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企圖要停駐在過去的快樂，那真是自尋煩惱，而我們不時從記憶中想起苦難，反而使苦難加倍。生命曆程中的快樂或痛苦，歡欣和悲歎隻是寫在水上的字，一定會在陽光裏流走。
朋友四型
一個人命裏不見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絕對不可能沒有朋友。即使是荒島上的魯濱孫，也不免需要一個“禮拜五”。一個人不能選擇父母，但是除了魯濱孫之外，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朋友。照說選來的東西，應該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對，但是事實又不盡然。你選別人，別人也選你。被選，是一種榮譽，但不一定是一件樂事。來按你門鈴的人很多，豈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說來，按鈴的人可以分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級而有趣。這種朋友理想是理想，隻是可遇而不可求。世界上高級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級又有趣的人卻少之又少。高級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歡喜，又高級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親而不狎，交結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鮮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於營養，可謂一舉兩得。朋友是自己的鏡子。一個人有了這種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裏去。東坡先生杖履所至，幾曾出現過低級而無趣的俗物？
第二型，高級而無趣。這種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謂的諍友，甚至畏友了。這種朋友，有的知識豐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學兼優”像一個模範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麼一點兒幽默感，活潑不起來。你總覺得，他身上有那麼一個竅沒有打通，因此無法豁然恍然，具備充分的現實感。跟他交談，既不像打球那樣，你來我往，此呼彼應，也不像滾雪球那樣，把一個有趣的話題愈滾愈大。精力過人的一類，隻管自己發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極的一類則以逸待勞，難得接你一球兩球。無論對手是積極或消極，總之該你撿球，你不撿球，這場球是別想打下去的。這種畏友的遺憾，在於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觸麵”廣不起來。天下之大，他從城南到城北來找你的目的，隻在討論“死亡在法國現代小說中的特殊意義”，或是“因紐特人對於性生活的態度”。為這種畏友撿一晚上的球，疲勞是可以想見的。這樣的友誼有點像吃藥，太苦了一點。
