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之點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之點是什麼？是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專政。熟悉馬列主義的人幾乎都能不加思索地說出來。是的。馬克思強調過：“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段鬥爭的曆史”。恩格斯宣布過：“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曆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列寧也曾義正辭嚴地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圈子。用階級鬥爭學說來限製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至於毛澤東，那就說的更多了：“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對於晚年的毛澤東來說，階級鬥爭不僅是世界觀，而且也是方法論，叫做：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最能體現毛澤東晚年的觀點的是這樣一個口號，叫做：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
麵對著這些經典大師們的論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人物鄧小平宣布：
“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
這話與前麵所引的話真有勢如水火的味道。是革命導師們錯了嗎？不是。除了晚年毛澤東的偏頗之外，他們是對的。在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年代裏，他們必須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提到首位加以認識，加以強調。那麼，是鄧小平錯了嗎？不是。鄧小平也是對的。
鄧小平的論點是有根據的。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經濟、生產力是最基本的東西。他們不止一次說過，生產力是人類全部曆史的基礎，“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談到社會主義的實現，他們都把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作為絕對前提，因為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複燃。”至於他們重視階級鬥爭，那也是事實，但他們從來都是把進行階級鬥爭作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手段來講的。在列寧那裏，存在著一個主題的轉換。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麵臨的革命任務和同第二國際的論戰都需要他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因而突出這一點是必要的。但十月革命後，很快，他就要求從階級鬥爭的政治轉向經濟建設的政治，要求把馬克思主義中的另一方麵即經濟建設提到首位了。在列寧看來，由於“具體的社會政治形勢”的改變，“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的各個不同方麵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地位。”毛澤東在步入晚年之前，也是重視發展生產力的，但晚年卻恰恰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沒有如同列寧那樣完成從革命主題到建設主題的轉變。鄧小平正是抓住了馬克思主義中最核心的東西，高屋建瓴，直陳本質，從而提出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這一命題的。這是一個科學的認識，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本意，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真諦。而且，這個認識絕不是輕易得到的，是我們用20餘年的錯誤、特別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換來的。
這裏，還應當辨明這樣一個問題：曆史唯物主義之物究竟是什麼？說到底，就是這個生產力。對此我們可以從幾個層次分析：首先，社會曆史觀的基本問題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曆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在這個層次上，曆史唯物主義之物是指社會存在。其次，社會存在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即人口、地理環境和生產方式。曆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而其他因素不是。在這個層次上，曆史唯物主義之物是指生產方式。再次，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就二者的關係而言，曆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不是相反。在這個層次上，這個歸根結底的層次上，曆史唯物主義之物是指生產力。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對問題的科學回答。丟掉了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曆史唯物主義就不成其為曆史唯物主義了，馬克思主義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了。鄧小平的高明之處正在於抓住了這個實質，恢複了發展生產力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中的至高地位。
2．黑貓與白貓
197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傳達經過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的重要講話。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列主義。這裏的“他”，當然是指鄧小平。應當說，鄧小平的後兩次被打倒，都與這句話有關。由此，可以看到這句話的分量。
1962年，正是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剛過還沒緩過勁來、集中精力抓恢複農業生產的時候。總書記鄧小平看了來自下麵的一些靠包產到戶解決農民吃飯問題的材料，產生了一些想法，在接見共青團會議代表時，說了這樣一番話：
“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誌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複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
這就是著名的貓論的由來。
在這段話裏，本意十分清楚。這是用比喻的語言說出來的真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即生產關係的各種形式的好壞優劣，要用生產力標準來衡量，用是否能促進生產力發展來衡量，此外沒有其他意思。這個道理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
試問，如果不用這個標準去衡量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難道非要用什麼脫離實際的本本、條條去衡量嗎？換言之，如果不用捉老鼠的效果去衡量貓的好壞，難道非要用貓的顏色去衡量嗎？而且，即使是對單純用來玩賞的貓的顏色，人們也是有不同喜好的，那又該當如何定好壞呢？
其實，在這個貓論後麵隱藏的生產力標準，也並不是鄧小平的發明，而是馬克思主義中早已有之的思想。馬克思講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狀況，也就是講了生產關係好壞優劣的評判標準是生產力，而馬克思恩格斯極力讚揚資本主義較之於封建主義的進步，也正是生產力標準的運用。對生產力標準，列寧講得最明確。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生產力狀況”“是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毛澤東也曾經是生產力標準的極力讚成者。他講：“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就是早已有之的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標準觀。
