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反“左”與反右
在反對錯誤傾向的鬥爭中，鄧小平非常注意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把反對“左”的傾向與反對右的傾向這兩個方麵的鬥爭結合起來，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這是對立麵結合的又一種運用。這一運用有它自己的特點。我們做些剖析。
其一，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從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再次複出，就領導全黨進行反對“兩個凡是”，推動真理標準討論的鬥爭，其主要任務是反“左”。但是，鄧小平頭腦是十分清醒的。當右的苗頭一顯露，鄧小平就堅決地舉起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旗幟：反右。1981年，鄧小平回顧這段曆史時說：“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他十分讚成黃克誠的意見：“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在改革開放的十餘年中，他一直堅持著這一原則。
其二，“左”右都反，反“左”為主。鄧小平的反傾向鬥爭，既是全麵的，又是有重點的。全麵就是有什麼反什麼，重點就是抓住危害中國的主要錯誤傾向，即反“左”。對此，鄧小平經常強調。1981年，他講，“重點是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1987年，他講：“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我們既有‘左’的幹擾，也有右的幹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左’的和右的幹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幹擾。建國後，從1957年到1978年，我們吃虧都在‘左’。”1992年，他又斬釘截鐵地講：“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樣，鄧小平就把問題說透了，說到家了。在反對錯誤傾向問題上，有的人頭腦中缺乏這種重點意識。當著右的東西抬頭時，往往把反右當作唯一的事，不再警惕‘左’。鄧小平是很有戰略頭腦的，總是注意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因為，他深知中國的老毛病，‘左’起來輕車熟路。因此，每當開展反右傾向時，他必定強調不要忘記反‘左’；而且，到一定火候，就扭過來重新申明反‘左’的現實必要性。在1987、1989、1992年他都這樣做過。也正由於這一招，他穩穩地把定了中國的航向，避免了曆史上發生過的錯誤。這是了不起的政治藝術。
其三，反對錯誤傾向，一定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要有正確的方法。當著“左”的思潮湧來時，反“左”；當著右的思潮湧來時，反右，並且把這兩者巧妙地結合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反什麼都要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即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為此，鄧小平強調，“批評或自我批評都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場上”，當然，也不能站在右的立場上。以“左”反右，會出現“左”；以右反“左”，會出現右。這都不利於反“左”與反右的正確結合。為了貫徹這一結合，鄧小平還特別強調注意反傾向鬥爭的方法問題，那就是，當著一種傾向出現的時候，不能驚慌失措，草木皆兵，而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不能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也不能以偏概全以勢壓人，而要合情合理，與人為善，允許自我批評，有了自我批評就不能抓住不放。這種方法容易造成改正錯誤的氣氛，減少後遺症。
其四，反“左”反右，都要具體分析。鄧小平特別強調“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這種具體分析，可以體現在許多方麵。鄧小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不同傾向交織的範例。當1987年鄧小平講到“左”是主要危險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特別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就是說，重點反“左”時也不適用於一切對象，也會有右的東西比較突出的地方。相應地，推而廣之，重點反右時也不一定適用於一切對象，也會有“左”的東西比較頑固的地方。
其五，在全麵與重點的結合上理解反“左”反右。首先，鄧小平理解的反傾向鬥爭是全麵的，即有什麼反什麼。不能隻講反右，不講反“左”；也不能隻講反“左”，不講反右。這種單打一的思維方式，是不符合辯證法的。其次，鄧小平理解的反傾向鬥爭又是有重點的，即重點是防止“左”，因為“左”是中國的主要危險。為什麼“左”是主要危險？一是中國革命吃“左”的虧最大，二是中國建設吃“左”的虧更大，三是中國十幾年改革開放阻力依然在“左”。“左”了很多年，習慣了。一些人對主要防“左”不以為然，甚至反感。因此他們願意講全麵，而不願意講重點，以全麵淡化重點。這種沒有重點的全麵，也是不符合辯證法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對立麵的結合不是平分秋色、半斤八兩，而是全麵與重點的統一。這裏，全麵是有重點的全麵，重點是有全麵的重點。隻講重點不講全麵，就成了單打一；隻講全麵不講重點，就迷失了方向，丟掉了靈魂。
其六，要深刻認識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這個認識是鄧小平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貢獻。1992年初，鄧小平講：“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最後這個結論可以說是從國際共運史、從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中總結出來的真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這似乎是大家公認的。“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怎麼理解？俄國革命勝利之初，托洛茨基反對與德國入侵者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是“左”，依了他，就會葬送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中國30年代的王明路線是“左”，結果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百分之百。“文化大革命”是“左”，結果政治動亂不堪，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以近期國際共運發生的曲折來說，原蘇聯、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被葬送不全是因為右，其中也有“左”；有些表麵上是右，但卻是曆史上的“左”幫了右的忙，是“左”的不得人心，才使右的勢力得逞，有利用“左”而奪取群眾這已是規律性的東西。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搞和平演變，要利用右，但也利用我們犯“左”的錯誤，脫離群眾，這是有教訓的。
