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改與鬥爭
一
楊絳長時間不到係裏開會，本就心虛；當錢鍾書調到城裏後，楊絳更覺隔膜。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後，有人問：“楊季康怎麼不來開會？”楊絳便說：“因是‘兼任’，怕沒有資格。”由此每會必到。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於1951年秋到1952年秋在全國開展，在高等院校和文藝界一體進行，以肅清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為收尾。雖並非完全與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同步開展，許多高校還是將思想改造運動泛稱為“三反”。
思想改造運動一般有三個階段：思想動員階段、醞釀討論階段、聲討控訴階段。在思想動員階段，一切要統一認識，步調一致。這段時間氣氛相對自由，大家一起開會，讀讀發下來的學習材料，說說笑笑，抱怨兩句也無傷大雅。醞釀討論階段則要緊張得多，簡而言之，這一階段要背著被控訴的老師，集體搜集可控訴的材料證據，這便是“背靠背”；參與其中的人，壓力陡增。聲討控訴階段則是對上個階段積累的“勞動成果”集中控訴的時間，也就是“麵對麵”。當一個人最後的思想總結或者檢查被審閱和認可後，他可能感受到自己還不是一個“純潔的人、高尚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但至少他感覺自己是個無害於人民的人，便為此感到驕傲振奮。那些被認為有害於人民的人，自然由不得自己，要被控訴一番。
思想改造最初的稱謂是“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於是改稱“洗澡”。“澡盆”按照“洗澡人”的職位分大盆、中盆、小盆。職位越高，“盆”越大，參加的人也越多。清華講師以上都要“洗澡”，一般教職員隻是幫助“洗澡 ”，自己並不洗。錢鍾書還在城裏工作，學生們也要他回校“洗澡”。楊絳不敢怠慢，忙去城裏給錢鍾書請了兩周的假。徐永煐痛快準假，還用自己的車，專程把二人送回清華。
二人仔仔細細把大中小盆“洗澡”觀摩了個便。錢鍾書學習能力很強，很快了解了“洗澡”套路。他“洗了個中盆澡”，一次通過，就回城裏工作去了。夫妻二人從未加入過任何黨派，也不參加政治活動，楊絳把二人需要交代的問題一一說清，“忠誠老實運動”也得以通過。終於，在一個周日，兩人隨著學校老師排隊來到一位黨代表麵前。黨代表伸出手與錢鍾書握了握，說：“組織信任你。”
那時，外文係的“危險課”有三門：詩歌、戲劇和小說。楊絳所教授的小說課便是危險課之一。後來這三門課改為選修，由學生選與不選決定存亡。上著“危險課”的教師們，思想必然是高度緊張的：稍有不慎，自己的言論便會被學生或其他什麼人揪出來，狠狠聲討控訴。楊絳滿心期待沒有學生選小說課，她便可以不開，但總有許多學生選。楊絳隻好硬著頭皮開課，授課卻仍然不馬虎，在指導學生鑒賞國外小說時，重點分析技巧和藝術手法。
後來她得了法子，精讀一本小說，同時分析藝術技巧。《大衛·考伯菲》（又譯《大衛·科波菲爾》）受過馬克思肯定，楊絳便在學習英國小說時作為精讀小說教授。一次，她讀到主人公的房東太太對大衛說“你覺也不睡，飯也不吃，我知道你的問題”，學生便問：“什麼問題？”楊絳便解答：“房東太太點出他在戀愛。”
醞釀討論階段，楊絳也在為改造思想做檢討。經過朋友提點，她找到了她的“底”：一是有“過關思想”，二是曾講過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小說《動物莊園》。大家認為她的問題很簡單：不做專職教授，便不屬於“向上爬”的典型；係裏給的課都肯教，報酬卻拿得少，還教得認真，便也不屬於“混飯吃”的典型；最後考慮到她滿足於做賢妻良母，便給她安了個沒有新中國人民的“主人翁感”的罪狀，草草了事。楊絳的檢討，一次順利通過，還被全校學習領導小組列為“做得好的”。
堂姐保康聽說她的檢討順利通過，特意過來與她握手祝賀，還邀她一道參加晚飯後的控訴大會。楊絳欣然前往。會議中，突然一個女學生跳上台去開始控訴，形勢變得急轉直下。隻見那個女學生咬牙切齒、捶胸頓足地嚷道：
“楊季康先生上課不講工人，專談戀愛。
“楊季康先生教導我們，戀愛應當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楊季康先生教導我們，見了情人，應當臉發白，腿發軟。
“楊季康先生甚至教導我們，結了婚的女人也應當談戀愛！”
