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3年暑假，已在蘇州安定下來的楊蔭杭開始著手為閏康和季康辦理轉學。除了期盼合家團聚，楊蔭杭對女兒們的教育問題也有了擔心。啟明女校是宗教學校，壽康、同康皆在此讀了好幾年書，受宗教影響頗深。壽康接受了洗禮，儼然成了一名天主教徒，整天喊著要去做修女。同康信了天主教，在生命垂危時也要求受洗。無奈之下，父母二人隻好請徐家彙聖母院的教父為同康施洗禮。雖然楊蔭杭思想開明，也尊重宗教，卻不希望女兒的自由意誌受到太多宗教的影響。
他請妹妹楊蔭榆幫忙挑選學校。楊蔭榆起先挑中的是自己的母校蘇州景海女校，甚至已經帶了閏康和季康去報名。但就在幾天後，楊蔭榆受振華女校校長王季玉邀請，去振華女校演講，回來後又覺得振華好過景海。閏康和季康就插班考入振華女校。
蘇州與上海不同：上海猶如摩登女子，洋派、熱情，充滿躁動與不安；蘇州卻似初嫁做人婦的江南女子，溫婉、內斂卻清醒穩當。十二歲初長成的楊絳，與這座古城的氣質契合得那樣妥帖。
初入振華，楊絳很是失落。相較於啟明中學的現代與氣派，那時的振華女校顯得狹小又破敗—校舍簡陋，學生也少。她甚至覺得：“由上海啟明轉入振華，就好比由北京師大附小轉入了大王廟！”
然而，振華女校確是我國近代女子教育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學校。它於1906年由謝長達女士創辦。謝長達女士婚後從夫姓，以“王謝長達”為名。學校取名“振華”，旨在振興中華。學校創辦伊始，就得到了堪稱現代教育奠基人的章炳麟先生、蔡元培先生的鼎力支持，並親任校董。此外，社會賢達、各界名流李根源、葉楚倫、竺可楨等出任校董，過問校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評價說：“振華是數一數二的學校，是振興女子教育最早的先鋒。”1917年，王謝長達三女王季玉碩士由美學成回國接管校務，學校聲譽日著，中外著名學者如章太炎、胡適之、吳貽芳、貝時璋等以及美國教育家杜威夫人、法國孟納博士、美國陀開大學教務主任羅索博士及夫人、英國劍橋大學院長佛萊女士都曾到校演講。
楊絳那時還不能體會這些，樸素的校舍讓她沒了探索的熱情。三姐入學體檢時查出有沙眼，每一兩天就要去醫院，翻開眼瞼用小刀刮，非常疼，還要經常吃瀉藥。三姐就變成了病號，天天頭痛，後來幹脆休學了。三姐休學在家後，隻剩楊絳獨自一人上學，更覺孤寂。萬幸的是，日子久了，楊絳漸漸體會到這所學校的好處來。因為學生不多，老師與學生之間相熟，更加親近。校長王季玉尤其疼愛楊絳，吃飯時，總與楊絳同桌；見楊絳長得瘦小，覺得是因她營養不夠，就鼓勵她多喝牛奶；從家裏帶來菜肴，也會一人一勺分給學生，剩下的全部給楊絳。校長對楊絳的好，楊絳一生都在感念。
初入振華，楊絳沒什麼玩伴。下課後，女同學們聚在一起，隻是談些閑話：誰家小姐受聘了，那翡翠有多綠，牌麵有多大……楊絳覺得很無聊。她與差不多大的費孝通在一起玩過一陣子，但那時這位大才子呆頭呆腦胖乎乎，女孩子玩的遊戲全然不會。楊絳覺得跟他一起玩沒意思，就不再找他。
費孝通小學時在振華附小念書，因年紀小，媽媽怕他受大男孩欺負，就讓他到振華女校讀中學。他腦子靈光，數學尤其好。楊絳剛入學時數學成績差，經常“吊黑板”，老師就讓費孝通解答。楊絳因此對費孝通有了敵意，常常找茬欺負他。費孝通隻在振華女校念了一年便轉學去了東吳附中，後來跳級到東吳大學，剛好碰到同樣跳了一級的楊絳。兩人的緣分持續了多年，這是後話。
在英文課堂上，楊絳在啟明女校打下的基礎盡數畢現。每次老師提問，她都能搶先回答。老師隻好禁止她搶答，直到全班都回答不上來，才讓她發言。但她的國文成績並沒有想象中好，第一學期老師隻給了她六十分。
楊蔭杭卻並不怎麼關心楊絳的考試成績。他認為，女孩身體嬌弱，過分用功會損傷根本。這大抵因與他在美國一同讀書的女同學刻苦異常、個個早逝有關。他還覺得有些學生死讀書，除卻高分數，在生活裏就是低能兒，他不希望看到女兒這樣。楊蔭杭信奉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在教育女兒上，總是順其自然。楊絳高中時還不辨平仄，楊蔭杭也不著急，說到時自然會懂，後來楊絳果然忽然就懂了。父親便踱到廊前，一個字一個字地考她。若是她答對了，父親便開心而笑；若是她答錯了，父親也是笑。
父親這種寬和的性子影響了楊絳。她曾經為高中時發生的一件糗事寫了篇文章，名為《記章太炎先生談掌故》，發表在1998年第2期的《十月》雜誌上。文章寫得妙趣橫生，很能見得她的脾性。
大約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級的暑假期間，我校教務長王佩諍先生辦了一個“平旦學社”(我不清楚是否他主辦)，每星期邀請名人講學。我參與了學社的活動，可是一點也記不起誰講了什麼學。唯有章太炎先生談掌故一事，至今記憶猶新。