第三型，低級而有趣。這種朋友極富娛樂價值，說笑話，他最黃；說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靈通；關係，他最廣闊；好去處，他都去過；壞主意，他都打過。世界上任何話題他都接得下去，至於怎麼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學問，就在不讓外行人聽出他沒有學問。至於內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內行人呢？所以他的馬腳在許多客廳和餐廳裏跑來跑去，並不怎麼露眼。這種人最會說話，餐桌上有了他，一定賓主盡歡，大家喝進去的美酒還不如聽進去的美言那麼“沁人心脾”。會議上有了他，再空洞的會議也會顯得主題正確，內容充沛，沒有白開。如果說，第二型的朋友擁有世界上全部的學問，獨缺常識，這一型的朋友則恰恰相反，擁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識，獨缺學問。照說低級的人而有趣味，豈非低級趣味，你竟能與他同樂，豈非也有低級趣味之嫌？不過人性是廣闊的，誰能保證自己毫無此種不良的成分呢？如果要你做魯濱孫，你會選第三型還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禮拜五”呢？
第四型，低級而無趣。這種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樣少，或然率相當之低。這種人當然自有一套價值標準，非但不會承認自己低級而無趣，恐怕還自以為又高級又有趣呢。然則，餘不欲與之同樂矣。
——一九七二年五月
尺素寸心
接讀朋友的來信，尤其是遠自海外猶帶著異國風雲的航空信，確是人生一大快事，如果無須回信的話。回信，是讀信之樂的一大代價。久不回信，屢不回信，接信之樂必然就相對減少，以至於無，這時，友情便暫告中斷了，直到有一天在贖罪的心情下，你毅然回起信來。蹉跎了這麼久，接信之樂早變成欠信之苦，我便是這麼一位累犯的罪人，交遊千百，幾乎每一位朋友都數得出我的前科來的。英國詩人奧登曾說，他常常擱下重要的信件不回，躲在家裏看他的偵探小說。王爾德有一次對韓黎說：“我認得不少人，滿懷光明的遠景來到倫敦，但是幾個月後就整個崩潰了，因為他們有回信的習慣。”顯然王爾德認為，要過好日子，就得戒除回信的惡習。可見怕回信的人，原不止我一個。
回信，固然可畏，不回信，也絕非什麼樂事。書架上經常疊著百多封未回之信，“債齡”或長或短，長的甚至在一年以上，那樣的壓力，也絕非一個普通的罪徒所能負擔的。一疊未回的信，就像一群不散的陰魂，在我罪深孽重的心底憧憧作祟。理論上說來，這些信當然是要回的。我可以坦然向天發誓，在我清醒的時刻，我絕未存心不回人信。問題出在技術上。給我一整個夏夜的空閑，我該先回一年半前的那封信呢，還是七個月前的這封？隔了這麼久，恐怕連謝罪自譴的有效期也早過了吧？在朋友的心目中，你早已淪為不值得計較的妄人。“莫名其妙！”是你在江湖上一致的評語。
其實，即使終於鼓起全部的道德勇氣，坐在桌前，準備償付信債於萬一，也不是輕易能如願的。七零八落的新簡舊信，漫無規則地充塞在書架上，抽屜裏，有的回過，有的未回，“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要找到你決心要回的那一封，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往往數倍於回信本身。再想象朋友接信時的表情，不是喜出望外，而是餘怒重熾，你那一點決心就整個崩潰了。你的債，永無清償之日。不回信，絕不等於忘了朋友，正如世上絕無忘了債主的負債人。在你惶恐的深處，惡魘的盡頭，隱隱約約，永遠潛伏著這位朋友的怒眉和冷眼，不，你永遠忘不了他。你真正忘掉的，而且忘得那麼心安理得，是那些已經得你回信的朋友。
有一次我對詩人周夢蝶大發議論，說什麼“朋友寄新著，必須立刻奉覆，道謝與慶賀之餘，可以一句‘定當細細拜讀’作結，如果拖上了一個星期或個把月，這封賀信就難寫了，因為到那時候，你已經有義務把全書讀完，書既讀完，就不能隻說些泛泛的美詞”。夢蝶聽了，為之絕倒。可惜這個理論，我從未付諸行動，一定喪失了不少友情。倒是有一次自己的新書出版，興衝衝地寄贈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過了兩個月才來信致謝，並說他的太太、女兒和太太的幾位同事爭讀那本大作，直到現在還不曾輪到他自己，足見該書的魅力如何雲雲。這一番話是真是假，令我存疑至今。如果他是說謊，那真是一大天才。
