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悲的是，即便我們都知道了這個結果，也沒有多少用處。因為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無法遏製自己的物質欲望。不過有的民族和地區膽子更大一些，公然提出積累物質財富是自己的“中心事業”，這不能不令人愕然—為了達到物質財富的快速積累，也就不擇手段，走向極端的實用主義。這樣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質疑“兩大貢獻”
將一切娛樂化、商業化，那麼無論多麼高尚的事業都可以變質，這讓人陷入最深的痛苦。《駁夤夜書》中以體育為例，談到了其中的荒謬性。體育問題進入一個人的不眠之夜，這使我們想到它遠遠超出了體育本身。這不是肌肉與否、肢體健壯與否的問題，而是心的問題。
前不久世界上某個對奧運很有影響的人物去世了，世界傳媒對其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竭力讚揚，認為居功至偉。其中一件是把奧運會和商業運作結合，使其有了大量的資金，媒體介入，廣告收入激增，可以賺取大量的錢；另一件就是把專業運動員納入了奧運比賽，允許他們參加，使奧運會的整體競技水平大大提高了。媒體評價認為，這是他對奧運會做出的兩個“革命性的、開拓性的貢獻”。
那個午夜遊思者卻不以為然。談到奧運，他憂思最多的恰恰就包括這兩條。他認為現代體育事業由此進一步地、堂而皇之地變質了。他說體育運動本是為了健體，奧運會的口號是“更高更快更強”，可見很早以前人類麵對嚴酷的自然環境，隻有依靠強大的體魄才能生存。但是後來體育比賽的目的就和原來不一樣了。鍛煉身體是非常好的，很純粹，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更健康。如果把商業機製引進去，也就產生了複雜的問題—體育的單純性一旦被商業主義插上一手，結果會是相當糟糕的。一旦牽扯到錢、物質利益，內部立刻變得混濁和醜惡，什麼激素，作假，你死我活的鬥爭都來了。體育運動變成了可怕的物質競爭，運動會變成了費盡心機的一場場牽連多方利益的戰爭，走向了反麵。再看從事體育的人、投入競技項目的人，有幾個身體是健康的？不僅不健康，還留下了很多傷疾。
人們從事體育是為了有一個好身體，從而更好地投入日常工作。所以體育必須保持這樣的品質：業餘鍛煉。這是最基本的、必須堅持和維護的一個屬性。這本來就是勞動之餘活動一下身體的事情，是為了更健康；可是一旦有一部分特殊的人，他們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隻將鍛煉身體變為一個專業，成了一個專門的競技行當，其性質也就改變了。隻為了比賽爭奪第一，這有點太離譜。這完全走向了體育運動的反麵，走向了本來意義的反麵。這樣做不僅沒有益處，還有傷害。在這方麵，世界第一流的比賽活動比如奧運會，更應堅持體育的本質屬性和追求，因為它有更大的示範意義。讓專業體育人士參加群眾性的體育賽事，這是與體育活動的初衷相背離的、變質變味的鼓勵。這隻會為了追求指標而不遺餘力、不擇手段，一個國家和地區將會像訓練特種兵一樣，製造一批競技機器—對一部分專門人士進行最嚴苛的訓練，目的隻為了奪取獎牌。
在體育方麵，媒體給予了全麵娛樂化的宣傳和推動。體育當然有可欣賞的價值，有力與美，但它變成與商業主義結合起來的一場狂歡，不僅會散布金錢至上的病菌，而且還會加劇對底層民眾的剝奪。當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處心積慮、傾各方民眾之力奪取金牌，怎麼會是幹淨和誠實的東西？
所以說將商業競爭機製和專業體育引入奧運活動，是令體育事業變質和腐敗的可怕開始。它的嚴重後果，當然不會局限於體育本身。對這種有害的傾向、不問結果的操作沒有一個理性的打量，而隻是一味地人雲亦雲，正是一部分媒體人熱衷的事情。因為事實上媒體集團和利益集團是一碼事，他們是結合緊密的。媒體如果站在理性一邊、民眾一邊，現代體育和利益集團都不會容許其存在。這說到底還是一個良知和勇氣的問題。
