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實例並不表明，鄧小平在存在與思想、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中不重視思想和精神。恰恰相反，鄧小平在第二代領導集體中，對於思想精神的作用是講得最多的。他總是強調要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要加強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力開展對青少年的理想、紀律教育，要把精神文明建設搞上去。上述實例隻是告訴我們，鄧小平解決這些現實生活中思想和存在關係問題的思路，是站在曆史唯物主義這樣一個堅實的基礎上的，他的曆史辯證法是曆史唯物論基礎上的辯證法。
6．改革與革命
鄧小平曾經談到，這些年他提出的新東西就是改革開放。改革是鄧小平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也是最具有哲學意義的思想之一，可以專門長論。這裏僅圍繞改革與生產力的關係，在與革命的關聯中進行一點分析。
首先，改革是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這是鄧小平常講的思想。他說：“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製改革是必由之路”。理由就是過去的體製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不改革無法擺脫這種束縛。
其次，改革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過去，我們對鄧小平講的改革是一場革命的含義理解不透，總是偏重於改革的廣度、深度、力度來理解其革命意義，這是遠遠不夠的。說改革是革命，就在於它與革命同樣具有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作用。其實，鄧小平很早就從這個角度談改革了，隻是在南巡談話中更明確地講述了這個問題。他講：“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這就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有解放生產力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放生產力的途徑就是改革；改革是對生產力的第二次解放，因而是第二次革命，而且，改革在解放生產力方麵的作用並不亞於革命。
再次，改革得失成敗的標準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中一切措施的得失成敗的檢驗也隻能是以生產力為標準。即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改革措施都是正確的或允許的，凡是不利於發展生產力的改革措施都是錯誤的或不允許的。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革與生產力是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的。它為發展生產力而來，又以發展生產力為歸宿。
如果上升到曆史哲學的層次來考慮問題，那麼改革與革命應當是與生產力發展極為密切的一對範疇。在曆史發展中，有社會發展的質變時期，也有量變時期。曆史解決自身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質變性飛躍的手段是革命。通過革命，推翻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建立起新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是在曆史唯物主義中研究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我們並不陌生。在曆史發展中，更為經常的是量變時期，即同一社會比較穩定的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裏；同樣存在著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或者說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經濟政治體製。對此，過去的曆史哲學卻研究不多。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曾涉及於此。他是從解決社會主義時期基本矛盾中那些不適應的環節角度提出改革問題的。對於改革論述最多的是鄧小平。在鄧小平看來，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的經濟政治體製，從而把社會主義根本製度所能容納的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出來，鞏固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這種改革不獨社會主義要搞，任何一個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不可缺少。封建社會有過改革，資本主義社會也有改革。從這個角度看，改革的意義不亞於革命。改革與革命一樣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曆史哲學範疇，因為它們與作為曆史基礎的生產力密切相關。
7．開放與封閉
實行對外開放，鄧小平也是從發展生產力出發來考慮問題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就在醞釀對外開放的戰略。1979年，鄧小平指出：“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曆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這是從學習先進技術角度為對外開放做的輿論性準備。1980年，他又談到：“我們的製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製度。”這是從完善社會主義製度角度為對開放做的輿論性準備。同年底，鄧小平正式使用了“對外開放”一詞，以後成為固定概念。從這一政策的醞釀到正式提出，鄧小平的思路就一直是圍繞著借鑒別國經驗，發展我國的經濟這一根本問題展開的。
從那以後，鄧小平多方麵展開了他關於對外開放的思想。把他這些論述概括起來，可以大致歸納如下。
其一，“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在當代，國際經濟與政治已聯成一氣，沒有那個國家、地區可以隔絕起來自成一體，想封閉起來尋求發展那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其次，“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從曆史上來看，“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後變得落後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從明朝中葉到鴉片戰爭300多年，從康熙時期算起近200年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從現實來看，“建國以後，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結論很清楚，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隻依賴別人、不自力更生不行，不對外開放隻講自力更生也不行。“我們最大的經驗就是不要脫離世界”。
其三，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詳見下章）。
其四，對外開放“危險有一點，不大”。就是說，對外開放的確會帶來一些不利的東西，但權衡利弊，與不開放相比，利是絕對大於弊的。依據生產力標準，必須實行對外開放。鄧小平對此有精辟論述：“曆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我們的同誌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誌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鑽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對外開放給我們的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好處已為這些年的事實所證實。