據說胡適生前，不但有求必應，連中學生求教的信也親自答複，還要記他有名的日記，從不間斷。寫信，是對人周到，記日記，是對自己周到。一代大師，在著書立說之餘，待人待己，竟能那麼的周密從容，實在令人欽佩。至於我自己，筆劄一道已經招架無力，日記，就更是奢侈品了。相信前輩作家和學人之間，書翰往還，那種優遊條暢的風範，應是我這一輩難以追摹的。梁實秋先生名滿天下，尺牘相接，因緣自廣，但是廿多年來，寫信給他，沒有一次不是很快就接到回信，而筆下總是那麼詼諧，書法又是那麼清雅，比起當麵的談笑風生，又別有一番境界。我素來怕寫信，和梁先生通信也不算頻。何況《雅舍小品》的作者聲明過，有十一種信件不在他收藏之列，我的信，大概屬於他所列的第八種吧。據我所知，和他通信最密的，該推陳之藩。陳之藩年輕時，和胡適、沈從文等現代作家書信往還，名家手跡收藏甚富，梁先生戲稱他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該輪到他自己的書信被人收藏了吧。
朋友之間，以信取人，大約可以分成四派。第一派寫信如拍電報，寥寥數行，草草三二十字，很有一種筆挾風雷之勢。隻是苦了收信人，驚疑端詳所費的工夫，比起寫信人紙上馳騁的時間，恐怕還要多出數倍。彭歌、劉紹銘、白先勇，可稱代表。第二派寫信如美女繡花，筆觸纖細，字跡秀雅，極盡從容不迫之能事，至於內容，則除實用的功能之外，更兼抒情，娓娓說來，動人清聽。宋淇、夏誌清可稱典型。尤其是夏誌清，怎麼大學者專描小小楷，而且永遠用廉價便利的國際郵簡？第三派則介於兩者之間，行乎中庸之道，不溫不火，舒疾有致，而且字大墨飽，麵目十分爽朗。顏元叔、王文興、何懷碩、楊牧、羅門，都是“樣版人物”。尤其是何懷碩，總是議論縱橫，而楊牧則字稀行闊，偏又愛用重磅的信紙，那種不計郵費的氣魄，真足以笑傲江湖。第四派毛筆作書，滿紙煙雲，體在行草之間，可謂反潮流之名士，羅青屬之。當然，氣魄最大的應推劉國鬆、高信疆，他們根本不寫信，隻打越洋電話。
——一九七六年五月
外文係這一行
我曾經是外文係的學生，現在我是外文係的教授，可是在自己的感覺裏，我永遠是外文係的學生，我學的是這一行，幹的是這一行，迷的也是這一行。三位一體，我的快樂便在其中。對於自己當初的抉擇，我從未懊悔過。
我曾經考取過五家大學的外文係：北大、金大、廈大、台大、師院（即師大前身）。北大沒有進成，因為當時北方不寧，可是對於考取北大這件事，直到現在，我還保持一份高中生的自豪。師院也沒有去，因為同時考取了台大。不過和師院的緣分，並未因此斷絕；自從做講師以來，我始終沒有脫離過師大。梁實秋先生對英千裏先生嚐戲謂我是“楚材晉用”。楚人顯然不急於收回這塊“楚材”，因為我回到母校去兼課，已經是畢業後十四年的事了。至於“晉用”，也有一段“秘辛”：我任師大的講師，先後垂八年之久，這在儒林正史上雖然不算最高紀錄，相去恐亦不遠了。“蹭蹬”了這麼久，事實上還是該怪自己不善於填表格，辦手續。最後，還是先做了美國的副教授，才升為中國的副教授的，“楚材晉用”變成了“夏材夷用”，很有一點“遠交近攻”的意味。
我的外文係老師，包括英千裏、蘇維熊、黎烈文、梁實秋、趙麗蓮、曾約農、黃瓊玖和吳炳鍾。最前麵的三位不幸作古；最後麵的一位是電視名人，他的一張“娃娃臉”很是年輕。“吳炳鍾也教過你嗎？”是朋友們常有的反應。
不過，在語文上影響我最大，大得使我決定念外文係的，卻是在中學時代教了我六年英文的老師孫良驥先生。他出身金陵大學外文係，發音清暢，教課認真，改起卷子來尤其仔細，在班上，他對我一直鼓勵多於嗬責，而且堅信自己這位學生將來一定會有“成就”。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少年時代的恩師是不是還在大陸，甚至還在世上，已經十分渺茫，雖然直到此刻，他的教誨和嚴峻中透出慈祥的那種神情，猶回蕩在我的心中。時常，麵對著自己滿架的著作和翻譯，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把這些書親手捧給孫老師看。
現在輪到自己背負黑板，麵對下麵的青青子衿，不免有一種輪回的感覺。輪到自己來教英詩，恰恰也在台大文學院樓下的那間大教室，一麵朗吟莎翁的十四行，一麵打量左邊角落裏的那位學生，可是我並沒有看見她，我隻是在搜尋自己，十六年前坐在那座位上的自己，一個不快樂其實也並不憂愁的青年。一麵朗吟，一麵在想，十六年前坐在這講台上的英先生，心裏在想些什麼，講到這一首的時候，他的詮譯是什麼？
