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等人雖然沒有幽默感，對於幽默仍然很有貢獻，因為他們雖然不能創造幽默，卻能創造荒謬。這世界，如果沒有妄人的荒謬表演，智者的幽默豈不失去依據？晉惠帝的一句“何不食肉糜？”惹中國人嗤笑了一千多年。晉惠帝的荒謬引發了我們的幽默感：妄人往往在不自知的情況下，犧牲自己，成全別人，成全別人的幽默。
虛妄往往是一種膨脹作用，相當於螳臂當車，蛇欲吞象。幽默則是一種反膨脹（deflationary）作用，好像一帖瀉藥，把一個胖子瀉成一個瘦子那樣。可是幽默並不等於尖刻，因為幽默針對的不是荒謬的人，而是荒謬本身。高度的幽默往往源自高度的嚴肅，不能和殺氣、怨氣混為一談。不少人誤認尖酸刻薄為幽默，事實上，刀光劍影中隻有恨，並無幽默。幽默是一個心熱手冷的開刀醫生，他要殺的是病，不是病人。
把英文humour譯成幽默，是神來之筆。幽默而太露骨太囂張，就失去了“幽”和“默”。高度的幽默是一種講究含蓄的藝術，暗示性愈強，藝術性也就愈高。不過暗示性強了，對於聽者或讀者的悟性，要求也自然增高。幽默也是一種天才，說幽默的人靈光一閃，繡口一開，聽幽默的人反應也要敏捷，才能接個正著。這種場合，聽者的悟性接近禪的“頓悟”；高度的幽默裏麵，應該隱隱含有禪機一類的東西。如果說者語妙天下，聽者一臉茫然，竟要說者加以解釋或者再說一遍，豈不是天下最掃興的事情？所以說，“解釋是幽默的致命傷”。世界上有兩種話必須一聽就懂，因為它們不堪重負：第一是幽默的話，第二是恭維的話。最理想也是最過癮的配合，是前述“幽默境界”的第二等人圍聽第一等人的幽默：說的人說得精彩，聽的人也聽得盡興，雙方都很滿足。其他的配合，效果就大不相同。換了第一等人麵對第三等人，一定形成冷場，且令說者懊悔自己“枉拋珍珠付群豬”。不然便是第二等人麵對第一等人而竟想語娛四座，結果因為自己的“幽默境界”欠高，隻贏得幾張生硬的笑容。要是說者和聽者都是第一等人呢？“頓悟”當然不成問題，隻是語鋒相對，機心競起，很容易導致“幽默比賽”的緊張局麵。萬一自己舌翻諧趣，剛剛贏來一陣非常過癮的笑聲，忽然鄰座的一語境界更高，利用你剛才效果的餘勢，飛騰直上，竟獲得更加熱烈的反應和更為由衷的讚歎，則留給你的，豈不是一種“第二名”的苦澀之感？
幽默，可以說是一個敏銳的心靈，在精神飽滿生趣洋溢時的自然流露。這種境界好像行雲流水，不能作假，也不能苦心經營，事先籌備。世界上有的是荒謬的事，虛妄的人；詼諧天成的心靈，自然左右逢源，取用不盡。幽默最忌的便是公式化，譬如說到丈夫便怕太太，說到教授便缺乏常識，提起官吏，就一定要刮地皮。公式化的幽默很容易流入低級趣味，就像公式化的小說中那些人物一樣，全是欠缺想象力和觀察力的產品。我有一個遠房的姨丈，遠房的姨丈有幾則公式化的笑話，那幾則笑話有一個忠實的聽眾，他的太太。丈夫幾十年來翻來覆去說的，總是那幾則笑話，包括李鴻章吐痰韓複榘訓話等等，可是太太每次聽了，都像初聽時那樣好笑，令丈夫的發表欲得到充分的滿足。夫妻兩人顯然都很健忘，也很快樂。
一個真正幽默的心靈，必定是富足，寬厚，開放，而且圓通的。反過來說，一個真正幽默的心靈，絕對不會固執成見，一味鑽牛角尖，或是強詞奪理，厲色疾言。幽默，恒在俯仰指顧之間，從從容容，瀟瀟灑灑，渾不自覺地完成：在一切藝術之中。幽默是距離宣傳最遠的一種。“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和幽默是絕緣的。寧曳尾於塗中，不留骨於堂上；非梧桐之不止，豈腐鼠之必爭？莊子的幽默是最清遠最高潔的一種境界，和一般弄臣笑匠不能並提。真正幽默的心靈，絕不抱定一個角度去看人或看自己，他不但會幽默人，也會幽默自己，不但嘲笑人，也會釋然自嘲，泰然自貶，甚至會在人我不分物我交融的忘我境界中，像錢默存所說的那樣，欣然獨笑。真具幽默感的高士，往往能損己娛人，參加別人來反躬自笑。創造幽默的人，竟能自備荒謬，豈不可愛？吳炳鍾先生的語鋒曾經傷人無算。有一次他對我表示，身後當囑家人在自己的骨灰壇上刻“原諒我的骨灰”（Excuse my dust）一行小字，抱去所有朋友的麵前謝罪。這是吳先生二十年前的狂想，不知道他現在還要不要那樣做？這種狂想，雖然有資格列入《世說新語》的任誕篇，可是在幽默的境界上，比起那些揚言願捐骨灰做肥料的利他主義信徒來，畢竟要高一些吧。
其他的東西往往有競爭性，至少幽默是“水流心不競”的。幽默而要競爭，豈不令人啼笑皆非？幽默不是一門三學分的學問，不能力學，隻可自通，所以“幽默專家”或“幽默博士”是荒謬的。幽默不堪公式化，更不堪職業化，所以笑匠是悲哀的。一心一意要逗人發笑，別人的娛樂成了自己的責任，那有多麼緊張？自生自發無為而為的一點諧趣，竟像一座發電廠那樣日夜供電，天機淪為人工，有多乏味？就算姿勢升高，幽默而為大師，也未免太不夠幽默了吧。文壇常有論爭，唯“諧壇”不可論爭。如果有一個“幽默協會”，如果會員為了競選“幽默理事”而打起架來，那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荒唐，不，最大的幽默。
——一九七二年六月
自豪與自幸
——我的國文啟蒙
每個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話，但是至少該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紅塵裏長大，不得親近草木蟲魚，且又飽受考試的威脅，就不得縱情於雜學閑書，更不得看雲、聽雨，發一整個下午的呆。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正是抗戰，盡管貧於物質，卻富於自然，裕於時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親近山水，且涵泳中國的文學。所以每次憶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底，必須深固於中學時代。若是等到大學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虛設。我的幸運在於中學時代是在純樸的鄉間度過，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易於學習中文。
