才。”錢鍾書在城裏工作的時候，楊絳形單影隻。楊絳下鄉之後，錢鍾書也牽腸掛肚，食不知味。
他放不下妻子，便恢複了熱戀時的習慣，每天給妻子寫一封信。楊絳說：“這時是默存一輩子寫得最好的情書，用他自己的話，‘以離思而論，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篤’，‘惆悵獨歸，其情更淒戚於踽涼長往也’。”
楊絳很寶貝這些信，每一封都讀了又讀，舍不得丟。一開始她把信藏在口袋裏，後來信多了，口袋塞不下，就藏在提包裏。提包不在身上，她的心也跟著提包走了。這些信如果被別人看到，將會引起什麼樣的麻煩啊。她狠狠心，把信一股腦燒了，一邊燒一邊可惜，心疼了很久很久。
楊絳下鄉原定三個月，但後來縮短到兩個月，其中有臨近年關，照顧老鄉生活、不給群眾添麻煩的意思。回城前他們互相提意見，總結經驗，楊絳得了“能和群眾打成一片”的評價，很是得意，終於能“畢業回家”了。
三
回研究所上班後，楊絳依舊指導董衡巽，主要是指導他的翻譯。董衡巽試著翻譯了一篇英國小說家薩基的短篇小說《開著的窗門》，然後拿著稿件向楊絳請教。
楊絳很快便看完稿件，找來董衡巽，溫和地問：“你是不是朱光潛先生的高才生？”
董衡巽在北京大學西語係英語專業讀書時，導師的確是朱光潛。此時他為表謙虛，連聲說“不是、不是”，心裏卻有些得意，等著楊先生的表揚。
楊絳並不吭聲，隻將稿件遞給他。董衡巽接過一看，上麵接連打了十幾個問號，頓時就紅了臉。
楊絳又問：“你是怎麼翻譯的？”
“我是這樣翻譯的：頭一遍對著原文邊查字典邊譯，譯得很慢，第二遍潤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後謄清，謄的時候再改中文。”
“你這個方法不對，你譯第二遍、第三遍的時候，應該更加嚴格對照原文，看譯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沒有走樣。”
董衡巽對此很感激，後來他講道：“(那次)犯的錯誤可能是學者的通病，但楊先生這次談話給我上了一堂端正態度的啟蒙課。我頭一次感到翻譯是一件難事，這難首先難在態度。紀實屬於水平方麵的問題，如果竭盡全力反複琢磨，也會減少一點錯誤。也許可以這樣認為：認真地翻譯和不認真地翻譯，對於同一個譯者來說，效果的差別會是驚人的。”
指導新人之餘，楊絳有了翻譯西班牙著作《堂吉訶德》的任務。那時“三套叢書編委會”的領導、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覺得《吉爾·布拉斯》翻譯得很好，便決定請楊絳翻譯《堂吉訶德》。楊絳找了五種最有名望的英文、法文譯文仔細閱讀，還是覺得轉譯有所欠缺。她說：“五種版本各有所長和不足，很難確定用哪一個更好。我覺得任何譯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對原作忠實，隻能從原文翻譯。”但那時楊絳雖精通英文和法文，卻是不通西班牙語。她決定從頭開始學西班牙語：“一九六零年三月，我讀畢《西班牙文入門》後，便開始閱讀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說。由淺入深，漸漸能讀懂比較艱深的文章了。”她選了最具權威性的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馬林編注的《堂吉訶德》作為原本，正式著手翻譯。
1963年，楊絳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八妹楊必。楊必在全國高校院係調整時，被分配到了上海複旦大學外文係任副教授。她翻譯的英國作家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是難得的佳作。借著這次探望，楊絳拜訪了傅雷和朱梅馥夫婦。那次拜訪很愉快，朱梅馥告訴她自己兩個孩子的近況；傅雷很有興趣地和她談論了翻譯上的一些問題。楊絳沒有想到，那是她與傅雷夫婦的最後一次見麵。事後回望，不禁讓人生出“別時容易見時難”之感，因為改變他們甚至國家命運的大事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