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往事
一
1917年7月17的北京，陽光和著樹葉搖曳，蟬蟲窺視著人們的希望。在楊家大院裏，楊蔭杭正踱著步子，不時張望妻子生產的屋子，他在等待他的第四個孩子的出生。此時他已有了三個女兒壽康、同康和閏康不知道這第四個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長什麼樣？
經過漫長的等待，隨著一聲響亮的啼哭聲，他終於迫不及待地來到產房門口。產婆抱過來一個繈褓，一個粉嫩的女嬰出現在楊蔭杭眼前。1911年的中國，男尊女卑的思想還籠罩在人們頭上，每個家庭都想生個兒子。楊蔭杭卻很開明，對女兒也分外寵愛。他捧著這個小小的人兒，歡喜不已，給她取名楊季康。後來，這個女孩被叫作楊絳。
楊蔭杭是開明且威嚴的父親。他是中國近代頗有名望的進步學者，無錫人，祖輩在杭州做官。詩書傳家，他得以早早接受教育，考入北洋大學堂。青年時代的楊蔭杭，可以看作充滿革命精神與鬥爭精神的年輕人的代表。在北洋大學堂上學時，有部分學生為了夥食鬧風潮。掌權的“洋人”出來鎮壓，說鬧風潮的一律開除。一個帶頭鬧事的廣東人就被開除了。楊蔭杭並沒有參與風潮，但看其他人縮頭縮腦的樣子，很是惱火，挺身而出道：“還有我！”於是他也被開除了。好在他被北洋大學堂開除後，轉而就考上了南洋公學，那年他十九歲。很久以後，在提到北洋大學堂時，楊蔭杭還會嬉皮笑臉叉腰道：“我是老北洋。”對於被開除這件事，楊蔭杭倒是豁達。
但對於學業，他未曾有過稍微放鬆。在南洋公學就讀時，因為成績優異，楊蔭杭被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並與在日留學生一道創辦了《譯書彙編》，譯載如《民約論》《自由原論》等歐美政法名著。這是留學生自辦的第一個雜誌。此時的楊蔭杭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響，希望通過革命改變中國。有次楊蔭杭暑假回鄉，在中學公開鼓吹革命，還拒絕對祠堂裏的祖先磕頭，被同鄉憤然罵道：“此人該槍斃。”很快，他因“革命邪說”被清廷通緝，於是家人籌了筆款子讓他再度出國。他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法學。1910年學成回國後，他除在北京一所法政學校授課外，還兼任了肅親王善耆的法律教師。
同那個時代大多數人一樣，楊蔭杭很早便在父母安排下訂婚了，娶了唐家的女兒。幸運的是，他的夫人唐須嫈與他相互欣賞，可謂佳偶天成。唐須嫈同樣出生於無錫，曾在著名的上海務本女中讀書，沉靜內斂，溫婉穩重；婚後專注於相夫教子，一生共養育了八個子女。在楊蔭杭留學歸國前，她一人照料三個女兒的生活，從未有抱怨之語，將大小家庭都打理得很好。楊絳回憶：“母親每晚都要記賬，有時記不起明細，會苦惱，父親就奪過賬本，一筆寫上‘糊塗賬’，免她勞神。但據父親說，母親雖記不得小賬，每月按時寄回無錫老家的家用，一輩子從未錯過一天。”
我們經常從魯迅、張愛玲等優秀作家的回憶錄裏，發現他們的母親熱愛閱讀的痕跡。大概作家文學素質的養成，非常仰賴他們的母親做出的榜樣。唐須嫈是否有文學上的天賦，旁人無從知曉，但從楊絳後來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位頗具文字敏感度及見識的女性。她喜歡辭章小說，做針線的藤筐裏常常擺著《綴白裘》一類劇本和一些舊體小說。有次她讀綠漪作的《綠天》，便說：“這人也學著蘇梅的調兒。”楊絳覺得很佩服，因為綠漪正是蘇梅的一個化名。唐須嫈常常和楊絳交流一些對作家的看法，楊絳對她的觀點非常認同。
楊氏夫妻甚是和睦。後來有人稱讚楊絳待錢鍾書好，楊絳卻說，她們姐妹幾個對待丈夫都很好，但沒有母親待父親好。楊氏夫妻有很多話可以談。在《回憶我的父親》中，楊絳寫道：“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起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的《人性與世態》。”有時楊蔭杭會對妻子說“我今天放了一個‘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毒的大臭屁”，唐須嫈就會等上一兩天，從《申報》或者《時報》上剪下這個“屁”—大多是時評。她把剪下來的“屁”粘貼成長條，卷成一大卷，放進楊蔭杭的紅木大筆筒裏。
辛亥革命爆發後，楊蔭杭決定南下加入革命一派，楊家便在季康出生一百多天後從北京移居上海。有趣的是，清廷王室成員肅親王善耆向來看重楊蔭杭，聽聞楊蔭杭南下，專程去送他，對他說：“祝你們成功。”向來開明求變革的親王說這番話時的情緒，實在是很耐人尋味的。