一九四〇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初一的學生。那家中學在四川江北縣（今渝北區）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後方”。不能算是什麼名校，但是教學認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結實的。尤其是英文老師孫良驥先生，嚴謹而又關切，對我的教益最多。當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後我是否進外文係，大有問題。
至於國文老師，則前後換了好幾位。川大畢業的陳夢家先生，兼授國文和曆史，雖然深度近視，戴著厚如醬油瓶底的眼鏡，卻非目光如豆，學問和口才都頗出眾。另有一位國文老師，已忘其名，隻記得儀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陳老師那麼不修邊幅，甚至有點邋遢。更記得他是北師大出身，師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陳先生，甚至溢於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慣稱的“老夫子”。依清製科舉，每十二年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京，也就是貢入國子監，謂之拔貢。再經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縣或教職。如此考選拔貢，每縣隻取一人，真是高才生了。戴老夫子應該就是巴縣（即江北縣，今渝北區）的拔貢，舊學之好可以想見。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書。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歎，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獨自低吟，對於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現在的學生，甚至主修中文係的，也往往隻會默讀而不會吟誦，與古典文學不免隔了一層。
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們交作文時，就試寫文言。憑我們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頗客氣，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給六十分。後來我們死了心，改寫白話，結果反而獲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料。
有一次和同班的吳顯恕讀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餘，對紛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請教戴老夫子，也帶點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題目，便把書闔上，滔滔不絕，不但我們問的典故他如數家珍地詳予解答，就連沒有問的，他也一並加以講解，令我們佩服之至。
國文班上，限於課本，所讀畢竟有限，課外研修的師承則來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什麼學者，但他們出身舊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曉暢通達的。我一進中學，他們就認為我應該讀點古文了，父親便開始教我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母親也在一旁幫腔。我不太喜歡這種文章，但感於雙親的諄諄指點，也就十分認真地學習。接下來是讀《留侯論》，雖然也是以知性為主的議論文，卻淋漓恣肆，兼具生動而鏗鏘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動。再下來便是《春夜宴桃李園序》《吊古戰場文》《與韓荊州書》《陋室銘》等幾篇。我領悟漸深，興趣漸濃，甚至倒過來央求他們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們不很願意，認為我應該多讀一些載道的文章，且見我頗有進步，也真有興趣，便又教了《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滕王閣序》《阿房宮賦》。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餘，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父親誦的是閩南調，母親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召喚著我，對我都異常親切。就這麼，每晚就著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回，有時高亢，我習誦著這些古文，忘情地讚歎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這樣的反複吟詠，潛心體會，對於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曆史，涵泳文化，最為深刻、委婉。日後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為其源頭。為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啟發。