十多年來，我教過的科目，包括英國文學史、比較文學、散文、翻譯、英詩和現代詩，盡管自己寫的是現代詩，最樂意教的卻是古典的英詩。一位充實的學者未必是一個動聽的講師：後者不但要了然於心，而且要豁然於口。一位成功的講師應該是一個巫師，念念有詞，在神人之間溝通兩個世界。春秋佳日，寂寂無風的上午，麵對台下那些年輕的臉龐，娓娓施術，招來濟慈羞怯低回的靈魂，附在自己的也是他們的身上。吟誦之際，鏗然揚起所謂金石之聲，那真是一種最過癮的經驗。一堂課後，如果毫無參加了招魂會（séance）的感覺，該是一種失敗。詩，是經驗的分享，隻宜傳染，不宜傳授。
詩人而來教詩，好處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現身說法，種種理論，皆有切身經驗作為後盾。缺點至少有二：第一，詩人富於經驗，但不盡巧於理論，長於綜合，但不盡擅於分析，也就是說，作家未必就是學者。第二，詩人論詩，難免主觀：風格相近，則欣然引為同道，風格相遠，則怫然斥為異端。知性主義的名詩人奧登在《十九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的引言中曾說，雪萊的詩，他一首也不喜歡，雖然他明知雪萊是大詩人。知道詩人有這種偏見，我在講授英詩的時候，就竭力避免主觀的論斷，在時代和派別的選擇上，也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顧此失彼的傾向。我的任務是把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介紹給學生認識，至於進一步的深交，就有待他們的“慧根”和努力了。
文學教授私下交談，常有一項共同的經驗，那就是，無論你多麼苦口婆心或者繡口錦心，台下儼然危坐的學生之中，真正心領神會的，永遠隻有那麼三五個人。對於其餘的聽眾，下課的鍾聲恐怕比史雲朋的音韻更為悅耳吧。“但為君故，沉吟至今”：事實上，隻要有這麼三五個知音，這堂課講得再累，也不致“咳唾隨風”了。
幾乎每次演講，都有人會問我，英詩，或者一般的英國文學，該怎麼研讀。如果他是外文係的學生，我會為他指出三條途徑。如果他誌在語文而不在文學，則欣賞欣賞便可。如果他要做一位文學的學者，就必須博覽群籍，認真而持續地研究。如果他要做一位作家，則他隻要找到能啟發他滋潤他的先驅大師就行了。對於一位學者，文學的研究便是目的；研究成功了，目的便已達到。對於一位作家，文學的研究隻是一項手段；研究的心得，必須用到未來的創作裏，而且用得有效，用得脫胎換骨，推陳出新，才算大功告成。要做學者，必須熟悉自己這一行的來龍去脈，行話幫規，必須在紛然雜陳的知識之中，整理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要做作家，可以不必理會這些；他隻要選擇自己需要的養分，善加吸取便可。學者把大師之鳥剝製成可以把玩諦視的標本，作家把大師之蛋孵成自己的鳥。
二十年來，台大外文係出了不少作家，形成了一個可貴的傳統。其他大學的外文係，產生的作家雖然少些，可是仍然多於中文係。平均說來，中文係如果出了一位作家，外文係至少要出六七位。中文係麵對這個現象，有一個現成的答複：中文係不是作家的培養所。誠然誠然。可是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外文係就是作家的培養所嗎？同樣都無意培養作家，為什麼外文係柳自成蔭呢？原因固然很多，我想其一可能是外文係沒有所謂道統的包袱，文學就是文學，界限分明，無須向哲學和史學的經典俯首稱臣。其二可能是外文係研究的對象，既然是外國文學，則訓詁考據等事，天經地義該讓外國學者自己去做，我們樂得欣賞辭章，唯美是務。其三可能是研究外國文學，便多了一個立腳點，在比較文學的角度上，回顧本國的文學傳統，對於廬山麵目較易產生新的認識，截長補短，他山之石也較能用得其所。其四可能是，外文係接受的，既然是“西化”的觀念，一切作風理應比較民主、開放，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就較有彈性，略多溝通吧。
