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問題不在於能不能問姓“資”姓“社”，而在於用什麼做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鄧小平的新貢獻不在於不讓人間姓“資”姓“社”，而在於他堅定地主張以生產力作為判斷姓“資”姓“社”的根本標準。長期以來，人們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是什麼呢？一是已有的書本知識，二是已有的社會主義模式。用這些標準去判斷我們在實踐中所做的新事情，勢必導致“兩個凡是”，即凡是老祖宗沒講過的、凡是已往社會主義模式中沒有過的統統不是社會主義的。於是，改革開放中采取的新措施都成了資本主義的東西，都在批判之列，“邁不開步子”就是自然的了。極力主張每事問姓“資”姓“社”的人，其要害也不在於問一問姓“資”姓“社”本身，而在於要用“兩個凡是”的標準或曰非生產力標準去否定改革開放中采取的種種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措施。鄧小平講，要害是姓“資”姓“社”的問題，就是指要害在於他們搞亂了姓“資”姓“社”的標準，借問姓“資”姓“社”之名，行否定改革開放之實。結論很清楚，姓“資”姓“社”可以問，標準必須先搞清。
其三，“三個有利於”能否作為姓“資”姓“社”的標準。對此，有人認為，不能。理由是現在私有製企業能刺激生產力發展，能因此說私有製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嗎？應當說，按照鄧小平本人的思想，“三個有利於”是可以作為姓“資”姓“社”的標準的。因為他明確說，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就是這“三個有利於”。但是，我們不能像上麵有人認為的那樣把問題簡單化。“三個有利於”的核心問題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標準，這是列寧早就明確了的。在曆史發展中，社會主義是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更高階段，高就高在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然它就沒有資格取代資本主義。從這個角度上，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當然是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如果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不利於發展生產力，那倒是奇怪了。這是一個宏觀尺度。但是，我們卻不宜把這個宏觀尺度直接作為衡量各種具體事物是姓“資”還是姓“社”的標準。
其四，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歸根結底都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把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用於具體事物時應當這樣理解，即凡是符合“三個有利於”的，就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鞏固、發展歸根結底都取決於生產力能否得到迅速發展。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都是直接或間接有利於社會主義的。鄧小平自己正是這麼分析問題的。“三資”企業肯定是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但鄧小平並沒有直接說“三資”企業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是講“三資”企業“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都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把這個意思換個說法就是，“三個有利於”是判斷改革開放的各種措施得失成敗的根本標準。
鄧小平高揚生產力標準的旗幟就是要我們從姓“資”姓“社”的抽象爭論中解放出來，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並以此為標準辨別是非對錯。
4．經濟與政治
毛澤東晚年是主張以政治為中心的，而且這個政治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他有三個最為經典的說法。其一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即社會主義時期全部社會活動的中心是階級鬥爭，因為“階級鬥爭，一抓變靈”。其二是突出政治。在他看來，政治總是第一，總是頭，總是掛帥，叫做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其核心的思想是在政治與經濟的擺法上，政治決定經濟。其三是抓革命促生產。他不是不想解決生產問題，但解決的方法是搞革命，革命搞上去了，生產自然就上去了。這就是毛澤東晚年政治哲學中的一個主要思想。
鄧小平是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他也講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但他的政治主要還是經濟建設，民族利益這個大局。他也有三個觀點。其一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這是他不厭其煩地反複強調的一個大問題。他從多方麵對這個問題作了論證。從什麼是社會主義來說，那就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而要消滅貧就必須發展生產力。從社會主義優越性來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要體現在發展生產力上，體現在讓人民過好日子上，為此也必須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從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上說，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從戰勝資本主義來說，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最可靠的保證就是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而這也要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從向共產主義過渡來說，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也需要大大發展生產力。其二是四個現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這個意思換個方式說，就是經濟是最大的政治。為什麼？因為四化、經濟發展是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民族存亡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所在。沒有四化實現，沒有經濟發展，一切都是空話。這個思想與列寧關於經濟方麵的政治的論述如出一轍。其三是經濟是解決國際國內一切問題的基礎。在國內，我們的文教衛生事業、科技事業還很落後，要上需要錢；我們隊伍中的一些人對社會主義還有疑問，要改變也需要經濟大發展。在祖國統一問題上，如果我們的經濟超過或接近港台水平，那就好辦多了，現在說話還不硬。在國際，我們要提高綜合國力，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人類和平多做貢獻，也必須成為一個經濟大國才行。所以，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一切都有賴於經濟發展。這就是鄧小平考慮問題的思路。
鄧小平糾正了毛澤東晚年在突出政治方麵的錯誤，率領全黨轉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是堅定不移的。但是，這不等於說鄧小平隻講經濟，不講政治。相反，鄧小平堅持了曆史唯物論和曆史辯證法的統一，真正把經濟與政治科學地結合起來了。他一方麵把經濟牢牢地置於基礎和核心的位置上山，一方麵強調政治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反作用。就是說，他是堅持講政治的。用他的話說，就是“到什麼時候都得講政治”。
鄧小平的講政治，有這樣幾個層次的內容。一是講政治路線。這就是確立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或叫基本路線。他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因而“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此，“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也就是“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對於這條政治路線，“必須堅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幹下去”。對這條用沉痛的曆史代價換來的政治路線，鄧小平反反複複、不厭其煩地講了十幾年，以至1992年南巡時念念不忘的還是這件事，叫做這條路線“要管一百年”。