不過那時為我啟蒙的，還應該一提二舅父孫有孚先生。那時我們是在悅來場的鄉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裏，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濤聲日夜不斷，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個山頭，和朱家祠堂隔穀相望。父親經常在重慶城裏辦公，隻有母親帶我住在鄉下，教授古文這件事就由二舅父來接手。他比父親要閑，舊學造詣也似較高，而且更加喜歡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傾向。
他為我講了前後《赤壁賦》和《秋聲賦》，一麵捧著水煙筒，不時滋滋地抽吸，一麵為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他的鄉音同於母親，近於吳儂軟語，纖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書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圖動人的線裝《聊齋誌異》。二舅父和父親那一代，認為這種書輕佻側豔，隻宜偶爾消遣，當然不會鼓勵子弟去讀。好在二舅父也不怎麼反對，課餘任我取閱，縱容我神遊於人鬼之間。
後來父親又找來《古文筆法百篇》和《幼學瓊林》《東萊博議》之類，抽教了一些。長夏的午後，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鑒易知錄》，一麵歎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尤其耽看《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甚至《封神榜》《東周列國誌》《七俠五義》《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閑觀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細的，是《三國演義》，連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霧垂江賦》也讀了好幾遍。至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要到進了大學才認真閱讀。當時初看《紅樓夢》，隻覺其婆婆媽媽，很不耐煩，竟半途而廢。早在高中時代，我的英文已經頗有進境，可以自修《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by Charles Lamb），甚至試譯拜倫《海羅德公子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片段。隻怪我野心太大，頭緒太多，所以讀中國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認為，不讀舊小說難謂中國的讀書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學固然是在詩文與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舊小說與民謠、地方戲之類，卻為市井與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騷人墨客，下至走卒販夫，廣為雅俗共賞。身為中國人而不識關公、包公、武鬆、薛仁貴、孫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莊、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則西遊、水滸、三國、紅樓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圓規，缺其一腳必難成其圓。
讀中國的舊小說，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認識舊社會的民情風土、市井江湖，為儒道釋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腳；另一則是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搭一橋梁，俾在兩岸自由來往。當代學者慨歎學子中文程度日低，開出來的藥方常是“多讀古書”。其實目前學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肓，勉強吞咽幾丸孟子或史記，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根底太弱，虛不受補。倒是舊小說融貫文白，不但語言生動，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詞彙豐富；用白話寫的，有口語的流暢，無西化之夾生，可謂舊社會白語文的“原湯正味”，而用文話寫的，如《三國演義》《聊齋誌異》與唐人傳奇之類，亦屬淺近文言，便於白話過渡。加以故事引人入勝，這些小說最能使青年讀者潛化於無形，耽讀之餘，不知不覺就把中文摸熟弄通，雖不足從事什麼聲韻訓詁，至少可以做到文從字順，達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學生，非但沒有電視，也難得看到電影，甚至廣播也不普及。聲色之娛，恐怕隻有靠話劇了，所以那是話劇的黃金時代。一位窮鄉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讀舊小說。加以考試壓力不大，都市娛樂的誘惑不多而且太遠，而長夏午寐之餘，隆冬雪窗之內，常與諸葛亮、秦叔寶為伍，其樂何輸今日的磁碟、錄影帶、卡拉OK？而更幸運的，是在“且聽下回分解”之餘，我們那一代的小“看官”們竟把中文讀通了。
