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分析幾個實例。
對外開放問題。中國搞了很多年的封閉，把國家搞窮了、搞落後了。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而且，在當今的世界上，搞閉關鎖國，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不可能成功。中國必須搞現代化，而要搞現代化又必須實行對外開放。開放的益處就在於它是搞現代化之必須。沒有資金、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的引進，沒有信息的交流，沒有國際市場的一席之地，現代化的實現就是一句空話。而這些都隻能是開放的產物。但是，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兩麵一樣，開放也有弊端，“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的東西”，包括腐朽思想的侵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這利與弊是兩個方麵，兩個方麵都是實際。麵對這兩方麵的實際可以有三種態度。其一，抓住消極一麵的實際，反對對外開放。其二，把兩方麵的實際，並列起來，各有利弊，不分大小，對外開放可搞可不搞。其三，科學地分析利弊大小，認清利大於弊，開放“帶來的消極因素比起利用外資加速發展的積極效果，畢竟要小得多”，堅定不移地采取對外開放的方針。同時認清確實存在著的弊，並采取有力的對策，將其降低到最低底限。無疑，最後一種態度是科學的態度。而且也隻有這種態度才是真正從實際出發的態度。這也就是鄧小平的態度。這是從大局即從大的實際出發的一種類型。這個意思用我們古人的話說，就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傻子瓜子問題。這是另一種類型。1992年初，鄧小平總結改革開放的曆史經驗時曾經談到這樣一件事：“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鄧小平的這段回憶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當一個問題出來了，需要處理也可以處理的時候，還有一個合不合時宜的問題。如果彼時處理，有可能引起一連串的副作用，甚至因小失大，那就可以暫時不動，以免得不償失。這也是從大局即從大的實際出發的一種類型。這個意思用我們古人的話說，就叫做：“小不忍則亂大謀。”
軍隊建設問題。這是又一種類型。軍隊建設關係到國家安危，當然重要，但也“要服從整個國家建設大局”。1984年，鄧小平就此專門發表講話。他說：“現在需要的是全國黨政軍民一心一意地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照顧這個大局。這個問題，我們軍隊有自己的責任，不能妨礙這個大局，要緊密地配合這個大局，而且要在這個大局下麵行動。軍隊各個方麵都和國家建設有關係，都要考慮如何支援和積極參加國家建設”，“都應該考慮騰出力量來支援國民經濟的發展”，發展軍民合用事業，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總之，大家都要從大局出發，照顧大局，千方百計使我們國家經濟發展起來。發展起來就好辦了。”他要求：“我們軍隊要一切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這裏不僅僅是被動的服從，而且更有積極的參與、支持。這是從大局出發的又一種類型。
鄧小平在這方麵的論述也是十分精彩的。他講：“一切要從大局出發”，“要從大處著眼”。他要求：“管大事的人，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於長遠，著眼於大局。許多小局必須服從大局，關鍵是這個問題。”這就把問題說得很透了。
鄧小平關於從大局出發即從大的實際出發的理論和實踐，對於我們深化對從實際出發的認識，對於我們堅持從實際，出發的實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鄧小平豐富了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
6．從群眾的意願出發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群眾的意願是客觀實際的重要內容。群眾的意願，包括群眾的利益、群眾的要求、群眾的情緒、群眾的期待都是客觀實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從實際出發，就不能不從群眾的意願出發。從群眾的意願出發，這已不是一般的唯物主義，而是曆史唯物主義，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
群眾的意願曆來為馬克思主義者所重視。列寧曾經指出：“隻有從千百萬人著眼，才會有實事求是的政策。”斯大林講過：“關心群眾的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訓條。”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講得最多。他說：“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他指出：“想問題從群眾出發而又以群眾為歸宿，那就什麼都能辦好。”“不反映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他曾經詳盡論述反對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的必要性，因為這兩者都不是不符合群眾意願的，都是沒有從群眾的意願出發的。