原本昏昏沉沉的禮堂瞬間被驚醒。保康也不瞌睡了，睜大了眼睛盯著那個女生。楊絳並不認識控訴著自己的女學生，也全然不曉得要怎樣做。那時禮堂裏有近三千人，座位上的目光齊刷刷掃射著周圍，企圖把那個愛談戀愛的先生射成篩子。主持會議的費孝通萬萬沒料到會出現這種狀況。他清楚楊絳的為人，知道她斷不可能講這些沒水平的話，便給那個女生遞紙條，讓她控製時間。那女生卻講得興奮，索性把原本準備一同控訴的幾位教師略去，隻聲討楊絳。她情緒之憤恨，內容之勁爆，搞得人人目瞪口呆。楊絳隻好效仿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被鬧房時戴著藍眼鏡的新娘，裝作不聞不見。保康也早已不知道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個女學生簡直為控訴大會立了大功。散會後，楊絳一個人默默地走出禮堂，好似剛從地獄飄出來的魔鬼：身上散發著硫磺味，還帶著一圈空白。群眾在空白外議論紛紛，憤恨不已，也有女同誌輕聲感歎：“咳！還不如我們無才無能呢！”
外文係主任吳達元走近楊絳，悄悄問道：“你真的說了那種話嗎？”楊絳答：“你想吧，我會嗎？”吳達元立刻表態：“我想你不會。”
楊絳很感激吳主任，但怕連累他，隻好離他遠些。
楊絳一頭霧水地回到家中，見錢鍾書與女兒都不在，阿姨也早已入睡。她的委屈與疑惑無處發泄，隻好靜靜坐著，思緒萬千：“假如我是一個嬌嫩的女人，我還有什麼臉見人呢？我隻好關門上吊啊！季布壯士，受辱而不羞，因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並沒有這等大誌。我隻是火氣旺盛，像個鼓鼓的皮球，沒法按下凹處來承受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絲毫慚愧。”於是，她看了一會兒書，倒頭便睡。
第二天一大早，楊絳特意穿上最鮮亮的衣服，歡歡喜喜地挎著菜籃子去菜市場買菜。她就是要看其他人的反應。有些人看了她並不理，也有人照常向她打招呼。一個相處多年的朋友，遠遠看見她便繞著道走。楊絳能理解，並不怨恨。反倒是一個平時並不怎麼熟絡的女教師，與她並肩走了好一段路，還笑著與她談天，楊絳很感激。在她看來，這些反應都饒有趣味，可以作為喜劇的素材。
經了這場風波，楊絳最先想到的便是從此可以不教課了。可下學期一到，又多了十多個學生選小說課，她隻好繼續開課。
這次批判是楊絳在那些年的風波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她大受打擊，卻也練成了刀槍不入的本事。在後來的《控訴大會》中，楊絳寫道：
我剛經過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誠心誠意地做了檢討，決不能再消極退縮。我也認識到大運動裏的個人是何等渺小。我總不能惜這點委屈就摜紗帽呀！我難道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結下了不解之緣嗎？我隻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隨他們怎麼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總歸是難免的。
雖然是一番屈辱，卻是好一番錘煉，當時，我火氣褪去，就活像一頭被車輪碾傷的小動物，血肉模糊的創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後我受批評甚至受鬥爭，總深幸這場控訴大大增強了我的韌勁。
二
但並非每個人都像楊絳這樣堅強。那段動蕩的歲月，見證了多少知識分子意誌的崩潰。
高崇熙先生是清華大學化工係教授，兼任化工廠廠長。他業務很好，但不太喜歡與人打交道，總落落難合。錢鍾書與楊絳跟他接觸後，發現他質樸有原則，與他們倒是投緣。高太太善於交際，還曾專程送鮮花給楊絳，說“鮮花送美人”。兩家常常來往。
一日，楊絳一時興起，想答謝高太太送花之情，便在飯後與錢鍾書一道散步，去化工廠高崇熙先生家拜訪。高太太進城去了，家裏隻有高崇熙一人。他獨自坐在既像教室又像辦公室的客堂裏，對二人的到訪有些意外。他找來杯子為兩人倒了水，勉強地笑著，回二人的話也隻有一聲兩聲。錢鍾書問起他們廠裏思想改造運動，他答：“沒什麼事，快完了。”
楊絳憑著女性的敏感，覺得高先生“心情不好”，自忖來得不是時候，便說他們隻是路過，順便看看，還要去別處，說完便起身告辭了。
高崇熙並未挽留，隻是送他們出門，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還直往外送。夫妻二人請他留步，他還是要送，一直送到工廠大門。他就站在工廠門口，目送他們離開。
