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開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膽子要大，要堅決。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但在具體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時總結經驗。我們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哪些事進度要快一點，哪些要慢一點，哪些還要收一收，沒有這條是不行的，不能蠻幹。有些人看到我們在某些方麵有些緊縮，就認為政策變了，這種看法是不妥當的。”
“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難免會犯錯誤，但我們不能怕，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停步不前。膽子還是要大，沒有膽量搞不成四個現代化。但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小錯誤難免，避免犯大錯誤。”
從鄧小平這些論述來看，他講的膽大，就是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他講的步穩，就是要不斷總結經驗，錯了就改，避免鑄成大錯。
1992年初，鄧小平對這個問題作了更為集中、更為明確的論述。他說：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點風險，辦什麼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麼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麼認為。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
鄧小平還舉例說：
“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持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鄧小平這裏闡述的思想，其核心的內容一是解放思想，大膽地試與闖；二是不斷總結，堅持正確的東西，改正錯誤的東西。顯然，這是前麵闡述的“走一步看一步”思想的繼續延伸，但又有新的豐富與發展。
首先，改革開放的事業需要有膽量有魄力。因為它是非常規的，沒有可資借鑒的典範；它是有阻力的，難免有人看不慣，出難題；它是有風險的，弄不好可能出亂子，栽跟頭；它是探索性的，需要試驗，準許失敗。這裏尤其需要強調的是，要允許試驗。一種新的東西，在沒試驗之前，就宣布它是錯的，不準試驗，那是唯心主義，是先驗論。隻有經過試驗，才能曉得對錯，這才是唯物義，是實踐論。鄧小平首先提倡大膽地闖，大膽地試，其道理就在這裏。這是其一。
但是，這種闖、試、不是為闖而闖，為試而試，更不是為了單純地證明我們膽子大。這種闖與試是以實踐標準為依托的，是建立在實踐標準基礎上的闖與試。試與闖的目的是經過小範圍的實踐，從效果中檢驗這種方針、政策、辦法、措施、思路是否正確，及其正確與錯誤的程度，加以總結，決定下一步是推廣，還是收縮，亦或是繼續試驗。這就是不斷總結，對的堅持，錯的就改的含義。總結就是將試驗結果與作為出發點的方針政策相對照，從而對方針政策的對錯優劣作出評判，決定取舍。這是其二。
作為後一點延伸的繼續試驗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一大問題。用鄧小平的通俗語言表達，就是“留一點尾巴”。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者信奉實踐標準的權威。但是，馬克思主義還懂得，實踐對認識的檢驗是一個過程，在特定的情況下它還具有某種不確定性，一兩次實踐難於就某些問題做出一勞永逸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決，有待於進一步的檢驗。對於一次實踐肯定了的東西是這樣，對於一次實踐否定了的東西同樣是這樣。“留點尾巴”的意思就是繼續試驗，繼續驗證，保留事物本身對它可能存在的合理性進行申辯的餘地。這當然是徹底的科學的實踐論觀點。難得的是，這樣深刻的哲學，在鄧小平的語言中卻表達得這麼通俗易懂。他真正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大眾化。
在這整個過程中，關鍵的環節是實踐效果對闖、試思路的檢驗。在這整個觀點中，核心的問題仍然是實踐標準。把擬議中的新的方針、政策、辦法、思路大膽地交給實踐去檢驗，由實踐去作出對與錯的判定，一次實踐沒有把握就再實踐一段，這是最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論。
4．不搞爭論