盡管如此，作家仍屬可遇難求，我們無法責成外文係供應作家，但至少可以要求外文係多培養一些學者，譬如說，外文係就應該多出一些批評家。至於翻譯家的培養，當仁不讓，更是外文係的天職。今天文壇的學術水準如要提高，充實這兩方麵的人才，應該是首要之務。文學批評如果是寫給本國人看的，評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應該條理清暢。至於翻譯，那就更需要高水準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國文學的修養，正是外文係學生普遍的弱點。我國批評文體的生硬和翻譯文體的別扭，可以說大半起因於外文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濟。這一點，外文係的學生要特別注意。理論上來說，外文係的人憑借的是外文，可是實際上，外文出身而業翻譯的人，至少有一半要靠中文。外文係的翻譯一課，係方和學生似乎都不夠重視，其實它日後對學生的影響非常重大。同時，這一課的教授，絕非僅通英文的泛泛之輩所能勝任。
我國文化的傳統，由於崇古和崇拜權威，頗有鼓勵人“述而不作”的傾向。目前大專教授升等，規定隻能憑借論述，而不得用創作或翻譯代替，正是“述而不作”的心理在作祟。事實上，中文、外文、藝術、音樂、戲劇等係的教授，能夠不述而作，或是述作俱勝，不也同樣可以鼓舞學生嗎？中文係如果擁有一位李白或曹霑，豈不比擁有一位許慎或鍾嶸更能激發學生的熱情？同時，與其要李白繳一篇《舜目重瞳考》式的論文，何不讓他多吟幾篇《遠別離》之類的傑作呢？
外文係和上述的其他各係一樣，如果永遠守住“述而不作”的陣地，隻能算是一種消極的姿態。假設有這麼一位狄更斯的權威某某教授，把他生平所學傳授給高足某某，這位高足去國外留學，專攻的也是狄更斯，回到國內，成為狄更斯權威二世，二世的高足出國留學，回到國內，成為狄更斯權威三世……師生如此相傳，成為外國傳統忠誠的守護人，這樣當然很高級，也很夠學術，問題在於：這樣子的“學術輪回製”究竟為中國的小說增加了什麼呢？上述其他各係的人也不妨反躬自問：他們為中國的這一種藝術增加了一些什麼？以音樂係為例，多年來一直是三B的天下，現在可能加上巴爾托克、貝爾克和巴爾伯，可是中國的現代音樂在哪裏呢？小市民聽的是華語歌曲，知識青年聽的是西方的熱門音樂，學院裏提倡的是西方的古典音樂。少數的作曲家如許常惠等，確是在創造中國的新音樂，可是一般人不要聽，而要聽的少數卻不常聽得到，成為濟慈所謂的“無聲的旋律”。
“我為中國的新文學做了些什麼？”各說各話，自說自話的結果，我隻能提出這麼一個問題，獻給同行，也用以質問我自己。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
幽默的境界
據說秦始皇有一次想把他的苑囿擴大，大得東到函穀關，西到今天的鳳翔和寶雞。宮中的弄臣優旃說：“妙極了！多放些動物在裏麵吧。要是敵人從東邊打過來，隻要教麋鹿用角去抵抗，就夠了。”秦始皇聽了，就把這計劃擱了下來。
這麼看來，幽默實在是荒謬的解藥。委婉的幽默，往往順著荒謬的邏輯誇張下去，使人領悟荒謬的後果。優旃是這樣，淳於髡、優孟是這樣，包可華也是這樣。西方有一句諺語，大意是說：解釋是幽默的致命傷，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傷。虛張聲勢，故作姿態的浪漫，也是荒謬的一種。凡事過分不合情理，或是過分違背自然，都構成荒謬。荒謬的解藥有二：第一是坦白指摘，第二是委婉諷喻，幽默屬於後者。什麼時候該用前者，什麼時候該用後者，要看施者的心情和受者的悟性。心情好，婉說，心情壞，直說。對聰明人，婉說，對笨人隻有直說。用幽默感來評人的等級，有三等。第一等有幽默的天賦，能在荒謬裏覷見幽默。第二等雖不能創造幽默，卻多少能領略別人的幽默。第三等連領略也無能力。第一等是先知先覺，第二等是後知後覺，第三等是不知不覺。如果幽默感是磁性，第一等便是吸鐵石，第二等是鐵，第三等便是一塊木頭了。這麼看來，秦始皇還勉強可以歸入第二等，至少他領略了優旃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