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街上呢，往往半條街都被私宅的婚宴或喪事所侵占，人聲擾攘之上，免不了又是響徹鄰裏的音樂。有時在夜裏，那音樂忽然破空而裂，方圓半裏內的街坊市井便淹沒於海嘯一般的聲浪，鬼哭神號之中，各路音樂扭鬥在一起，一會兒是流行曲，一會兒是布袋戲，一會兒又是西洋的輕音樂，似乎這都市已經到了世界末日，忽然墮入了噪音的地獄。如果你天真得竟然向警察去投訴，一定是沒有結果。所謂禮樂之邦，果真墮落到這地步了嗎？
當你知道這一切不過是幾盒廉價的錄音帶在作怪，外加一架擴音器助紂為虐，那恐怖的暴音地獄，隻需神棍或樂匠的手指輕輕一扭就招來，你怎麼不憤怒呢？最原始的迷信有了最進步的科技來推廣，惡勢力當然加倍擴張。如果我跟朋友們覓得一個處女島，創立一個理想國，憲法的第一條必定把擴音器列為頭號違禁品，不許入境。違者交付化學處理，把他縮成一隻老鼠，終身囚在喇叭箱中。
第二條便是：錄音機之類不許帶進風景區。從前的雅士曾把花間喝道、月下掌燈的行徑斥為惡習。在愛迪生以前的世界，至少沒有人會背著錄音機去郊遊吧。這些“愛好音樂”的青年似乎一刻也離不開那盒子了，深恐一入了大自然，便會“絕糧”。其實，如果你拋不下機器的文明，又不能在寂靜裏欣賞“山水有清音”的天籟，那又何苦離開都市呢？在那麼僻遠的地方，還要強迫無辜的耳朵聽你的二手曲嗎？
回到家裏，打開電視，無論是正式節目或廣告，幾乎也都無休無止地配上音樂。至於有獎比賽的場合，上起古稀的翁嫗，下至學齡的孩童，更是人手一管麥克風，以夜總會的動作，學歌星的濫調，扭唱其詞句不通的流行歌曲。夜夜如此，舉國效顰，正是柏拉圖所擔心的音樂泛濫，民風靡軟，孔子所擔心的鄭衛之音。
連續劇的配樂既響且密，往往失之多餘，或是點題太過淺露，反令觀眾耳煩心亂。古裝的武俠片往往大配其西方的浪漫弦樂，卻很少使用簫笛與琴箏。目前正演著的一台武俠連續劇，看來雖然有趣，主題歌卻軟弱萎靡，毫無俠骨，跟旁邊兩台的時裝言情片並無兩樣。天啊，我們的音樂真的墮落到這種地步了嗎？許多電影也是如此，導演在想象力不足的時候，就依賴既強又頻的配樂來說明劇情，突出主題，不知讓寂靜的含蓄或懸宕來接手，也不肯讓自然的天籟來營造氣氛。從頭到尾，配樂喋喋不休，令人緊張而疲勞。寂靜之於音樂，正如留白之於繪畫。配樂冗長而蕪亂的電影，正如畫麵塗滿色彩的繪畫，同為笨手的拙作。
我們的生活裏真需要這麼多“音樂”嗎？終日在這一片泛濫無際的音波裏載浮載沉，就能夠證明我們是音樂普及的社會了嗎？在一切藝術形式之中，音樂是最能主宰“此刻”最富侵略性的一種。不喜歡文學的人可以躲開書本，討厭繪畫的人可以背對畫框，戲劇也不會攔住你的門口，逼你觀看。唯獨音樂什麼也擋不住，像跨欄高手一樣，能越過一切障礙來襲擊、狙擊你的耳朵，攪亂你的心神。現代都市的人煙已經這麼密集，如果大家不約束自己手裏的發音機器，減低弦歌不輟的音量和頻率，將無異縱虎於市。
這樣下去，至少有兩個後果。其一是多少噪音、半噪音、準噪音會把我們的耳朵磨鈍，害我們既聽不見寂靜，也聽不見真正的音樂。其二就更嚴重了。寂靜使我們思考，真正的音樂使我們對時間的感覺加倍敏銳，但是整天在輕率而散漫的音波裏浮沉，呼吸與脈搏受製於蕪亂的節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不能思想，不肯思想，不敢思想，正是我們文化生活的病根。
饒了我無辜的耳朵吧，音樂。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失帽記
二〇〇八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變化，其間有得有失。這一年我自己年屆八十，其間也得失互見：得者不少，難以細表，失者不多，卻有一件難過至今。我失去了一頂帽子。