1992年初，鄧小平曾頗為自豪地講道：“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他關於不搞爭論的思想，在此以前還講到過。那是1989年針對那場政治風波之後有可能發生大的政治爭論的情況而言的。他講：“如果在這個時候開展一個什麼理論問題的討論，比如對市場、計劃等問題的討論，提出這類問題，不但不利於穩定，還會誤事。”“我再說一遍，現在所有的爭論都不搞，至少兩年不搞。”的確，中國是一個慣於爭論的國家。從孔子以來就凡事先正名，而後才有可能去務實。名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致，就會爭個沒完沒了，結果把實都耽誤了。中國共產黨人也沒有能完全擺脫這種古老的思維定勢的影響，也常常是不必要地遇事先爭個長短，不但同外國人爭，而且更熱衷於自己內部爭。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首倡不搞爭論，在我黨的曆史上的確是一大發明。
但是，從整個國際共運史的角度說，已經有人在70年前就提出這個問題了。這個人就是蘇俄社會主義事業的締造者列寧。
1920年11月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發生了工會的職權和管理方式問題的分歧。有人執意要把分歧公開化，要求在黨內進行爭論。不得已，黨中央作出決定，在黨內就工會問題進行自由爭論。幾個月後，列寧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對這場爭論做了深刻的反思。列寧認為，這場耗費全黨數月時間之久的爭論，是在蘇維埃國家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發生的，它占用了黨本來可以用於經濟建設的寶貴時間，這是一種“奢侈行為”，“我們進行這場辯論無疑是犯了錯誤，我們沒有認識到，這場爭論使我們把客觀上不能放在首要地位的問題，放到了首要地位。”列寧在那個時期裏，還從多方麵闡述了少爭論或不爭論的思想。他提出，不要因為細枝末節的爭論轉移黨對緊要問題的注意力，妨礙黨的首要任務的進展；不要因為以書本為依據的名詞、字眼之爭而忽視新的實踐經驗，妨礙黨用新的理論去統一全黨的思想和實踐；不要因為經院式的空談抽象原則而蔑視實踐標準的權威，妨礙我們把理論推向前進。
鄧小平不搞爭論的思想與列寧的上述思想是息息相通的。還在1989年，鄧小平就講過，現在爭論什麼理論問題，“不但不利於穩定，還會誤事。現在需要聚精會神地做幾件使人民滿意、高興的事情。”1992年，他講：“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在鄧小平看來，離開黨的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去無謂地爭論理論是非隻會誤事，白白耽誤時間：離開實踐結果這個唯一標準去爭論政策對錯也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在鄧小平看來，事情是幹出來的，不是爭出來的；科學的理論也首先是從幹中總結出來的，不是爭出來的；理論、政策的是非優劣也隻能在幹中得到答案，而不可能在爭論中解決問題。
其實，從實踐標準的意義上說，馬克思本人才是不搞無謂爭論的首倡者。我們在前麵引用的那段馬克思的名言，就是不搞離開實踐的理論爭論的宣言。列寧在俄國革命勝利後的初期恰當地運用了馬克思的這個思想，鄧小平則在中國建設的新時期恰當地運用了同樣一個思想。鄧小平與馬克思的心也是相通的。
這裏需要明確這樣幾點。第一，不搞爭論，不是理屈詞窮，而是為了節省時間，把更該辦的事情辦好。為了中心工作，為了更緊迫的事情，我們不屑於進行無謂的爭論。第二，不搞爭論，不是不要是非，而是因為這種爭論搞不清是非。挑起爭論的一方所持的論據不是書本上的條條就是過時的狹隘經驗。而這些恰恰是要在新的實踐中加以檢驗的對象。第三，不搞爭論，不是反對一切爭論。馬克思主義是在鬥爭中發展的，當著它的理論上的敵人向它發起挑戰，而不反擊這種挑戰就無法從事更重要的事情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是會應戰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應過戰，都是理論鬥爭的能手。鄧小平也曾全力以赴地率領全黨同“兩個凡是”派進行過理論鬥爭，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那是因為不進行那場真理標準的爭論，就無法做任何該做的事情。
鄧小平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宣布不搞爭論的。這個特定的曆史條件就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實踐中突破了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過時結論，突破了已有的社會主義的某些固定模式，創立了新的理論、新的業績。在這種情況下，挑起爭論的一方所持的主要依據，仍然是昨天的理論與昨天的經驗。這樣的爭論自然是沒有意義的。鄧小平把對這一問題是非的判決完全委托給了他衷心信賴的實踐，即應該由實踐、由實踐的結果去教育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落伍者。他相信，實踐終究會改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
5．不搞強迫，不搞運動；允許幹，允許看，允許跟
鄧小平在領導整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過程中，與不搞爭論相聯係的還有一個十分突出的思想，那就是不搞強迫，不搞運動；允許幹，允許看，允許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