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盡甘來
一
抗戰勝利後兩個月，錢鍾書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主編《書林》季刊Philobiblon。這本季刊於1946年6月創刊，1948年8月停刊，總共出了七期。與此同時，他還出任了暨南大學外文係教授，開設歐美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兩門課。錢鍾書每周隻上兩三次課，由學校吉普車來接；課後就回家，並不占用太多時間。1947年冬，錢鍾書擔任了留英學生派送委員會主任。經英國文化委員會主任賀德立（G.Hedlay）再三邀請，他還兼任了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顧問。由於他涉獵廣泛，了解中國讀者需要，他提出的建議總是高明而有效。
1947年5月，《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轟動華語圈；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一時間，錢鍾書名滿天下，似乎再也不會被“冷落”了。楊絳開玩笑道：“錢鍾書一下子揚眉吐氣了。我呢，成了錢鍾書夫人。楊絳還未完全被人遺忘，但主要是錢鍾書夫人了。”
《圍城》吸引了大批讀者。盡管錢鍾書一再強調故事純屬虛構，人們還是企圖從錢鍾書的生活中尋得蛛絲馬跡。有暨南大學的學生來訪錢鍾書，剛好碰到楊絳上樓。那學生向來以為《圍城》中孫柔嘉的原型是楊絳，便對錢鍾書說：“錢先生，其實您的柔嘉蠻不錯的嘛！”
楊絳在回憶作為錢鍾書寫《圍城》時的後盾歲月，不由得感歎：“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說，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並不感覺委屈。為什麼？因為愛。出於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我願為他研究著述誌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隨著女性話語權的確立，更多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被挖掘，極端的女權主義者便容易激進。性別不平等的焦慮讓她們草木皆兵，女性的任何犧牲在她們看來都是無謂的，是男權壓迫下的，是愚昧奴性的。我們並不漠視爭取女性權益的必要性，但談及楊絳這段感歎時，與其糾結性別視域下的男性主導與否，不如我們換種角度思考這個問題，那便是家庭個體。
世事繁雜，人生在世，要承受來自四麵八方的壓力。結束一天辛勞疲憊時，家便是最溫馨、最能慰藉旅途風霜的地方。家裏的男女主人，便是撐起這個家的脊梁。丈夫看起來總是堅強如剛，但疲累的時候，還是需要人照顧，需要溫暖的懷抱。妻子既要應付工作，又要照顧家庭，看起來無所不能，但停下一切瑣事的時候，還是需要愛人送上一杯熱茶。若是這個港灣足夠溫馨，家人們就有個休息充電的地方。最可怕的是這個抵禦傷害的地方成了傷害本身，最應該互相支持的兩個人做著互相傷害的蠢事。
但錢鍾書與楊絳的家，不僅是二人應對困苦的避難所，還是二人互相成全的堅固外殼。他們是將夫妻看作一體的人。楊絳或者錢鍾書的犧牲，在彼此看來，都是在為家庭犧牲，他們想讓這個家釋放出最大的價值。
錢鍾書的作品陸續得以出版，他也有了機會，能明晃晃地展示對楊絳的感謝與愛意。1941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錢鍾書的第一本集子《寫在人生邊上》。書稿付印時，他鄭重地在贈書頁上寫“贈予 季康”。1946年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出版時，他也談到“假使這部稿子沒有遺失或燒毀”，皆因為“此書稿本曾由楊絳女士在兵火倉皇中錄副，分藏兩處”。這次，他沒有在贈書頁上寫什麼。書稿出版後，錢鍾書在自留的樣本上寫道：
