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所1952年2月成立，初期的工作方針是按照國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體條件，有步驟、有重點地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研究中外的文學與文藝理論，以及整理文學遺產，促進我國文藝科學水平的提高和文學創作的繁榮。鄭振鐸、何其芳分別任正、副所長。剛成立時，所裏的研究員隻有錢鍾書、楊絳、餘冠英、羅念生等寥寥幾人。初期文學所人員編製屬北大，業務工作受中宣部領導。1956年1月，文學所劃歸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1964年6月，文學所幾個外文組與全國作家協會所屬的《世界文學》編輯部合並成立外國文學研究所。1977年5月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撤銷，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便屬中國社會科學院。
錢鍾書與楊絳開始都被分配在外文組，但1954年錢鍾書從毛選英譯委員會回到研究所後，被鄭振鐸借調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組，從此“一‘借’不再動”。楊絳則始終在原單位未動。1964年外文組升級為研究所後，他們便成了兩個不同研究所的研究員。
文學所的圖書館歸錢鍾書打理。他博聞強識，所長何其芳很相信他買書的眼光，購買中外文書籍全按照他開的書單。有些善本、孤本價格很高，隻要錢鍾書覺得該買，何其芳也全憑他做主。錢鍾書曾上書周總理，申述文學所因缺少原書，選編各國文學名著的任務難以完成。而文學所“渴望已久的書籍，現存單位卻束之高閣，並沒有在學術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如果這批藏書撥給其他藏書豐富的單位，則是‘錦上添花’的重複存儲，而應‘雪中送炭’撥給文學所……”這封信起了作用。文學所接收到一大批中外書刊，圖書館有了豐富的血液。
文學所的圖書館在錢鍾書的經營下，書全且重複少。曾有外賓參觀圖書館後很驚喜，稱讚道：“你們的圖書室不大，藏書卻如此豐富周全；無論新的，舊的，應該有的都有了。”後來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想要把文學所的外文書籍分走。李健吾和幾個年輕人便來與錢鍾書搶書，何其芳和錢鍾書都不答應，說：“你們自有買書費，很富足。”馮至對此不解，私下對楊絳說：“你對錢先生說，他若要看，可來我所借閱。”楊絳向馮至解釋道，這些書錢鍾書早已看過，隻是要保全文學所圖書館的完整罷了。
楊絳在外文所工作得並不順意。她那時隻不過四十歲左右，卻與錢鍾書等人一道被稱作外文所的“老先生”。“老”是不“老”，隻是1949年前的學者總與新同誌有些隔膜，楊絳自覺有被無視之感。外文組又分若幹小組，沒有一個小組肯接納她；1953年召開第二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全是大會代表，隻有錢鍾書與楊絳不是；外文組集體編寫《西洋文學史》，不參與者，僅楊絳一人：總之，什麼都沒她的份。錢鍾書從二級升為一級研究員之後，曾氣呼呼地點著楊絳的手背說：“從此你就永遠是三級了！”他的判斷果然沒錯，楊絳始終都是三級研究員，再未升遷。
楊絳曾說：“從文學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開放後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二十五年間，我是一個零。我開始有點困惑，後來覺得很自在。所以改革開放以後，還自覺自願地把自己收斂為一個零。”她很豁達，懂得人生的終極意義，也明白自己的位置所在，所以哪怕暫時受到排擠與無視，依然能持平和的心態，踏踏實實地做自己的事。錢鍾書體貼妻子，所裏隻給錢鍾書發一張《天鵝湖》的票，錢鍾書看妻子沒有，便不去；每年勞動節觀禮，錢鍾書有排在前麵的“大紅條”，見妻子沒有，便也不去。夫婦二人行路至此，愈加默契。
中關園的寓所，被他們稱為“容安室”，取陶淵明“審容膝之易安”之意，意思是鬥室足以安身。錢鍾書在《容安室休沐雜詠》中寫道：
曲屏掩映亂書堆，家具無多位置才。
容膝易安隨處可，不須三徑羨歸來。
楊絳與錢鍾書都愛蘇東坡，羨慕他的“萬人如海一身隱”，也讚同莊子所謂的“陸沉”，並讚同英美人把社會比作“蛇阱”。後來她在散文《隱身衣》中講道：
阱裏壓壓擠擠的蛇，一條條都拚命鑽出腦袋，探出身子，把別的蛇排擠開，壓下去；一個個冒出又沒入的蛇頭，一條條拱起又壓下的蛇身，扭結成團，難分難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斷地掙紮鬥爭。鑽不出頭，一輩子埋沒在下；鑽出頭，就好比大海裏坐在浪尖兒上的跳珠飛沫，迎日月之光而鬥輝，可說是大丈夫得誌了。