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為我八秩慶生，舉辦了書刊手稿展覽，並邀我重回沙田去簽書、演講。現場相當熱鬧，用媒體流行的說法，就是所謂人氣頗旺。聯合書院更編印了一冊精美的場刊，圖文並茂地呈現我香港時期的十一年，在學府與文壇的各種活動，題名《香港相思——餘光中的文學生命》，在現場送給觀眾。典禮由黃國彬教授代表文學院致辭，除了聯合書院馮國培院長、圖書館潘明珠副館長、中文係陳雄根主任等主辦人之外，與會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盧瑋鑾、張雙慶、楊鍾基等，令我深感溫馨。放眼台下，昔日的高足如黃坤堯、黃秀蓮、樊善標、何杏楓等，如今也已做了老師，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講的聽眾多為學生，由中學老師帶領而來。講畢照例要簽書，為了促使長龍蠕動得較快，簽名也必須加速。不過今日的“粉絲”不比往年，索簽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簽書、簽筆記本、簽便條、簽書包、簽學生證，還要題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贈言，當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簽人即興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什麼惠？恩惠的惠嗎？”“不是的，是智慧的慧。”“也不是，是恩惠的惠加草字頭。”亂軍之中，常常被這麼亂喊口令。不僅如此，一粉絲在桌前索簽，另一粉絲卻在你椅後催你抬頭、停筆，對準眾多相機裏的某一鏡頭，與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夾縫之中又有第三隻手伸來，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這時你必須全神貫注，以免出錯。你的手上，忽然是握著自己的筆，忽然是他人遞過來的，所以常會掉筆。你想喝茶，卻鞭長莫及。你想脫衣，卻勻不出手。你內急已久，早應泄洪，卻不容你抽身疾退。這時，你真難身外分身，來護筆、護表、護稿、扶杯。主辦人焦待於漩渦之外，不知該縱容或嗬止炒熱了的“粉絲”。
去年底在中文大學演講的那一次，聽眾的盛況不能算怎麼擁擠，但也足以令我窮於應付，心神難專。等到曲終人散，又急於趕赴晚宴，不遑檢視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川流不息，始終無法定神查看。餐後走到戶外，準備上車，天寒風起，需要戴帽，連忙逐袋尋找。這才發現，我的帽子不見了。
事後幾位主人回去現場，又向接送的車中尋找，都不見帽子蹤影。我存和我，夫妻倆像偵探，合力苦思，最後確見那帽子是在何時、何地，所以應該排除在某地、某時失去的可能，諸如此類過程。機場話別時，我仍不死心，還諄諄囑咐潘明珠、樊善標，如果尋獲，務必寄回高雄給我。半個月後，他們把我因“積重難返”而留下的獎牌、贈書、禮品等等寄到台灣。包裹層層解開，真相揭曉，那頂可憐的帽子，終於是丟定了。
僅僅為了一頂帽子，無論有多貴或是多罕見，本來也不會令我如此大驚小怪。但是那頂帽子不是我買來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為人子繼承得來的。那是我父親生前戴過的，後來成了他身後的遺物。我存整理時所發現，不忍徑棄，就說動我且戴起來。果然正合我頭，而且款式瀟灑，毛色可親，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頂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後高，戴在頭上，由後腦斜壓在前額，有優雅的緩緩坡度，大致上可稱貝瑞軟帽（beret），常覆在法國人頭頂。至於毛色，則圓頂部分呈淺陶土色，看來溫暖體貼。四周部分則前窄後寬，織成細密的十字花紋，為淡米黃色。戴在我的頭上，倜儻，有歐洲名士的超逸，不止一次贏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睞。
但帽內的乾坤，隻有我自知冷暖，天氣越寒，尤其風大，帽內就越加溫暖，仿佛父親的手掌正護在我頭上，掌心對著腦門。畢竟，同樣的這一頂溫暖曾經覆蓋著父親，如今移愛到我的頭上，恩佑兩代，不愧是父子相傳的忠厚家臣。
回顧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雙親之愛，才有今日之我。當年父親愛我，應該不遜於母親。但小時我不常在他身邊，始終嗬護著我庇佑著我的，甚至在抗戰淪陷區逃難，生死同命的，是母親。肌膚之親，操作之勞，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沒有為我做過？反之，記憶中父親從來沒打過我，甚至也從未對我疾言厲色，所以絕非什麼嚴父。