To C.K.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in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贈予楊季康
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在談到婚後夫妻的相處之道時，楊絳先生曾講道：“我認為（妻子、情人、朋友）三者應該是統一的。夫妻應該是終身的朋友，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該是能做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情人而非朋友的關係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隻好分手。”她又說：“鍾書和我都認為‘五倫’—中國以前的人倫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倫如能複為朋友，交心而知己，關係定會非常融洽、和諧。我們倆就是夫婦兼朋友。”錢鍾書與楊絳的愛情之所以能持續幾十年而不減，秘訣大概都在這段話裏了。他們是幸運的，年輕時便已然有了這種覺悟。二人經營夫妻關係時，幾乎絲毫沒有走過彎路。
曾經有一位英國傳記作家寫自己的美滿婚姻，寫得很簡單：
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
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
也從未想要娶別的女人。
楊絳曾把這段話讀給錢鍾書聽，錢鍾書說：“我和他一樣。”楊絳回答道：“我也一樣。”
有妻如此，錢鍾書自然滿足。他毫不避諱地將對妻子的欣賞掛在嘴上。有次錢鍾書在朋友王辛笛家閑聊，王辛笛忽然嬉皮笑臉地問他uxorious是什麼意思。錢鍾書裝傻充愣說不知道，轉而回家告訴楊絳：“王辛笛說我有譽妻癖。”
楊絳問：“你譽我沒有啊？”
“我譽了。”
“你譽了我什麼呢？”
錢鍾書隨口說出三件事：“一件是《稱心如意》上演，楊絳一夜成名，可是你還和以前一樣，一點沒變，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照舊燒飯、洗衣，照顧我吃藥。那時我正生病，沒去看戲。
“一件是日本人來抓你，你應付得那麼沉著，把他們引進客堂，假裝倒茶，三腳兩步上樓把《談藝錄》稿子藏好。日本人傳你第二天上午去憲兵司令部問訊，我都很擔心，你卻很鎮靜，平時睡眠不好，可是那天晚上你還睡得很香。
“還有，那次你買回一桶煤油，阿菊把煤油灌得過滿，溢得到處都是，一點火，油全燃了，火舌躥得老高，快舔到天花板了，周邊堆著幹柴，一旦點燃後果不堪設想。阿菊早已發呆，我和阿圓也嚇得大叫：‘娘，娘快來，快點來！’你過來一看火勢凶猛，用被子浸水覆蓋已經來不及，便靈機一動，順手抄起一個晾在近旁的尿罐倒扣下去，火柱立刻滅了。一場大火被你止住了……”
楊絳忙製止：“快別說了，‘呆大’！”她心裏明白，王辛笛這樣講，可能是因為徐森玉、鄭振鐸等人在錢鍾書麵前誇讚楊絳，而錢鍾書並沒有自謙的緣故。那次誇讚源於一次教育部組織的台灣行：原本旅行組織方並未計劃讓團員們帶家屬，但有些太太們卻吵鬧著要一起去，主事者很為難，唯獨楊絳非但不鬧，還主動表示不去。徐森玉先生是主事者之一，對楊絳印象很好，便對錢鍾書誇了幾句，錢鍾書沒作聲。徐森玉是王辛笛夫人的叔父，大概徐森玉在王辛笛麵前提過此事，王辛笛才會專去問他uxorious的事。
二