鄧小平關於反“左”與反右相結合的辯證法很有學問，思之愈深，感之愈切。
7．說兩句話與用兩手抓
前麵，我們講了鄧小平用對立麵結合的思路去解決各方麵問題的實例。其實，關於這個問題，鄧小平還有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角度所做的更高層次的概括，即說兩句話與用兩手抓。這是對立麵結合思想的高度凝縮。
所謂說兩句話，就是在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的時候，把兩個對立麵結合起來進行認識，避免片麵性和絕對化，達到客觀、準確之目的。說兩句話，這是鄧小平在思想方法方麵貫徹對立麵結合的絕妙比喻。
先讓我們看看鄧小平自己是如何運用說兩句話的原則的。最典型的是對於1957年的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軍隊“支左”的評價。他講：“我看對反右派鬥爭，還是兩句話：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擴大化了。”“關於‘三支兩軍’問題，你們研究一下。隻講一句話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講兩句話。第一句話：當時軍隊不出麵不能維持局麵，出麵是正確的，‘三支兩軍’是起了積極作用的。第二句話：‘三支兩軍’給軍隊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帶來了許多壞的東西，比如派性，還有一些‘左’的東西，相當大的成分是從那裏來的。”這兩段一段是評價大的曆史事件，一段是評價較為微觀的問題，都明確提出了說兩句話的問題。其實，鄧小平應用這個原則分析問題的例子很多。例如，在講到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時，他先講“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然後又說，“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這也是講兩句話，即基本正確，有些過急。又如，對於黨的領導問題，他也是講兩句話，一是堅持黨的領導，二是改善黨的領導。對特區，他也是講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
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講兩句話，就是要看到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麵，抓住這兩個對立麵，並且善於把這兩個對立麵結合起來，從而達到對問題的正確認識。事情本身是由兩個對立麵構成的，隻有把這兩個對立麵結合起來，才能如實反映事物的本質。否則就是單打一、絕對化，就是片麵性。
如果說，把對立麵結合的思想運用於思想方法就是講兩句話的話，那麼，把這一思想運用於工作方法就是用兩手抓。
所謂用兩手抓，就是在解決問題、處理工作的時候，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麵，又抓好相關聯的另一方麵，把兩方麵的工作結合起來，都做得恰到好處，防止顧此失彼，防止一硬一軟。用兩手抓，這是鄧小平對在工作方法方麵貫徹對立麵結合思想的高超藝術。
鄧小平最早提出這一思想，是1979年6月。他講：“民主要堅持下去，法製要堅持下去。這好像兩隻手，任何一隻手削弱都不行。”三年後，他又講，“我們要有兩手，一手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持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沒有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不但對外開放政策肯定要失敗，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也肯定要失敗。有了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就可以沿著正確的方向走。”以後，他還多次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兩手抓問題，包括“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製”；“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1992年初，鄧小平做了總結性的論述，提出兩手抓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實現兩個文明都要超過資本主義。
讓我們做些分析。首先，什麼叫兩手抓？用鄧小平自己的意思說，“就是兩點論”。或者說，兩手抓就是兩點論在工作中的運用，是用以克服工作中的一點論、單打一的，是要求全麵處理問題的。用兩手抓並不否認中心工作。不否認首要工作和根本任務，而是要求不能隻顧中心工作而放鬆了相互關聯的另一方麵的工作。例如，我們當然要堅持以經濟工作為中心，把經濟建設放首位，但絕不能因此而取消政治工作。取消了後者，前者也搞不好、靠不住。就是說，兩個有主有次的相互關聯的工作，不能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其次，什麼是兩手硬？我們不能千篇一律地機械地理解兩手硬，或者左手用多少時間，右手也用多少時間；或者經濟居於首位，政治也要放到首位，那才叫硬。這裏的硬，是指配合的那一手要恰到好處，不能放鬆，不能降低標準；製約的那一手要真正起到製約作用。例如，經濟工作要硬、要做好，政治工作也不能軟，不能做壞，要達到應當達到的程度，要起到應當起到的作用。至於根據實際情況，“有時這隻手重些，有時另一隻手重些”，那是辯證法的重點論所要求的，並不能叫做一手軟一手硬。總之，兩手抓既不是一手抓，也不是在每一時期、每一問題上都無重點的平分力量。
兩手抓的思想是新的曆史時期我黨工作的一個基本方針。它是適應新的曆史條件而產生的。這一新的曆史條件所提出的新問題就是當我們明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物質文明，強調改革開放，強調搞活經濟的時候，應當把與這相關聯的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四項原則、反對腐敗放在什麼地位的問題。隻有堅持兩手抓、做到兩手硬才是解決這一新問題的唯一正確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