如上就是那個午夜遊思的人對體育、對奧運會的思索，銳利偏激，但可能並無大錯。皇帝的新衣不要指望老謀深算的成人去揭破，而必須是孩子來幹。實際上，我們也有一部分媒體人特別了不起，他們當中也不乏童心未泯的人，利用一切機會和方便，做了大量的好事。他們每做一件好事，人們都會記住並心存感激，因為他們在非常困難的時期做了一些很有勇氣的事情。媒體人做出了自己的犧牲，的確令人非常感動。他們冒著極大的危險也不改初衷。可惜這樣的媒體人還是太少了。
人的生活責任
娛樂至上、商業狂歡的時期曆史上很多，像害了一場熱病似的，都沒有什麼好結果。講到曆史，可以提一下戰國時代的齊國臨淄。當時的臨淄繁華得不得了，一個臨淄城，僅僅妓院就有一萬多家。糜爛的都市生活可算登峰造極。管事的是很能幹的管仲，這個被一代代人稱頌的富國良相，其實是最早播下了齊國滅亡種子的人。他把整個齊國搞得人心渙散，大家都一門心思搞錢，最後當然是不堪一擊。他為了把天下最有錢的人吸引到臨淄來，還規定來一輛車隻要住宿費草料費，來兩輛車就免去草料費；如果是三輛車以上的大商人，帶來更多交易的貨物，那就不僅不要草料費住宿費，還要派妓女陪睡。臨淄城裏的妓女製度比雅典還要早五六十年。當時真是極度繁榮，歌舞升平。
我們今天的許多人，說白了就是想複製一下臨淄夢，或遠遠超越它，再加上高科技。從根本上說人們的認識沒有什麼進步，沒有吸取物質主義的巨大教訓。從齊國被秦代統一之後，發展到今天，經曆了多少朝代？直到了四九年，大陸好不容易才沒有了妓院，沒有了吸毒，這很不容易。但這些好現象出現的同時，又漸漸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連戲曲裏的夫妻都不能同台，看看樣板戲，主人公都是單身。舞台上如此，生活中當然更嚴厲，因“生活作風”獲罪的人太多了。這個時期商業主義當然談不上，所有的商販都從大街上趕跑了。總之那時在許多方麵都回歸到狂熱的、虛假的理想主義、不切實際的追求上麵來了。再後來我們都知道，走到了今天—我們都熟悉的狀態了。
概括說，就是一會兒走向這個極端，一會兒走向那個極端。其實這兩個極端是相通的，都是強烈欲望的作用，隻是使用的方法不一樣而已：嚴厲的方法和放縱的方法，這在古代都有過。比如商鞅和齊國的管仲使用的方法就正好相反。商鞅嚴禁農民經商，市民們連基本的娛樂都沒有，他運用的是鐵腕統治。史書上記載，商鞅變法時使用嚴刑峻法，把渭河的水都染紅了。燒書，為了國家安定，不讓民眾讀書識字。這種冷血的做法走到了極端，最後他本人的下場也很慘，算是得到了報應。中國整個“極左”時期的做法，很多就采用了商鞅那一套，比如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比如禁書。當時的“破四舊”，也差不多把書燒光了。商鞅變法，殺的人很多，隻為了維護王權。
商鞅用冷的辦法，管仲用熱的辦法—兩種辦法看起來離得非常遠，實際上兩極相通，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那個集團的利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共同點是：沒有信仰，隻權且把人的低級欲望當成了信仰。
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前途，最終隻能寄托在整個民族的素質上。一個群體越來越有理性、有較高的文明程度，也就有了力量。這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文學藝術水準可以看作一個民族一個群體素質如何的集中體現。媒體人在做極重要的事情，他們傳達社會信息，廣布人文精神，這是最具道德意義的職業。雖然看起來這些工作不能明顯和迅速地改變一些東西，但是它在一點一點積累，這恰恰是最有效的：提高人的素質。不能指望一個指導思想、一個權力集團就可以改變局麵，那是極不可靠的。快速達成的東西，要翻過來往往也很快。
但是當一個民族的素質提高之後，要毀壞這種素質也不那麼容易，因為生命的性質已經得到了改變。曆史上有各種折騰，但層次仍然不一樣。俄羅斯有豐厚的文化積累，經曆了蘇聯時期思想和言論的專製和粗暴，竟然還能夠讓一批高水平的文學作品問世。看來要減少一個民族的苦難，還需一點一點做提高人類素質的工作，沒有再比它更緩慢、也沒有比它更有效的辦法了。這是不能采用速成的辦法的，沒法辦一個速成班。這是一種良性循環：靠越來越多的有良知的個體，慢慢做一些事情，既是一種犧牲也是一種快樂，他們不會勞而無功的；隻要有機會，有這個可能，就做一點這樣的事情。媒體人和作家相互配合，事半功倍。公務行政人員也做自己那一份，隻要素質是高的，有較高的道德水準，不同的職業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好事。如果個體沒有被物質欲望給消解和征服，還擁有一點公益心、一點理想的話，社會就會往前走。