從經典意義上看，生產力標準有四個含義。其一，生產力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這是上引列寧論述的本意。就是說，一種社會製度較之於另一種社會製度的高低優劣之比較，隻能用生產力發展的高低做最高標準。我們說奴隸社會高於原始社會、封建社會高於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高於封建社會，皆本於此。其二，生產力發展是衡量生產關係是否適合的根本標準。一種生產關係的好壞優劣，不能看它表麵所顯示的公有製程度的高低，而要看它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是否適合。適合，促進生產力發展，就是好的；不適合，阻礙生產力發展，就是壞的。馬克思在《
序言》中所講的同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就是此意。鄧小平的貓論也是講這件事的。其三，生產力發展是衡量社會政策對錯好壞的根本標準。一個社會的領導者總要製定指導社會發展的各種政策（廣義的社會政策可以包括路線、方針、政策、計劃、措施等等）。這些政策的對錯好壞也必須依據它們本身對社會生產力發展所起的作用來衡量。這就是上引毛澤東論述的本意。其四，生產力發展還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成敗的根本標準。這是鄧小平在新時期首先提出而在黨的十三大得到充分肯定的。上述諸方麵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標準的主要內涵。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的貓論不過是老祖宗的深奧道理的樸素表達。但是，這個樸素的表達對禁錮在幾千年重名輕實的思想傳統中的中華民族，對禁錮在幾十年“左”的思想束縛中的共產黨人，起著多麼巨大的振聾發聵的作用啊！難怪有人驚呼，這是“五千年，一句話”。
3．姓“資”與姓“社”
在毛澤東再次批判鄧小平的貓論、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後，這段公案並未結束。1977年鄧小平再次複出。在此後的十餘年中，他多次講到生產力標準問題。
1978年9月，鄧小平講：“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同年底，他講：“今後，政治路線已經解決了，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於領導，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麼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各條戰線的各級黨委的領導，也都要用類似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用人的政治標準是什麼？為人民造福，為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積極貢獻，這就是主要的政治標準。”1979年10月，他講：“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在鄧小平十分讚賞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1984年)中這樣寫道“把是否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準。”在這些從不同層次以不同形式表達的論述中，核心的問題就是生產力標準問題。
說到生產力標準，就不能不提及十三大。在被鄧小平格外推崇的十三大報告中，對生產力標準問題作了十分詳盡而深刻的論述。那裏是這樣講的：
“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從來認為，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隻有適合生產力的狀況，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產生，社會主義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推進，以至共產主義的實現，都離不開生產力的發展。早在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就明確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當時，我們之所以必須把階級鬥爭擺在中心的位置上，那是因為隻有首先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使勞動人民政治上不受壓迫，經濟上不受剝削，才能解放生產力。現在不同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勞動人民已經當家作主，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展生產力已經成為直接的中心任務。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富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公有製和人民民主政權的鞏固和發展，一句話，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展和吸引力的不斷增強，歸根到底，都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一切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都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或者是社會主義所允許的。一切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違反科學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所不允許的。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生產力標準就更加具有直接的決定意義。”“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這話說得是何等的好啊！以至當1989年動亂發生之後，鄧小平立即宣布：“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
但是，這次動亂，畢竟使我們一些人對此發生了疑問。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生產力標準沒人敢講了，遇事先問一問姓，“資”姓“社”成了時髦的語言。改革開放的步伐慢了下來。生產力標準到底對不對又成了問題。
1992年初，鄧小平以88歲的高齡視察南方，一針見血地提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旋即，他講到了生產力標準：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這就是著名的“三個有利於”。這“三個有利於”表達了鄧小平對於生產力標準的權威性的高度評價和高度信賴，表達了他對於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解和正確把握。
但是，人們對這個思想的理解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不一致妨礙著這一思想的貫徹。對此，我們有必要做些分析。
首先，姓“資”姓“社”還能不能問。我們還是先看看鄧小平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應當說，鄧小平從來沒有說過不要問姓“資”姓“社”，相反，他多次講到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並把這一條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他講：“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曆史拉向後退，要倒退好多年。”他講：“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隻有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會容忍有的人反對社會主義。”答案是清楚的，我們不能籠統地說，可以不問姓“資”姓“社”。鄧小平沒有不問姓“資”姓“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