同學之間互勉的風氣也很重要。巴蜀文風頗盛，民間素來重視舊學，可謂弦歌不輟。我的四川同學家裏常見線裝藏書，有的可能還是珍本，不免拿來校中炫耀，乃得奇書共賞。當時中學生之間，流行的課外讀物分為三類，即：古典文學，尤其是舊小說；新文學，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話小說；翻譯文學，尤其是帝俄與蘇聯的小說。三類之中，我對後麵兩類並不太熱衷，一來因為我勤讀英文，進步很快，準備日後直接欣賞原文，至少可讀英譯本，二來我對當時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學文體，多無好感，對一般新詩，尤其是普羅八股，實在看不上眼。同班的吳顯恕是蜀人，家多古典藏書，常攜來與我共賞，每遇奇文妙句，輒同聲嘖嘖。有一次我們迷上了《西廂記》，愛不釋手，甚至會趁下課的十分鍾展卷共讀，碰上空堂，更並坐在校園的石階上，膝頭攤開張生的苦戀，你一節，我一段，吟詠什麼“顛不剌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後來發現了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激賞了一陣，並傳觀彼此抄下的佳句。
至於詩詞，則除了課本裏的少量作品以外，老師和長輩並未著意為我啟蒙，倒是性之相近，習以為常，可謂無師自通。當然起初不是真通，隻是感性上覺得美，覺得親切而已。遇到典故多而背景曲折的作品，就感到隔了一層，紛繁的附注也不暇細讀。不過熱愛卻是真的，從初中起就喜歡唐詩，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與宋之詞，曆大學時代而不衰。
最奇怪的，是我吟詠古詩的方式，雖得閩腔吳調的口授啟蒙，兼采二舅父哦歎之音，日後竟然發展成唯我獨有的曼吟回唱，一波三折，餘韻不絕，跟長輩比較單調的誦法全然相異。五十年來，每逢獨處寂寞，例如異國的風朝雪夜，或是高速長途獨自駕車，便縱情朗吟“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或是“長洪鬥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頓覺太白、東坡就在肘邊，一股豪氣上通唐宋。若是吟起更高古的“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意興就更加蒼涼了。
《晉書·王敦傳》說王敦酒後，輒詠曹操這四句古詩，一邊用玉如意敲打唾壺作節拍，壺邊盡缺。清朝的名詩人龔自珍有這麼一首七絕：“回腸蕩氣感精靈，座客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減，珊瑚擊碎有誰聽？”說的正是這種酒酣耳熱，縱情朗吟，而四座共鳴的豪興。這也正是中國古典詩感性的生命所在。隻用今日的語言來讀古詩或者默念，隻恐永遠難以和李杜呼吸相通，太可惜了。
前年十月，我在英國六個城市巡回誦詩。每次在朗誦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譯之後，我一定選一兩首中國古詩，先讀其英譯，然後朗吟原文。吟聲一斷，掌聲立起，反應之熱烈，從無例外。足見詩之朗誦具有超乎意義的感染性，不幸這種感性教育今已蕩然無存，與書法同一式微。
去年十二月，我在“第二屆中國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對各國的漢學家報告我中譯王爾德喜劇《溫夫人的扇子》的經驗，說王爾德的文字好炫才氣，每令譯者“望洋興歎”而難以下筆，但是有些地方碰巧，我的譯文也會勝過他的原文。眾多學者吃了一驚，一起抬頭等待下文。我說：“有些地方，例如對仗，英文根本比不上中文。在這種地方，原文不如譯文，不是王爾德不如我，而是他撈過了界，竟以英文的弱點來碰中文的強勢。”
我以身為中國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為幸。
——一九九三年一月
老得好漂亮
——向大器晚成的葉芝致敬
經過曆史無數次的選擇，葉芝和艾略特已經被批評家、文學史家和同行的詩人公認為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兩位大詩人。許多批評家甚至認為前者是現代英語詩壇最偉大的作家。這種榮譽，這種崇高的地位，不是僥幸獲致的。艾略特的聲譽，至少有一半建築在他的批評和詩劇上；葉芝的，絕大部分要靠他的詩，雖然他在戲劇、散文和故事方麵也相當多產。
在詩創作的過程上，兩位大詩人形成有趣的對照。艾略特的發展比較平穩，他的天才是早熟的，但並未早衰；葉芝的發展迂回而多突變，他的天才成熟得很緩慢，整個過程，像他詩中的回旋梯一樣，呈現自我超越的漸次上升之勢，而抵達最後的高潮。早熟的艾略特，一出手便是一個高手。他在二十二歲那年寫的處女作，《普魯夫洛克的戀歌》，在感受和手法上，已經純粹而成熟，且比同時代的作者高明得多。葉芝則不然。一九〇八年，四十三歲的葉芝已經是愛爾蘭最有名的詩人，且已出版了六卷詩集，但是他的較重要的作品，那些堅實有力的傑作，根本尚未動筆。如果當時葉芝便停止創作，則他充其量隻能算是一個次要詩人（minor poet），甚至隻是一個二三流的作者。
最難能可貴的是：從那時起一直到七十三歲逝世（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為止，他的詩，無論在深度和濃度上，一直在增進，他的創作生命愈益旺盛，他的風格愈益多變。以一位已然成名的前輩，葉芝轉過身來接受年輕一代的新詩——當時崛起於英美詩壇的意象主義，且吸收比他小二十歲的龐德的影響。當時，龐德去倫敦，原意是要向葉芝學習，但是結果他給葉芝的影響似乎更多。尤其可貴的是：葉芝的好幾篇重要作品，都完成於七十歲以後，死前四個多月寫的《班伯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仍是那麼蒼勁有力，比起丁尼生那首壓卷作《出海》宏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