二是講政治保證。也即貫徹政治路線的基本政治保證。大體有這樣幾個方麵。首先，要有安全穩定、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他多次強調，中國要搞好現代化建設，絕對“不能亂”，一定要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就這個意義說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在他看來，安全穩定的政治局麵，是貫徹黨的政治路線的政治保證。其次，要堅持四項基本政治原則。1979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露頭，他就敏銳地指出，要講“思想政治方麵的問題”，即“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在他看來，堅持四項基本政治原則，是順利進行經濟建設、搞好改革開放的政治保證。再次，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鄧小平反複強調，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大大加強，決不能削弱”。在他看來，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政治保證。又次，要強調黨的政治紀律。任何一個黨員和黨的組織都必須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的決定和黨規定的任務，不允許各行其是，以保證黨的思想和行動的統一。其中，他又特別強調要嚴格服從中央，任何人都不能破壞這一條。在鄧小平看來，必須以黨的政治紀律來保證黨的政治路線的執行。
三是講政治素養。鄧小平對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政治素養，提出過多方麵的要求。他要求高級幹部要以身作則，“做艱苦奮鬥的榜樣，做實事求是的榜樣。總之，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榜樣。”這無疑是對幹部政治素養上的要求。
鄧小平的講政治與毛澤東晚年的“突出政治”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主要在於以下幾點：其一，他認為，政治必須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之上，隻有經濟才是解決政治以及其他問題的基礎，不能離開經濟講政治，“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其二，他認為，“政治工作要落實到經濟上麵”，也就是說講政治不但要從經濟這個基礎出發，而且還必須為經濟服務，要把政治工作落腳到經濟上，以經濟效益衡量政治工作。第三，他認為，許多“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而不能像毛澤東晚年那樣慣常於從政治的角度來解決經濟問題（例如“抓革命，促生產”等）。從上述幾點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和毛澤東都是主張講政治、講政治和經濟的統一的，但鄧小平講的政治是以經濟為中心基礎上的政治，講的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是以經濟為中心的政治和經濟的統一，而不同於毛澤東晚年所講的那種脫離經濟的“突出政治”，那種以政治為中心的政治和經濟的“統一”。這是兩條處理經濟和政治關係的不同思路。
這裏還需要說明的是，江澤民提倡講政治，也首先強調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強調的是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的各種政治保證，特別是強調領導幹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等多方麵所應具有的政治素養。江澤民提倡的講政治是與鄧小平的思路相一致的。
5．存在與意識
在曆史唯物主義的領域中，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往往通過許多社會現實問題表現出來。鄧小平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解決無一不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著眼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根本問題的。
讓我們舉三個方麵的例子來說明。
精神鼓勵與物質利益的關係。在晚年的毛澤東看來，搞物質利益、獎金掛帥，那是修正主義。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他不同意搞獎金製，認為那是物質刺激。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他又講到，不講全體，不講絕大多數，相當大的一個多數，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無非是搞獎金掛帥、物質刺激，跟著劉少奇的路線走。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在晚年的多數場合是隻講精神鼓勵，不講物質利益的。鄧小平的想法不同於毛澤東。他說：“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隻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頒發獎牌、獎狀是精神鼓勵，是一種政治上的榮譽。這是必要的。但物質鼓勵也不能缺少。”這就闡明了精神鼓勵與物質利益之間的關係，在多年批判物質刺激後為馬克思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正了名、翻了案。共產黨人是重視思想、精神因素的，但是不能沒有物質利益這一條，離開了這一條，前者就沒有基礎，就是空的。馬克思恩格斯講過，“‘思想’一旦離開了‘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說的也是這個道理。物質利益解決不了，先進不能持久，群眾就會不高興。物質利益解決得好，就可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就可以出精神力量，反過來促進生產發展。離開物質利益單講精神作用，時間長了再好的精神之花也會枯萎。
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關係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是大體協調發展的，其中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礎，精神文明又反作用於物質文明。鄧小平非常強調精神文明的建設，認為隻有兩個文明都超過資本主義，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又十分明確地指出，精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物質文明的發展。他講：“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後，一定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忽視了發展生產力，所以現在我們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鄧小平視察特區、視察蘇州時都講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係。他在視察特區後講：“聽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他還講：“物質是基礎，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起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麵貌會有大變化。”這裏講的物質文明是基礎，精神文明是從物質文明來的，是鄧小平的一個重要觀點。這一觀點表明鄧小平同樣是從生產力標準出發來考慮問題的。精神文明的提高，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都離不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沒有這一條，精神文明建設就沒有基礎。當然，鄧小平也並非主張要我們把物質文明搞上去後再抓精神文明，而是要兩手抓。在一定物質文明基礎上，抓精神文明與不抓精神文明是不一樣的。
思想教育和實事教育的關係。鄧小平非常重視思想工作、思想教育，認為沒有這一條是不行的，這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任何時候都要努力發揮這個優勢。與此同時，鄧小平還特別強調要使思想教育收到實效，要最終說服人，還要靠實事教育，要靠把經濟搞上去，把各方麵的工作搞上去。他講：“群眾從實事上感覺到黨和社會主義好，這樣，理想紀律教育，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才會有效。”他還指出：“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世紀中葉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時，就會大進一步地說服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才會真正認識到自己錯了。”這裏的思想是鄧小平結合現實問題活用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思想的典範，他深刻地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思想能影響思想，但存在、事實更能影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