我們隻能寄希望於此，除此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寄希望於權力的幹預，在一個嚴厲的命令之下迅速改變什麼，這是幻想，非但不管用，而且許多時候反作用會更大。
大陸畢竟有十三億人口，地廣人眾，蘊含了一種強大的地力。根脈深紮，地力強大，傑出的人物總會有。雖然大陸商業化市場化走了這麼多年，但許多東西與香港日本等地仍然不同。這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化，規範沒有建立，問題更多。資本主義商業機製越持久越完善，就越是會有那種物質主義的特征，但走入了一種規範之後，還不至於無序混亂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完善的市場經濟很有序，很規範也很刻板，它這種極其高效的行政管理運作中又會有許多盲點，掩蓋了極大的能量浪費和其他的荒謬—這其中主要是物質主義無可比擬的強大力量，充斥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精神空間就很少了。這是一個老問題，人類對它沒有什麼良策。但是強化精神的主意一旦走火入魔，又會有另一種災難，這方麵人類也是經曆過的。
物質主義商業市場這種遊戲規則並非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會所向披靡地解決一切問題。盲目地把這樣一些規則看得無比完好，沒有絲毫警醒，等於使精神處於昏睡狀態。我們會明白，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滑向任何極端的傾向之後，最終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所謂的民主社會中，個體比較有力量：就像一艘破船，需要不停地向外舀水，以防沉沒。專製的船很漂亮，開得很快，但它是無測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撞到礁上，沉船隻是一夜之間的事情。事物就是這樣複雜，讓人類的探索付出昂貴的代價。這中間有許多犧牲，思想者，詩人藝術家做出的貢獻怎麼估計都不過分。而媒體人，是一種多麼光榮又是多麼艱難的職業。
一個群體中有各種存在。確實，像我們一直遺憾的媒體，比如電視，也有一些好的頻道。問題是整個社會潮流和狀態如何、需要怎樣強大的力量才能做出稍稍的平衡，這才是逼到眼前的一個命題。這方麵，媒體人、作家，各種思想者文化人，不會沒有危機感和使命感。這僅僅是人的生活責任，而不是其他。
討論：
平衡的力量太小／深沉的閱讀
媒體，文學刊物等，有一些是公益性的、嚴肅的，但是這些都不夠，還遠遠抵擋不住整個低俗化娛樂化的傾向。這種平衡的力量還太小。娛樂是正常的，人人都有娛樂的需要。有些東西也不一定要那麼高雅，大家都在看，是正常需求。有些通俗藝術的表演非常有生活深度，當然好。但問題是一個民族把全部的、幾乎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掌聲都送給了他們，這就特別荒謬了。高雅文化的平衡力一旦喪失，俗物就變成非常有害的東西了。剛才講的媒體也是那樣，打開報紙，仍然有非常感人的東西，有嚴肅的板塊。但是這個板塊與整個娛樂狂歡的篇幅比起來，還不足它的萬分之一。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不是沒有，而是稀薄。這樣下去，高素質的受眾將越來越少，他們既沒有多少空間，也會漸漸習慣於這種狀態。因為媒體要考慮商業價值，賺錢才是第一位的，責任是最末位的。長此以往，慢慢會培植出更多的娛樂大眾，他們除了做金錢夢，再就是打發自己的無聊。當然，簡單地劃分高雅文化和娛樂文化也有問題：形式和載體是一方麵，內容如何才更加重要。