楊絳懂得這套生存法則，也看得通透。如此生活，反倒可以看透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古往今來，自有人避開“蛇阱”而“身藏”或“陸沉”，消失於眾人之中，如水珠包孕於海水之內，如細小的野花隱藏在草叢裏，不求“勿忘我”，不求“賽牡丹”，安閑舒適，得其所哉。一個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傾軋排擠，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潛心一誌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然而她並不希望這種超脫變成阿Q式的精神安慰，相反，她希望物能盡其用，人能盡其才，守好初心，做好自己便可以了。
我們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麼料，充什麼用。”假如是一個蘿卜，就力求做個水多肉脆的好蘿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實實的包心好白菜。
這種篤定與從容，讓楊絳在雜亂的世界中始終守著一方自己的田地。她在這塊田地裏辛勤耕耘，播種的與收獲的，都是自己喜愛的果子。無論在何種社會環境中，哪怕周圍的朋友不能再堅持，她始終挺得過來。
遷到安容室後，錢、楊二人在住所門前種了五棵柳樹，一如五柳先生，以此明誌。
1955年，楊絳前所未有地得了一張末等綠色觀禮條，可以在勞動節去天安門廣場觀禮。她很興奮，5月1日一大早便興衝衝地乘車前往。楊絳看到車上有個戴綠條兒的女同誌，喜出望外，忙與她坐到一起。一路上，她跟著“綠條兒夥伴”穿過街，在觀禮台上找到了自己應該去的位置。
楊絳在觀禮台上等了好久，但除了四周的群眾和他們手裏的各色紙條，她什麼也沒看見。忽然遠處傳來消息：“來了，來了！”
群眾歡呼起來。他們手裏舉的紙花，彙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領袖在天安門上出現了。接下來就是遊行隊伍的腳步聲，他們都齊聲喊著口號。忽然天上放出一大群白鴿，又迸出千百個五顏六色的氫氣球。紅旗一簇一簇從眼前過去，和著花海，很是壯觀。
回到家裏，家人問楊絳看見了什麼。她忽然很茫然，什麼也答不出。她心想，雖然啥也看不見，雖然沒有“含著淚花”，淚花兒大約也能呼之即來，因為“偉大感”和“渺小感”同時在心上起落，確也“久久不能平息”。“組織起來”的群眾如何感覺，她多少領會到一點情味。
1956年，楊絳一家隨文學研究所一道搬出燕園，到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所在的中關村住。後經一再搬遷，1959年他們一家搬到東四頭條一號的宿舍裏。這是個大雜院，家家戶戶挨得親近，走動也多。楊絳素來與旁人親近，大雜院的生活、吵吵鬧鬧的孩子與左鄰右舍的瑣事，讓她沉浸在煙火中，得了許多人情味。
文學研究所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叢書：一套文藝理論，一套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一套外國古典文學名著。文學所負責選題、供稿，人文社編輯出版。所內研究員都是編輯委員，隻有楊絳一人不是。編委每次開會，都要到北京的著名館子同和居吃一頓酒席。錢鍾書每次吃完回家，都要盛讚吃到的香酥雞和烏魚蛋湯等名菜。楊絳隻有幹嘴饞的份。
但楊絳卻沒少做編委的事。有時作者、譯者與責任編輯三者意見不一，僵持不下，便會喊楊絳來仲裁。楊絳心裏清楚，這種事稍有偏頗便會引起當事人不滿，很得罪人。但好在人們普遍對她有種誤解，無論她做什麼，都覺得是錢鍾書暗中幫助了的。這讓楊絳有些委屈，卻也多了一層保護傘。錢鍾書在學術上向來有權威，楊絳的意見也多了威嚴，兩次仲裁，各方都很滿意。第三次別人又來找楊絳，楊絳不幹了。同事替她抱不平，說她不是編委卻一直幹編委的活。何其芳聽了心裏不是滋味，便讓楊絳做了編委。誰料她剛去同居和吃了一頓，“文革”便開始了，楊絳因此遭了批判。她自忖：“活該！我自己討的！”但即便不做這個編委，楊絳身為“老先生”，成為“牛鬼蛇神”總是免不了的。
雕琢與淬煉
一
文學所裏其他小組都不肯主動接納楊絳，楊絳隻期望進到現代組，因為現代組能讀到新出的書。後來她雖“混跡”在現代組裏，但依然無研究課題。
她便開始翻譯法國作家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楊絳工作起來很有計劃，每周按五天計，每月按二十天計，每年二百天計，都有任務，定得很緊，但開會和運動往往占去很多時間。楊絳翻譯《吉爾·布拉斯》的後期，時間很是局促，忙得麵無人色。錢鍾書與錢瑗都很心疼她，幫她找書節省時間。臨近出版，楊絳請錢鍾書幫忙校對。錢鍾書看得仔細，遇到不滿意的翻譯，便在稿紙上使勁打叉號。楊絳又急又氣：把稿紙劃破了，她還要重抄呢。錢鍾書卻隻說“我不懂”。直到楊絳答應把“我不懂”的段落重新翻譯一遍，錢鍾書才點頭答應。他還替楊絳做了幾條有關文藝理論的注，楊絳對他的注很是滿意。