8．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這是鄧小平對外戰略思想的基石。
應當說，這些年我們的外交戰略有很大變化。這種變化是基於對國際國內重大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從國際來看，主要是戰爭有可能避免，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題。鄧小平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對外政策也有變化，這是兩個重要的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這幾年我們仔細地觀察了形勢”，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第二個轉變，是我們的對外政策。過去有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我們搞了‘一條線’的戰略，就是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這樣的‘一條線’。現在我們改變了這個戰略，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我們把經濟發展和民族利益放到意識形態之上來考慮問題。鄧小平講：“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曆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我們“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我們“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應當說，這兩個方麵的變化是一個根本的變化。正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們確立了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戰略原則。
鄧小平關於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思想曆年來多有論述，擇其要者，摘引如下：
1980年，他講：“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自己經濟建設成就的大小。如果我們國家發展了，更加興旺發達了，我們在國際事物中的作用就會大。現在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並不小，但是，如果我們的物質基礎、物質力量強大起來，起的作用就會更大。台灣歸回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所以，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歸根到底，都要求我們的經濟建設搞好。當然，其他許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須把經濟建設搞好。”
1989-1992年，他講：“我們要紮紮實實幹自己的事”。“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少管別人的事”。“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總之，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不當頭。”
鄧小平的這一係列論述包括這樣三個要點：一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其中最主要的又是把經濟搞上去。二是對國際共運、對第三世界，不扛旗，不打頭，不搞爭論，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局勢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於守拙。這就大不同於過去的扛旗方針。這樣做的目的隻有一個；即麻痹敵人，發展自己，這是最有利於發展自己的策略，因而是最高明的策略。三是對敵視我們的帝國主義國家，“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不管國際風雲怎麼變幻，中國都是站得住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
鄧小平關於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思想，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要把自己的經濟搞上去，要使我們的生產力大大發展起來，要使我們的國家大大強盛起來，要使我們的人民大大富裕起來，這是使我們在國際上處於有利地位，使我們社會主義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
9．評價標準的曆史變遷
毛澤東的晚年，以道德尺度為核心的理想主義的曆史觀點占了上風。他把對個人的道德要求提到很高的地位來認識，要求人們靈魂深處鬧革命，把思想觀念搞得純而又純。他瞧不起物質利益，卑視獎金製度，在生活中甚至從不動手摸錢，都反映了他的這一思想。這種思想也是有其淵源的。其一是中國傳統的重公平輕效率的儒家思想在起作用。這種思想在儒家中亦屬於理想主義一派。王陽明就曾提倡狠鬥私字一閃念，在他看來，一念起處便是行了。其二是中國革命戰爭年代的那種物質菲薄的供給製條件下革命隊伍中濃鬱的隻講奉獻不講報酬的精神氛圍，它在中國革命勝利的過程中曾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曆史條件變化了，但毛澤東沒有從那種氛圍中解脫出來，麵對新的現實。這從1958年他讚賞張春橋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提倡供給製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來。其三，社會主義時期，一方麵要提倡共產主義道德，一方麵又要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共產主義道德要求大公無私，社會主義政策要求按勞分配。這兩者是有差別的。但是，毛澤東在實際中把這兩者混淆起來了，常常以道德要求取代政策要求。這些情況表明毛澤東晚年主要是以一種道德尺度作為衡量事物的最高標準。這一觀點是嚴重偏離了曆史唯物主義主旨的。
鄧小平的思路與晚年時期毛澤東的思路是不一樣的。他所主張的是以生產力尺度作為最高標準的科學的曆史觀。在他看來，為人民造福、為發展生產力做出積極貢獻，這就是我們考察人的主要政治標準。他認為；一個經濟部門是否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勞動生產率、集體福利和勞動者的個人收入提高了多少，是衡量該部門黨委領導得好不好的標準。這一標準是完全符合曆史唯物主義主旨的。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所發生的這一曆史尺度的轉換說明了什麼呢？這是從過於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換，是從革命主題向建設主題的轉換，是從曆史唯心主義傾向向準確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的轉換。這一轉換也是前麵談到的一係列轉換的原因與結果。
這一轉換是必要的。沒有這一轉換就不能從“左”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動員全黨全民集中精力於經濟建設，形成黨的新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而隻能繼續糾纏於意識形態的論爭之中。這一轉換是對於舊的理論與實踐的超越。而超越曆史乃是尊重現實的需要。
這一轉換是合理的。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它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矛盾；它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迫切需要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以改善物質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