王佩諍先生事先吩咐我說：“季康，你做記錄啊。”我以為做記錄就是做筆記。聽大學者講學，當然得做筆記，我一口答應。
我大姐也要去聽講，我得和她同去。會場是蘇州青年會大禮堂。大姐換了衣裳又換鞋，磨磨蹭蹭，我隻好耐心等待，結果遲到了。會場已座無虛席，沿牆和座間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擠擠坐滿了人。我看見一處人頭稍稀，正待擠去，忽有辦事人員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談他的掌故。他的左側有三個座兒，三人做記錄；右側兩個座兒，一位女士占了靠裏的座位，靠台邊的記錄席空著等我。那個禮堂的講台是個大舞台，又高又大，適於演戲。
我沒想到做記錄要上台，有點膽怯，尤其是遲到了不好意思。我撇下大姐，上台坐在記錄席上。章太炎先生詫異地看了我一眼，又繼續講他的掌故。我看見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硯台，有一疊毛邊紙，一支毛筆。我看見講台左側記錄座上一位是王佩諍先生，一位是我的國文老師馬先生，還有一位是他們兩位老師的老師金鬆岑先生，各據一隻小桌。我旁邊的小桌上是金鬆岑先生的親戚。她是一位教師，是才女又是很美的美人。現在想來，叫我做記錄大概是陪伴性質。當時我隻覺得她好幸運，有我做屏障。我看到我的老師和太老師都在揮筆疾書，旁邊桌上的美人也在揮筆疾書，心上連珠也似叫苦不迭。我在作文課上起草用鉛筆，然後用毛筆抄在作文簿上。我用毛筆寫字出奇地拙劣，老師說我拿筆像拿掃帚。即使我執筆能合規範，也絕不能像他們那樣揮灑自如地寫呀。我磨了點兒墨，拿起筆，蘸上墨，且試試看。
章太炎先生談的掌故，不知是什麼時候，也不知談的是何人何事。且別說他那一口杭州官話我聽不懂，即使他說的是我家鄉話，我也一句不懂。掌故豈是人人能懂的!國文課上老師講課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聽，就夠我學習的了。上課不好好聽講，倒趕來聽章太炎先生談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該說是無識學子的勢利眼吧。
我那幾位老師和太老師的座位都偏後，唯獨我的座位在講台前邊，最突出。眾目睽睽之下，我的一舉一動都無法掩藏。我拿起筆又放下。聽不懂，怎麼記？坐在記錄席上不會記，怎麼辦？假裝著亂寫吧，交卷時怎麼交代？況且亂寫也得寫得很快才像。冒充張天師畫符吧，我又從沒畫過符。連連地畫圈圈、豎杠杠，難免給台下人識破。罷了，還是老老實實吧。我放下筆，幹脆不記，且悉心聽講。
我專心一意地聽，還是一句不懂。說的是什麼人什麼事呢？完全不知道。我隻好光著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談—使勁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講的話都看到眼裏，這樣把他的掌故記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細，也許可說，全場唯我看得最清楚。
他個子小小的，穿一件半舊的藕色綢長衫，狹長臉兒。臉色蒼白，戴一副老式眼鏡，左鼻孔塞著些東西。他轉過臉來看我時，我看見鼻子裏塞的是個小小的紙卷兒。我曾聽說他有“腦漏”的病。塞紙卷兒是因為“腦漏”吧？腦子能漏嗎？不可能吧？也許是流鼻血。不過他那個紙卷上沒有墨。我流鼻血總用蘸墨的棉花，因為墨能止血。也許他流的是膿？也許隻是鼻涕？……據說一個人的全神注視會使對方發癢，大概我的全神注視使他臉上癢癢了。他一麵講，一麵頻頻轉臉看我。我當時十五六歲，少女打扮，梳一條又粗又短的辮子，穿件淡湖色紗衫，白夏布長褲，白鞋白襪。這麼一個十足的中學生，高高地坐在記錄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記，確是個怪東西。
可是我隻能那麼傻坐著，假裝聽講。我隻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當然能看見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針氈，卻隻能安詳地坐著不動。一小時足有十小時長。好不容易掌故談完，辦事人員來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別走，還有個招待會呢。反正大姐已經走了，我且等一等吧。我雜在人群裏，看見主要的陪客是張仲仁、李印泉二老。李老穿的是寶藍色亮紗長衫，還罩著一件黑紗馬褂。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還是客人，乘主人們忙著斟茶待客，我“夾著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蘇州報上登載一則新聞，說章太炎先生談掌故，有個女孩子上台記錄，卻一字沒記。