1954年，《吉爾·布拉斯》翻譯完畢，《譯文》月刊分期刊出。楊絳譯得很好，還得了《世界文學》主編陳冰夷的點名表揚。楊絳文風向來平和細膩，《吉爾·布拉斯》與她以前的文風略有不同，各家對此討論頗多。1954年4月26日，傅雷與宋淇書寫道：“楊絳譯的《吉爾·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載《譯文》），你能與原作對了幾頁，覺得語氣輕重與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處。足見水平以上的好譯文，在對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麵始終存在見仁見智的問題。譯者的個性、風格，作用太大了。聞楊譯經鍾書參加意見極多，惟鍾書‘語語求其破俗’，亦未免矯枉過正。”錢鍾書對楊絳的翻譯影響可見一斑，卻也暴露了許多人“自動地”將楊絳置於錢鍾書陰影下的心理。
那時年輕人初進文學所，隻要條件允許，都要由一位資深專家指導。一個名為董衡巽學生歸了楊絳指導。楊絳開始沒有答應，自謙說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指導不了年輕同誌。後來楊絳與董衡巽接觸了幾次，發現他對文學有些造詣，便也同意了。由此，董衡巽成了楊絳的門外弟子。
楊絳很有責任心，凡事不答應便不答應，但無論是否樂意，隻要答應下來了，就一定會盡全力做到最好。她對董衡巽的指導非常認真，開書目、指導閱讀、解答問題、批改翻譯習作，都非常用心。但好景不長，他們的師生互動剛漸入佳境，便因楊絳參加下放勞動而不得不中止。董衡巽對老師很敬仰，曾談到老師的譯作《吉爾·布拉斯》：
為了提高翻譯水平，我讀了楊先生翻譯的法國文學名著《吉爾·布拉斯》。讀的時候很感到一種語言文體美。譯文像行雲，像流水，從容舒緩，有時夾雜一些上海話，雖是方言，卻與自然流暢的譯文渾然一體。流浪漢體小說有時候枝蔓橫生，但得力於譯文的可讀，我能一口氣讀完。不過，讀完之後，我產生過一點疑慮：原文也是這樣優美、這樣暢達嗎？其中有沒有譯者的“加工”？當時不無疑慮。我不通法文，不敢妄說。
最近讀到法國文學專家鄭永慧同誌的文章。她說：“我在大學時看過《吉爾·布拉斯》原文，對勒薩日的文章有一定印象。50年代讀楊絳的譯本時，就驚異於行文之流暢，用詞之豐富，認為完全符合茅盾同誌的要求：‘運用適合於原作風格的文學語言，把原作的內容與形式正確無遺地再現出來。’應認為是文學翻譯中卓越的範例。”
楊絳翻譯《吉爾·布拉斯》時是在英文組，職務是“研究”。不去研究英國文學而翻譯法國小說，她覺得自己有點“不務正業”，急急結束翻譯後便開始研究英國作家菲爾丁的小說，將成果寫成論文。不料在1956年的“拔白旗”運動中，楊絳的論文和錢鍾書的《宋詩選注》都成了“白旗”。錢鍾書還在城裏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拔”他《宋詩選注》的批判，都由楊絳代為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人對這本書的推崇，錢鍾書的“白旗”便不“拔”了。可憐楊絳的論文仍然是“白旗”，“拔”下來還要“撕得粉碎”。她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一心遁入翻譯。錢鍾書笑她是“借屍還魂”，而她不過是想要“盾身”而已。
二
1956年全國掀起了“大鳴大放”的熱潮，方式是召開座談會，並把各種“鳴放言論”登報。各政黨機關、群眾團體以及教育、科技、文藝、新聞、出版、衛生等各界也陸續召開了各種形式的座談會，號召向黨提意見。
人聲鼎沸，錢鍾書與楊絳卻一語不發。不少人勸他們“鳴放”，他們也始終不為所動。
1958年“大躍進”時期，文學所決定分批派員下鄉去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改造自我，地點在北京郊區。楊絳第一批下鄉。此時女兒已經下廠煉鋼，錢鍾書獨自在京，一個月過後也下了鄉。楊絳沒能為錢鍾書整理行裝，放心不下。那時規定，四十五歲以上的女同誌可以免於下鄉，但楊絳怕與同誌們脫節，自願下鄉。但她覺得自己下鄉的動機不純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裏是怎樣生活的。第二還是好奇。聽說，能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線。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