鄧小平特別重視群眾的意願。他明確提出：“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從群眾的意願出發，是鄧小平領導黨進行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經驗之一，也是鄧小平思想中的基本信條之一。
在鄧小平看來，群眾的意願中，包含著人民群眾的經驗和智慧。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他們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孕育了廣博的智慧。共產黨人從其中可以學得很多解決難題的辦法。鄧小平早在1956年就強調要“從群眾本身的經驗出發”，從“人民群眾的具體實踐出發”，來考慮問題，決定工作。我們的農村改革所賴以成功的家庭聯產承包製，就是農民群眾的創造。用鄧小平的話說，“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不僅如此，“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農民群眾普遍願意的事，其中定然包含著深刻的道理，我們切不可忽視。我們以前長期對家庭承包這一群眾歡迎的辦法持批判態度，其教訓是沉痛的。
在鄧小平看來，群眾的意願中還包含著群眾對黨的要求，即他們希望我們做什麼、怎麼做。1957年他批評那種“缺乏群眾觀點，容易解決的問題不去解決，寧肯把更多的錢用在不適當的地方。對於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解決群眾需要的問題，甚至有些不花錢也能解決的問題，卻注意得不夠”的現象，強調“我們的建設工作應該麵對群眾，發現問題，解決問題”。1962年，他針對農村怎樣恢複生產問題，講道：“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在這些論述中，充分體現了鄧小平與人民群眾的意願息息相通，想人民群眾所想，辦人民群眾所需的精神。
在鄧小平看來，群眾的意願中還包含著群眾對政府的意見，即他們要求我們不做什麼、不怎樣做。1979年，他分析了當時廣大群眾最為關切的三大問題，即物價上漲、幹部特殊化、住房緊張問題，並特別指出“人民群眾（包括黨員、幹部）普遍地對特殊化現象（包括走後門）不滿意”，“人們對這些現象很敏感”。他要求定出製度，切實解決這些脫離群眾的問題。1987年，他在堅決製止動亂的同時，也關注著問題的另一麵，提出：“對這次學生在遊行中提出的我們工作中的問題，我們要重視。在我們國家中確實存在著一些弊端，諸如官僚主義、機構臃腫、不正之風等，需要注意解決。”1989年，他又在群眾上街的舉動中，既看到了我們的敵人別有用心的煽動的一麵，又看到了群眾確實有對我們的工作不滿意的另一麵，要求“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一個是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抓緊懲治腐敗”，以贏得民心，“取信於民”。在鄧小平的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善於從群眾的意願中發現我們的缺點、問題，並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途徑。這與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從個別老鄉的罵聲中發現我們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一個道理。
鄧小平為什麼要堅持從群眾的意願出發？因為在群眾的意願當中有實際，而且是最實際的東西，群眾的意願是各方麵客觀實際的反映；因為在群眾的意願中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而且往往是切實可行、比較高明的辦法。這個道理，從唯物論的角度講，就是群眾離實際最近，群眾的意願就是實際生活本身；從認識論的角度講，就是群眾是實踐的主體，也是認識的主體，從群眾中來就是從群眾的實踐和認識中來；從曆史唯物論的角度講，就是群眾是最偉大的生產力，是曆史的創造者，在群眾的意願當中包含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的哲學也就是群眾的哲學。實際上，如果我們僅僅懂得了從實際出發而不懂得從群眾的意願出發，那還遠不是真正懂得了從實際出發。
當然，從群眾的意願出發，不是叫人去當群眾的尾巴，跟著錯誤的意見走，共產黨還有教育群眾、提高群眾、引導群眾前進的曆史使命，而這與從群眾的意願出發並不衝突。
鄧小平與人民群眾是心連心的。他總是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讚成不讚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自己想問題辦事情的最高原則。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是大地的兒子，隻要他不離開大地就有無窮無盡的力量。鄧小平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深深地懂得，隻要與人民在一起，就是不可戰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