不過父子之間始終也不親熱。小時他倒是常對我講論聖賢之道，勉勵我要立誌立功。
長夏的蟬聲裏，倒是有好幾次父子倆坐在一起看書：他靠在躺椅上看《綱鑒易知錄》，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國演義》。冬夜的桐油燈下，他更多次為我啟蒙，苦口婆心引領我進入古文的世界，點醒了我的漢魄唐魂。張良啦，魏徵啦，太史公啦，韓愈啦，都是他介紹我初識的。
後來做父親的漸漸老了，做兒子的長大了，各忙各的。他宦遊在外，或是長期出差數下南洋，或擔任同鄉會理事長，投入鄉情僑務；我則學府文壇，燭燒兩頭，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
自中年起他就因關節病苦於腳痛，時發時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於失明。廿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學之聘，由香港來高雄定居。
我存即毅然賣掉台北的故居，把我的父親、她的母親一起接來高雄安頓。
許多年來，父親的病情與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顧，並得我嶽母操勞陪伴。身為他親生的獨子，我卻未能經常省視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台大醫院的加護病房，母親臨終時的淚眼，諄諄叮囑：“爸爸你要好好照顧”，實在愧疚無已。父親和母親鶼鰈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賴。
隻記得他們大吵過一次，卻幾乎不曾小吵。母親逝於五十三歲，長他十歲的父親，盡管親友屢來勸婚，卻終不再娶，鰥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還是忍年，九十七歲。
可憐的老人，以風燭之年獨承失明與痛風之苦，又不能看報看電視以遣憂，隻有一架古董收音機喋喋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麼呢？除了亡妻和曆曆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獨子為什麼不常在身邊。
而即使在身邊時，也從未陪他久聊一會兒，更從未握他的手或緊緊擁抱他的病軀。更別提四個可愛的孫女，都長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聽得見誰的聲音？長壽的代價，是滄桑。
所以在遺物之中竟還保有他長戴的帽子，無異於繼承了最重要的遺產。父親在世，我對他愛得不夠，而孺慕耿耿也始終未能充分表達。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遺憾，而自他去後，我遺憾更多。幸而還留下這麼一頂帽子，未隨碑石俱冷，尚有餘溫，讓我戴上，幻覺未盡的父子之情，並未告終。
幻覺依靠這靈媒之介，猶可貫通陰陽，串聯兩代，一時還不至徑將上一個戴帽人完全淡忘。這一份與父共戴帽的心情，說得高些，是感恩，說得重些，是贖罪。不幸，連最後的一點憑借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來時，風勢助威，我站在歲末的風中，倍加畏冷。對不起，父親。對不起，母親。
另有離愁
學者作家之流，在今日所謂的學府文壇，已經不可能像古人那樣“目不窺園、足不出戶”了。先是長途電話越洋跨洲，繼而傳真信函即發即至，鞭長無所不及，令人難逃於天地之間。在截止日期的陰影下，惶惶然、惴惴然，你果然寢食難安，寫起論文來了，一麵寫著或是按著，一麵期待喜獲知音的快意，其實在虛榮的深處，盡是被人挑剔，甚至慘遭圍剿的隱憂，恐怖之狀常在夢裏停格。
截止日期終於到了，甚至過了。你的論文奇跡一般，竟然也寄了出去，跟許多不相幹的信件一起，在空中飛著。不久你也在空中飛著，跟許多不相幹的旅客擠在一起。