我出的洋相上了報，同學都知道了。開學後，國文班上大家把我出醜的事當笑談。馬先生點著我說：“楊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裝樣兒寫寫嗎？”我隻好服笨。裝樣兒寫寫我又沒演習過，敢在台上嚐試嗎!好在報上隻說我一字未記，沒說我一句也聽不懂。我原是去聽講的，沒想到我卻是高高地坐在講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談掌故。
父親順其自然的教育理念成為肥沃的土壤，培育了楊絳廣泛的興趣。這一時期，她養成了最重要的習慣—讀書。楊蔭杭將她的喜好看在眼裏。如果楊絳表現出對什麼書感興趣，他就將這本書放在桌上。如果一段時間後楊絳沒讀或是半途而廢，他就把這本書收起來，算是無聲的懲罰。楊絳感興趣的是辭章小說，最喜歡李煜的詞，還把李煜所有的詞都找來讀。父親笑她“喜歡辭章之學”。
中學是一個人閱讀習慣養成的關鍵期，這時若讀了足夠多的且質量好的書，會鋪就人一生文字功底的堅實基礎。楊絳便是在這時飽覽群書。從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到《道德經》，從沃爾特的《艾凡赫》到流行的冰心、蘇曼殊作品，她都會找來讀。父親問她：
“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
“不好過。”
“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閱讀很快見了成效。高中時，楊絳的文學天賦名滿全校。她曾經作過一首《齋居書懷》：
世人皆為利，擾擾如逐鹿。
安得遨遊此，翛然自脫俗。
這首詩被刊於《振華校刊》，國文教師孫伯南先生專寫了批注：“仙童好靜。”由此可以見得，楊絳長到這時，不僅有了學識積澱，還漸漸形成了不慕虛名、不愛俗物的風骨。
振華女中不同於啟明女中。在啟明凡事有姆姆看管，在振華卻全然依靠自律。學校有自治會，楊絳擔任過學生自治會的會計。那時會計並不好當，有大洋、小洋，每天的“貼水”都不一樣，計算相當複雜。收下的銅板很髒，堆了滿床，被褥都髒得不能睡。她還任了英文會長，主持Open Meeting，演出英文節目。有次英文演講，第一次登台的楊絳嚇得講了一半，剩下的全忘了，竟然也得了第一名，還得了一本日記本作為獎品。對此，父母都很高興。
隨著年歲日長，楊絳的性子也漸漸沉靜下來。這時，父親又教會了她一件很重要的事。北伐戰爭勝利那年，學生運動活躍。振華女校也不例外，常組織學生遊行、演講。有次，楊絳被選為學生代表，需要到街上，站在板凳上去發表演說。楊絳覺得為難，不願意去，一是因對政治無感，不想參與；二是因當時蘇州民風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學校有規定，隻要家裏不讚成，便可以免去遊行的責任。周末回家時，楊絳便向父親求助，問能不能告訴學校“家裏不讚成”。
楊蔭杭一口回絕了她。他態度很堅定：“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楊絳很為難，他就講了當年自己擔任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候“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的故事。他又問楊絳：“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你敢嗎？”
“敢！”楊絳苦著臉答。
回到學校後，楊絳無法借家裏推脫，隻好說“我不讚成，我不去”。這當然被認為是“豈有此理”。然而“豈有此理”很快變成了“很有道理”。那天演講時，果然有心懷不軌的軍人邀請女學生逛戲院。學校聽聞，生怕惹出事端，便不再讓學生去演講。無論楊絳是否為那天的決斷感到慶幸，從那時起，她卻知道了勇於說“不”的可貴。這種難能可貴的能力，甚至成為她獲得一生幸福的前提。
如果說啟明中學培養了楊絳融入集體的能力，振華中學則培養了楊絳實幹及自律的本事。這些品質伴著楊絳，走過一生漫長的歲月。
高中畢業將至，楊絳屬意清華大學。她成績優異，六年的課程五年便讀完了，提前一年從振華女校畢業。不巧的是，楊絳畢業那年，清華恰好未在南方招生。但所幸她被兩所大學同時錄取：一所是蘇州的東吳大學，一所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楊絳在這兩所大學的入學成績都是第一。出色的成績讓東吳大學對振華女校刮目相看，特準允振華女校學生免試入學。這令校長王季玉倍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