回家路上，楊絳與錢鍾書覺得困惑，便一起討論。楊絳說：“他好像不歡迎我們。”
“不歡迎。”錢鍾書回答。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該走了。”
“他大概有事呢，咱們打擾他了。”
“不，他沒事，他就那麼坐著。”
“不是在看書？”
“我看他就那麼坐著，也不看書，也不做什麼事。”
“哦，也許因為運動，他心緒不好。”
“我問起他們廠裏的運動，他說沒什麼事，快完了。”
“我覺得他巴不得我們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隻過了一天，消息傳來：化工廠的高崇熙，昨天自殺了。
後來聽說，星期一上午，工間休息的時候，高太太和廠裏的一些女工在會客廳煮元宵吃，回隔壁臥室看高崇熙倒在床上，臉已經變黑：他服了氰酸。
楊絳對高崇熙的自殺十分自責：“隻恨我們糊塗，沒有及時了解。”她與錢鍾書都非常欣賞高崇熙，那是一個真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清華大學籌建化學館，高崇熙為之傾注全部心血，經常廢寢忘食。上至設計、施工，下到安裝電氣、上下水、煤氣罐，他事必躬親。按照清華舊例，教授每連續服務五年，即可休息一年，赴外國進修。高崇熙連續工作了二十五年，一次也沒有享受過進修待遇。化學實驗室初建之時，經費困難，從美國進口一隻做實驗用的蒸餾瓶需要六元五角美金，高崇熙為了節省這筆開支，趁暑假學生休息，獨自一人在化學館吹玻璃泡，製作蒸餾瓶，成本隻需要兩毛錢。
後來高先生利用化學知識，自製工業原料，並以此開辦了清華化工廠。他不計較個人利益，化工廠的收益除了納稅外，全都用於增加係裏的設備。有時為了按時交貨，他常常連續加班，無怨無悔。他的作風影響了周圍的助教、學生。他們與高先生一道，兢兢業業建設化學係，直到化學係日益完備。
這樣一個人，就這麼自殺了。
還有一位令楊絳經年不忘的，是果園—虞園的園主虞先生。虞先生五十多歲，早年留美，專攻園林，回國後隻一門心思打理自己的果園。他人很和善，心腸也好。每當有小孩子去買果子，虞先生總會把稍有傷殘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給孩子。他經常爬到樹上修剪果樹，一點也沒有老板的架子。果園裏的工人都叫他“吾先生”，意思是“我們的先生”，語氣裏是帶著愛戴的。
楊絳總帶錢瑗去他那裏買果子吃，漸漸也就熟了。他會給楊絳一個籃子，讓她們自己從樹上挑好的果子摘，還會帶她們去地窖看他儲藏的大筐大筐的蘋果。
有次她去果園，開門的工人對她說：“這園子歸公了。”
“虞先生呢？”楊絳問。
“跟我們一樣了。”
楊絳打聽過才知道，虞先生同其他工人一樣，成了果園的雇員，拿同樣多的工資，但他並不能真正成為工人中的一員。
有次楊絳看到虞先生曬太陽也要離果子攤兒遠遠的，因為怕被懷疑偷果子。他吃園子裏的果子需要到市場上買，因為在園子裏買有人會說他多拿。楊絳勸他凡事看開，這不還是為自己的果園服務嘛，果園都是身外之物呀，但虞先生始終沒想通。
他不懂，自己整日從事體力勞動，為何還被人說是剝削別人。他終日生悶氣，鬱鬱寡歡，大病一場，最終死於非命—自己觸電去世。
楊絳非常痛心。她看過了世事變幻，看過了滄海桑田，看過了大廈起也看過了大廈傾，卻始終不忍看人別離。在一次次生離死別、失去與忘卻中，她的心愈發堅韌。關於這次運動，吳學昭女士在給楊絳先生作的傳中講道：“她（楊絳）始終認為，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洗練自己。人需要改造自己，但必須是自覺自願。”
三
1952年下半年開始，根據政務院《關於改革學製的決定》，全國高校進行了調整。這次調整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中調，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形成高等工科學校專業化比較齊全的體係。這次調整重理輕文傾向嚴重，大有完全照搬蘇聯模式的趨勢。清華大學變成了一所純工科性質的高校，一大批教師的工作崗位隨著高校調整而變動。
那年秋天，清華校園裏有了從未有過的慌亂，許多老師急急忙忙收拾行李、找車，到處都是搬家的景象。“同事都灰溜溜，隻覺清華解散了，我們都被逐出清華了。” 錢鍾書與楊絳都被分到了文學研究所，也算是“被驅逐”的一員。
那時文學研究所正在籌備中，成立後將由城內沙灘遷入燕京大學的新北大。楊絳接到通知，他們家需要搬到新北大新建的中關園宿舍去。錢鍾書正在城裏工作，錢瑗住校也不在家，楊絳就與阿姨一起請了一輛板車，把不多的行李裝了，一趟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