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鄧小平對於穩定與發展的關係的眾多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幾點認識：
其一，穩定是發展的條件，發展是穩定的目的。鄧小平講：“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隻有穩定，才能有發展。”這話清楚地表明，穩定不是目的，而隻是手段，是實現發展的條件；發展才是目的，是穩定的意義所在。
其二，穩定是相對的，發展是絕對的。穩定、平衡這是需要的，而且有時是特別重要的，但事實上，“對於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麼平平靜靜、穩穩當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在鄧小平看來，一定時期“強調穩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就可能喪失時機。”；而且“不能隻是一個穩字”，因為穩“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這是十分徹底的辯證發展觀。
其三，穩定與發展交相遞進。鄧小平認為，在中國總的發展進程中，確有以穩定和發展為主的不同階段。在需要穩定的階段，“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這裏的穩定，既包括政治的穩定，也包括經濟的穩定。在遇到發展機會的時候就得抓住時機，加速發展。正像鄧小平說的那樣，“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後繼續前進。”他在另一個地方說得更明確：“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台階，跳了以後，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鄧小平還對中外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分析。“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幹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I。從國內的情況來看，我們有過1984-1989年加速發展的成功經驗，而後進行了三年的治理整頓。“在今後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幹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
其四，穩定中有發展，發展中有穩定。不論是在穩定為主的階段還是在發展為主的階段，都不是單打一的，都是兩種因素同時存在的，隻不過主導因素不同而已。一方麵，該穩的時候要穩，但穩定不等於停滯不前，應當是穩中有進；就是治理整頓時期，也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另一方麵，該發展的時候不要喪失機遇，但發展不等於蠻幹胡來，應當是進中有穩，要穩步協調地發展，不能傷害整個機體、機製。
其五，以發展求穩定，以穩定促發展。鄧小平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以發展求穩定。他講：“如果不是那幾年跳躍一下，整個經濟上了一個台階，後來三年治理整頓不可能順利進行。”“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於主動地位。”“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這就告訴我們，沒有發展，談不上穩定，更無法實現長治久安，發展就是最大的穩定，或者說最大的穩定因素就是發展本身。以發展求穩定，是最積極的戰略。同時，也要注意以穩定促發展，沒有穩定就失去了發展的前提條件，在動蕩中也是談不上發展的。
總之，中國的前進既需要穩定更需要發展。在穩定中發展，在發展中穩定。把這兩者恰當地結合起來，是一種高超的政治藝術。
4．計劃與市場
計劃與市場的結合是鄧小平提出的又一個對立麵的結合，而且是一個更大膽的結合。因為，無論從老祖宗的論述來看，還是從70餘年社會主義的曆史來看，人們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一個固定觀念：計劃經濟屬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屬於資本主義。這似乎已是鐵的定論。誰要想把這兩個貌似截然對立的東西合在一起的，就會被疑為不正常，甚至是離經叛道。
就我們全黨來說，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經曆了一個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改變權力過於集中的經濟管理方式，這似乎與我們談論的主題無關，但卻是對與權力高度集中相聯係的大一統計劃經濟的稍許鬆動。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在理論上有限度地承認了二者結合的問題。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了“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是對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觀念的重大突破。也正因此，這個決定被鄧小平譽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十三大明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製，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製”，要實行“國家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把計劃與市場作為兩種調節手段。十四大宣布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並明確其中的關鍵問題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至此，這個對立麵結合的問題終於被全黨所接受了。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在鄧小平的思想中是早已解決了的問題，其時間要比全黨認識這個問題早了十幾年。
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談到：
“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製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製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說隻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
這裏，鄧小平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把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製度區分開，即市場經濟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而出現的，不為資本主義所獨有；二是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方法、手段，它可以為資本主義服務，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是市場和計劃結合的前提所在，屬於深層次的認識問題。而這個認識的取得鄧小平比我們全黨早13年，13年後鄧小平重提這個問題時，才被全黨所接受，成為全黨的共識。
1982年，鄧小平在談到社會主義的優缺點時說“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於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這裏，鄭重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解決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換言之，是把它們看做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呢？還是看做可以統一、結合的呢？到1985年，鄧小平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他還強調，現在看得很清楚，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路子是對的。而且這個思想鄧小平從來沒有動搖過。1987年學潮剛過，他就重申“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並且指示不要再講“計劃經濟為主”的話。1989年動亂剛剛平息，他馬上申明“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1990年，他的思想又有發展，要求全黨“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1991年，他提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應當說，至此，鄧小平關於計劃與市場關係的理論成熟了，完善了，係統化了。1992年，鄧小平對這一思想進行了理論總結，他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從這段曆史回顧看，鄧小平在從1979年至1992年的十多年中，8次談到這個問題，關注之情溢於言表，急切之心形之於色。他早就盼望著全黨對這個問題形成共識，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努力了。
5．先富與共富
按照慣常思路，社會主義的目標固然是共同富裕，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也隻能是齊步走，哪怕是共同貧窮。幾十年來，我們都是沿著這個思路搞的。一平二調、共產風都與此有關。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形成了共同富裕與先富起來截然對立的思維方式，共富就不能先富，先富就不是共富；發展到極端，就是誰富誰變修，誰窮誰光榮。其結果是，想富的不敢富，能富的富不了，隻能是在普遍貧窮的道路上徘徊。
鄧小平率先突破了這種思維方式，把先富與共富順理成章地結合起來了。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提出：
“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這是通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思想的第一次表述。此後，鄧小平多次表達過這一思想。1992年，鄧小平對這一思想做了精辟的總結。他說：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製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
綜述鄧小平關於共同富裕的目標與部分先富的手段相結合的思想，有這樣幾個特點：
其一，共富與先富的結合是目標的堅定性與手段的靈活性的統一。在鄧小平的思想中，社會主義就是要共同富裕，這一點是堅定不移的。他反複強調：“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而這種目標的堅定性是與手段的靈活性聯係在一起的。他講，“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既然“平均發展”不可能，那就要“打破平均主義”，轉用新的辦法。在他看來，共富的目標是堅定不移的，而先富的靈活手段也是完全必要的。沒有前者，後者就走上邪路；沒有後者，前者就成了空話。
其二，共富與先富的結合是有製約的、分層次的。作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和地區，一定是經由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而致富，絕不能靠走邪路而暴發。這是鄧小平一開始就提出的，要經由自己的“辛勤努力”，要經由正當的“勤勞致富”。同時，先富起來的人要幫助沒有富裕的人，先富起來的地區要幫助落後地區。而且“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製”，征收所得稅，自願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等。當然，先富地區對後富地區的支援也要講時機，不能太早，以致自己失了後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