機場、巴士、旅館、鑰匙、餐券、請帖，你終於到了。接著你發現自己握著一杯雞尾酒或果汁，遊牧民族一般在歡迎酒會的大廳上“逐水草而——立”。其實，人潮如水，你隻是一片浮萍，跟其他的“貴賓”萍水相逢而已。你飄搖在推擠之間，擔心撞潑了人或被人撞潑。一隻手得緊握酒杯，另一隻手得在餐盤與“友誼之手”之間不斷應變。還要掏名片，就需要第三隻手了。人影交錯、時差恍惚之際，你瞥見有一片美麗的萍在遠處浮現，正待撥開亂藻追過去，說時遲、那時快，一隻“友誼之手”無端伸來，把你截下，劫下。於是互道久仰，交換名片，保證聯絡，甚至把身邊湊巧或不湊巧的諸友都逐一隆而重之地介紹遍了。再回頭時，那人早已不在燈火闌珊處。這種盛況，王勃早已有言：“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裏逢迎，高朋滿座。”在重聚兼新交的歡樂氣氛中，論文的辛苦，長途的折磨，甚至行李下落不明，都似乎變得不太重要，連學界的二三宿敵也顯得有點親切了。
真正開起會來，不少學者雖然大名鼎鼎，卻是開口不如聞名。學術界常有的現象，是想得妙的未必寫得妙，寫得妙的未必講得妙。古人有“錦心繡口”之說，其實應該三段而論，就是“錦心”未必“采筆”，“采筆”未必“繡口”。所以論文而要宣讀，如果那學者咬字不準，句讀不明，鄉音不改，四聲不分；或者是說得太慢，拖泥帶水，欲吐還吞；或者是說得太急，一口滔滔，眾耳難隨，那錦心不免就大打折扣，而采筆也就減色了。
大型的研討會之類，其實也是一種群眾場合，再深刻的論文，再隆重的宣讀，也不妨多舉實例，偶用比方，或故作驚人之語，或穿插一二笑話，來點“喜劇的發散”。如果一味宣讀下去，則除了沉悶之外，還會有這麼幾個惡果。反應慢的聽眾會把尊論翻來掀去，苦苦追尋你究竟讀到了哪裏。反應快的，早已一目十行超過了你，不久已經讀完，不必再聽你曉曉了。剩下的一些隻覺心煩意亂，索性把論文推開，在時差或失眠的恍惚之中，尋夢去了。有一位朋友就說過：研討會上，正是補覺的好去處。而且，他補充一句，台上一人自言自語，正好為了台下眾人催眠。這缺德話令人想起王爾德消遣同行皮內羅的某劇，說是教他“從頭睡到尾的最佳劇本”（the best play I''''ve ever slept through）。
除此之外，會場上還有兩樣東西令人不安：一樣是催魂的計時鈴，另一樣是摧耳的麥克風。計時鈴是由一位少女的纖指輕輕點按，其聲叮嚀悅耳，但是傳到當事人的耳裏，卻驚天動地，變成時間老人的警鍾，警告他大限到了。這是截止日期的化身，截止的不是悠悠的日期，而是匆匆的分秒，可以稱為dead-minute。叮嚀一響，時間好像猛一抽筋。機警的當事人當機立斷，懸崖勒馬。差一點大勢已去，無心戀戰，沒幾個回合，也就落荒而逃了。碰到麻木的或是霸道的，對一迭連聲的警鈴根本充耳不聞，對時光的催租討債完全無動於衷，簡直要不朽了。這時，主席早已扭頸歪頭，對他虎視眈眈。台下的眾人更是坐立不安，隻差大吼叫他下台。“世界上有這麼不識相的人！”下一位講者在心裏咒著，也轉頭向獨夫怒目。過了一個世紀，獨夫終於停了。從永恒的煎熬中解脫，大眾已經無力憤怒，隻有感激。
麥克風更是全場成敗的關鍵。一架好麥克風，遇弱則弱，遇強則強，其實是無辜的。可惜濟濟多士，竟有一大半不知道如何待它，不是把它冷落在一旁，隻顧自言自語，害得所有的耳朵都豎直如警犬，便是過分重用，放在嘴邊，像在舔甜筒，更像在吹警世的號角，害得所有的耳朵迅雷難避。美國人把麥克風前的怯場叫作mike fright。重用麥克風的講者卻相反，隻顧對著它殺伐嘶喊，喊得全場的聽眾刺耳摧魂，六神無主。麥克風變成了麥克瘋，摧人欲瘋。好不容易那麥克狂風終於停了，宇宙頓然恢複了安寧。聽眾也才恢複了自己呼吸的節奏。
計時鈴叮叮，麥克風隆隆，不覺研討會已經“圓滿閉幕”。滿座高朋就將風流雲散，離愁頓生。大型國際會議的“離愁”別有所指，不是指沉重的別情，而是指沉重的書。原來行裝初整，論文稿件之外，總不免帶些書來，無非是自己的新著，好與學友文朋交換一番。每次都天真地自我安慰：“等送完了，回程就輕鬆了。”不料熱情的朋友送書更多，加上二三十份論文，不知有多少公斤。眼看著又要提得肩酸手痛，想起家裏書齋的書災，還得把這一批書帶回去，變本加厲，心情隻有更沉，哪有什麼“滿載而歸”的喜悅？
這一大堆沉甸甸的巨著，帶回家去是不智，不帶回去是不仁。就這麼丟在旅館裏揚長而去嗎？太絕情了吧？丟人書者，人亦丟之。想想看，你自己送給別人的嘔心之作，忍令流落在異國的垃圾箱底嗎，別提什麼心靈的結晶了，即以形而下觀之，當初造紙犧牲了多少美麗的樹啊。既然提得起，就不該放下。於是滿載而歸。
——一九九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