打開一份小報，那麼一遝子，裏麵隻有兩三頁稍微像樣的東西，其他都是亂七八糟。我們最常聽到抱怨，說怎麼全是這些東西啊？讀者多麼想看一些國際國內新聞、一些有水準的文字、一些文學作品啊，硬是沒有！也就是說，我們做媒體的難免要一廂情願地低估了受眾，忽視了他們對高雅藝術的需要、對思想的需要。事實上深沉的讀者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媒體人不能順著自己的意願，隻往一個方向做—向下的方向。任何事情都是向上難而向下易，我們自己需要向上。不然，一年年下去，一代代下去，真正深沉的閱讀就更少了，我們的生活將變得低俗不堪。
聲色犬馬的力量／獨立思想
全球化商業化潮流中所給出的自由，實際上是非常虛偽的。因為整個的氛圍造成了、整個的資本力量決定了、整個的商業規矩形成了，無所不在的欲望意誌是非常強大的，它會把一部分人的自由給壓縮得小而又小。看起來人很自由，可以自由地挑選頻道，翻揀報紙，不是不給你選擇的自由—但是在整體的精神潮流和文化潮流裏，在商業主義的遊戲空間裏，你選擇的餘地真的不大。不是你不願意選擇，而是你無法選擇。惡劣的氣息濃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窒息了，不會選擇了，你將漸漸被麻醉，不再有那種鑒別的能力了。
毒品是有癮的，吃多了之後就由不得你了。毒癮發作讓你雙手抖動，你還考慮什麼選擇之類的事。人服從低俗的物質欲望、往下走是很痛快的。聲色犬馬作用於生命的力量是強大的。人身上有許多動物性，需要一種文明的修正和遏製。這種力量小了，不平衡了，社會生活就野蠻了，不再適宜於人的生存了。
讓人與動物性、與野蠻性自由競爭，那是虛偽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看起來是無邊的自由，其實是無邊的捉弄和踐踏。有人會說，我們從來沒有禁止你看高雅的東西，也沒有管住你去思想。但是實際上整個社會充斥的卻是另一些，是它的反麵，一個強大的低俗文化框架把人挾製在裏麵，你從哪裏得到那個舒展的空間？即便給你那個空間，你已經在長期的挾製中喪失了那個能力，變得無能為力了。
以香港為例，到地鐵裏邊去，還有街旁地攤上，可以看到那麼多亂七八糟的雜誌。就連那些名聲不錯的報紙，抓起一遝子，翻一下除了廣告和另一些雜亂東西，沒有幾個版是可以看的。這些東西浪費了大量的森林，還要費上許多寶貴的人工，代價多大。最大的代價不在這裏，而在於它傷害和破壞了社會的精神環境。精神環境一旦破敗不堪，一切都無可挽回了，這比自然界的沙漠化還要厲害。
這些“自由”的原則是誰給的？它其實是商業運行規則的一部分，它讓我們覺得那是“自由的”。實際上，誰也沒有權利給人們的生存造成這樣巨大的傷害，它是“違法”的，雖然這個“法”還沒有製定出來。如果長期以來遵循一種遊戲規則、一種“法”，就會覺得它是對的、公平的。
在剛剛開始商業化的地區，會有一部分激進的人，他們一說話就顯得振振有詞，成竹在胸。仔細聽一下，其實這些人並沒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和發現，不過是按照另一些規則、另一種意識形態去說話而已。他們認為商業社會所形成的那套運行規則就是真理。它們怎麼就一定是真理？它裏麵肯定有好的也有壞的，也需要分析，不能非此即彼。
同樣是引領現代風氣的美國，廣大老百姓還是比較保守的。我九十年代去過一段時間，發現好多的小村子、小城鎮的人非常樸實，比我們這兒還要保守。前一段中國人在那裏搞畫展，當地人看了展出的裸體畫驚得目瞪口呆。中國有的人以為美國到處都是拉斯維加斯、紐約曼哈頓。樸實的美國，開放的美國，某些方麵也是由軍火商和財閥控製的美國。不打仗，那些軍火往哪裏賣？天下太平是不符合集團利益的。他們不搞金融泡沫，不搞貨幣戰爭，怎麼賺錢暴富？權力要為這些人服務，因為這些人有力量。關於財閥統治這個話可不是我們說的，讓我們來說有兩個不可靠：一個是沒有在美國長期生活的閱曆，說出來有點皮毛；再就是以東方思維難以準確評價美國。做出這樣評價的，是美國人當中最聰明的智者，他就是獲得諾貝文學獎的索爾·貝婁。他並沒有將西方所有的遊戲規則當成是普世價值。作為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貝婁盡到了他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