楊蔭杭是難得的法律人才，被政府委以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的重任。他有傲骨，剛正不阿。有個有權勢的軍閥到上海，當地紳士聯名登報表達歡迎之意，未經楊蔭杭同意便將他的名字寫了上去。楊蔭杭知曉後，特意登報聲稱自己對該人並不歡迎。這一舉動被人們嘲笑不識時務。他不以為意，稱“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後來因官員不得在本省任職的規定，楊蔭杭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廳長，駐杭州。在任期間，有個被省長和督軍庇護的惡霸，殺人搶掠無惡不作，被告後意圖賄賂楊蔭杭逃避刑罰。雖在省長和督軍管轄之下，楊蔭杭仍然秉著“省長和督軍不得幹預司法”的司法獨立精神，堅持“殺人償命，不能寬宥”，於是被省長屈映光告狀至總統袁世凱處。幸而袁世凱秘書張一麐是楊蔭杭故友，經張一麐力保，袁世凱批了“此是好人”四個大字，在1915年把楊蔭杭調至北京了事。
二
楊絳四歲時，與父母親一同回京。起先他們租住在一戶滿族人家。女房主梳旗頭，著旗袍，穿花盆底鞋。花盆底的鞋子與上海女子的高跟鞋大不相同，高底在中。女子穿上這種鞋，身高陡增，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有楊柳之姿。楊蔭杭問四女兒長大後要不要穿這種鞋，她很認真地考慮之後，答道：“要！”
楊絳天生柔美剔透，個子不算高，在楊家八個子女中，最得父親喜歡。楊蔭杭喜愛貓，曾以“貓以矮腳短身者為良”表達對四女的偏愛。原因他人無從知曉，或因她從小聰慧伶俐，或因她出生於父親歸國躊躇滿誌之時。此時大姐、二姐在上海讀書，三姐留在無錫，楊絳便成了父母身邊唯一的孩子。楊蔭杭是頗有些嚴厲的人，在女兒麵前，卻總保持克製與柔和。他有在書房午睡的習慣，喜歡安靜不被打擾。有次偶然醒來，楊蔭杭發現楊絳像小貓似的坐在他的身旁，連添炭火都輕手輕腳，不發出一絲聲音。於是他充滿愛憐地道：“我也喜歡有人陪的，隻是不要出聲。”之後他允她陪在身邊。
垂髫之年，楊絳入辟才胡同女師大附屬小學就讀，她的童年記憶也從這裏開始。女師附小旁邊便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楊絳的三姑母楊蔭榆在此任監事。楊蔭榆是近代中國首位高校女校長，推崇歐美教育理念。她因專製粗暴，反對進步學生參加政治活動，還曾被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等文章中點名批評。她曾非常疼愛楊絳，但因她後來脾性古怪等原因，楊絳最終不再跟姑母親近。在《回憶我的姑母》中，楊絳提到，女高師的學生會帶她到大學部玩耍，陪她打秋千，讓她在學校的懇親會上演戲，讓她扮花神，甚至在學校的運動會上，也有學生拉著她一起跳繩。“我現在回想，演戲借我做‘花神’，運動會叫我和大學生一同表演，等等，準是看三姑母的麵子。那時候她在校內有威信，學生也喜歡她。我決不信小學生裏隻我一個配做‘花神’，隻我一個靈活，會鑽在大學生身邊圍繞著跳繩。”
在北京，楊絳享受了平和歡樂的童年，而當時的父親卻正在經曆事業上巨大的顛簸。1917年5月，在調查津浦鐵路管理局租車購車舞弊案時，因懷疑交通總長許世英貪汙，楊蔭杭傳訊了對方。楊蔭杭不過是檢察長，總長卻是等同於當下部長的職位。此事引起震動，楊蔭杭被停職審查。期盼司法公正無望的楊蔭杭由此對北洋政府的政治環境感到失望，幾乎就在同時，上海傳來二女兒同康染傷寒住院的消息。如今看來微不足道的傷寒，在那個時候足以取人性命。唐須嫈隻身南下，奔波千裏，輾轉於舟車之間，趕到女兒病床前。女兒隻是拉著她的手絕望地哭，哭得唐須嫈肝腸寸斷。不久之後，二女兒便去世了。
政治失意及失去女兒的痛，讓楊蔭杭徹底舍棄了留京任職的意願。1919年，他辭去了北京的職務。楊蔭杭辭職後，家人隨他南下。楊絳的北京記憶隨之暫時終結。
倉促的南下，在楊絳看來是那樣的不合情理。匆忙收拾行李趕車的過程中，她沒有時間好好整理落在四處的小玩意兒，也沒有時間再看看北京，再與好朋友聚一聚、敘敘話；她也沒有時間回到學校去，與同學們正式道個別。在後來提及此事時，楊絳總覺得“悵然”。離家路上，她碰到了一個同學。盡管平時與這個同學關係並不要好，她還是想讓那個同學幫忙捎句話回去，告訴同學們她走了。
楊絳剛嚐到離別苦澀的內心，很快就被另一種情緒填滿了。楊蔭杭剛正不阿有原則，在北京受人尊敬，他的離開也令許多人不舍。他們爭相去火車站送楊蔭杭歸鄉。在《回憶我的父親》中，她提到：“火車站上為我父親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誰也沒有那麼多人送行，我覺得自己的父親與眾不同，很有自豪感。”目睹此景的楊絳，已然對什麼是尊敬、什麼是人心所向有了最直觀的認識。楊蔭杭的骨氣，也在楊絳心裏播下了種子。
三
一家人乘車到天津，又從天津乘船南下。後來幾十年過去，楊絳仍然記得他們乘的那艘船叫新銘號。對需要照顧幾個孩子的楊氏夫婦來講，整艘船又髒又擠又亂，楊蔭杭甚至抱著三歲的老七被擠進海裏，好在最終獲救。然而對八歲的楊絳來說，南下途中任何所見之景都是那麼新鮮有趣，父親“夾帶”上船的黃白色獅子貓，也給旅途增添了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