錢鍾書同時有了幾份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大大好轉，楊絳終於從“灶下婢”的境況中解脫出來。1946年秋，她接替陳麟瑞的班，成為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教授，教英國小說、散文等課程，直到1949年秋離開上海。震旦女校的負責人待楊絳很好，總是給她安排最好的教室、最好的時間上課。楊絳卻總是說自己“學教”：一邊學一邊教。但學生對楊絳的評價都很高，直到楊絳晚年，還有震旦當年的學生給她寄自己出版的書。
授課之餘，楊絳也會翻譯一些作品，創作一些文章。抗戰勝利初期，《觀察》雜誌向楊絳約稿。楊絳正在讀哥爾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便著手翻譯了其中一小段，譯文受到傅雷的讚賞。不久之後，錢鍾書也邀請楊絳參與《英國文化叢書》的翻譯工作。她也會因雜誌約稿，創作一些散文，自稱“隨意即興所寫，自知沒甚出色，多數沒有留存”。但這一時期，楊絳還是有《流浪兒》《風》《聽話的藝術》等散文流傳至今。
楊絳的家人們似乎也各自回到穩定的生活軌道上。大姐壽康在啟明讀書時便信了天主教，父親去世後，孑然一身的她了無牽掛，去做了修女，後來還隨教會一同出國。但她性格暴躁，受不得委屈，又回國還俗了。八妹阿必與四姐一樣，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書，還得學校負責人支持，去清華做了一年助教。幾個姐妹都住在上海，來往方便，互相照應，過得倒也舒心。
最令楊絳揪心的是圓圓，因為圓圓年幼時身體實在是差。圓圓六歲時進曉星小學上一年級，起初還能開開心心地與同學一道上課，結果兩周不到便病了。下一年複學，圓圓半個月後又病了，因此圓圓整個小學的課程都是媽媽在教。1947年冬天，圓圓右手食指骨節腫大，查出是骨結核。醫生判定：“此病目前無藥可治。”圓圓聽懂了，流著眼淚對媽媽說：“我要害死你們了。”說得媽媽心都要碎了。
但是做母親的，怎麼能放棄孩子呢。好在那時家裏條件已經有了好轉，他們有能力持續給圓圓提供維生素A、維生素D和營養品。楊絳遵照醫囑，讓圓圓盡量休養，隻在床上玩，不下床。十個月後，圓圓的病居然全好了。楊絳用了三個月時間為她補習算學。1948年夏，圓圓參加民立中學入學考試，竟一舉考上。
婆婆此時也記掛著楊絳。1948年7月，錢鍾書的祖父百歲冥誕，錢鍾書帶楊絳和圓圓一同回無錫老家。婆婆已經好久沒有見到楊絳，見鍾書與圓圓都胖了，唯楊絳變瘦，便囑咐她：“喜歡吃什麼，買點吃吃。”錢母向來看不起貪吃的女人，嘲笑那是“修了五髒殿”，此番叮囑楊絳，也是關切之至了。楊絳算闊綽人家出身，婆婆本以為她不能吃苦，卻發現她半點嬌氣也無，心裏更加疼愛。1957年，錢父病重時問妻子：“我走後，你跟誰過？”錢母答：“我跟季康。”
此番回無錫，圓圓對老家的一切很是好奇。此前錢基博對這個孫女並不在意，但圓圓徹底改變了錢老對她的看法，她成了錢老心中不可替代的存在。
圓圓不喜歡跟其他小孩一起吵吵嚷嚷地玩，更喜歡躲書房裏看書。
一天，她看爺爺正在午睡，腳露在外麵，便用被子把爺爺的腳蓋好，還掖了掖被角。爺爺家有一小櫃子的《少年》，她看了一本不解饞，又一本一本地看下去，弄得滿地都是書。爺爺醒來，看圓圓坐在地上看書，便考她《少年》裏的內容，又考她其他方麵的學問。圓圓已經讀過《西遊記》《水滸傳》，正在讀林紓用文言譯的外國小說，而那時她隻有十一歲。錢老又驚又喜，從此認定：“女孫健汝乃吾家唯一的讀書種子！”從此他對圓圓刮目相看，與待其他孫兒不同。錢鍾書與楊絳覺得“健汝”這個名字拗口，為圓圓起名“錢瑗”。但麵對爺爺，錢瑗卻一直是自稱健汝的。
黎明新生
一
1949年，錢鍾書的叔父令鍾書三弟搬來上海同住。辣斐德路錢家原本已有八口人，加上錢鍾書一家三口、三弟一家三口，擁擠不堪。錢鍾書與楊絳便打算搬出來，另尋住處。剛好有朋友介紹了蒲石路蒲園的一處房子，夫妻二人便從楊家姐妹處借了幾件家具，搬到蒲園，還留了柴米油鹽供三弟家用。錢瑗也從民立中學轉到蒲園附近的震旦附中，繼續念書。錢鍾書稱新居為“且住樓”。這時，錢鍾書不僅身兼數職，還有《圍城》加持，自然免不了應酬。每次宴會回來，錢鍾書總要與楊絳一起“研究”今日所遇之人和事，自覺“讀通”了許多人，長了不少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