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文學的天幕上，路遙猶如一顆流星，在短暫的寫作生涯裏，給中國文壇留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輝煌。其作品凸顯精神內涵曾經感染了無數讀者的心靈，激勵著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可路遙的一生經曆了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鬱悶、痛苦和煎熬，以至於他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完成《平凡的世界》這偉大的作品。這使我常常想到自己，似乎與先生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不禁愴然。我時常懷著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走近路遙，去感悟他平凡而又悲壯的人生旅程、透視其鮮為人知而又跌蕩起伏的內心世界。
路遙1949年12月3日生於陝北清澗縣，原名王衛國。他的家庭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群體。父母親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身高隻有1.5米左右的父親用一副侏儒般的鋼鐵雙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擔。為了生存，在路遙七歲時，父親就決定將這個長子過繼給他的哥哥、遠在延川縣的王玉德。
對於路遙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饑餓與屈辱。父親性格軟弱，活得很窩囊，過的是被拋棄的生活。小時候，別的小孩把他打一頓，回來後希望得到家裏人的支持，但得到的卻總是父親再打一頓。路遙一直在伯父家度過了他的學生年代。伯父也是農民，沒有孩子，家裏也很窮，他時常為買不起幾分錢一支的鉛筆而發愁。當時，路遙衣衫襤褸，褲子破了不敢到走在別人麵前，有人搞惡作劇，專門把他拉到人群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貧困、艱難的生活給路遙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使他幼小的心靈受到極大創傷。
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讓路遙上學的，他們一心想在土地裏培養這個養子，讓他在未來接替伯父的班。為了證明自己，他參加了考試，結果從一千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可伯父無力供他上學，就找來勞動工具，讓他砍柴、放羊。他憤憤地把繩子、鋤頭扔進溝裏，最後通過與家裏談判，每月勉強給他25市斤糧票。那時，路遙振翅長飯，肚子常常餓得咕咕叫，學習完後，他就去野地裏找亂七八糟的東西吃。這段饑餓和屈辱的經曆對路遙的人生和創作心理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困難的日子裏》《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難身影和辛酸烙印。我們可以感受到可怕的生活窘境以及少年路遙獨特的心路曆程。
1973年，路遙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上大學，因當過紅衛兵頭頭，北京師範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都不敢要他，最後延安大學中文係的領導申沛昌冒著風險拍板，路遙才邁進大學校門。在大學裏，路遙的生活是很簡樸的。同學白正明說，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禮服，飯食也十分簡單，老是“老三樣”（白、黃、玉米發糕），吃飯後一碗開水衝菜湯是他很喜歡的美味佳肴。路遙的養母李桂英老人說：
“兒子上大學前靠家裏，上大學後靠的是林達，林達是北京人，家裏境況好，在經濟上給了兒子很多接濟，就連背到學校裏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達給準備的。”
路遙的《人生》在全國獲獎了，但他到北京領獎的路費還是給四弟王天樂（當時《陝西日報》記者）借的。路遙曾與朋友說過，《平凡的世界》那點稿費幾，還不夠他那幾年抽煙的錢。茅盾文學獎的獎金除了應酬文學界的朋友，就是還債。王天樂曾經回憶路遙獲得茅盾文學獎後的情景：“路遙在電話上告訴我，去領獎還是沒有錢，路費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請客，還要買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讓我再想一下辦法。”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多麼的不可思議……一個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人，沒有路費去領獎，更沒有錢去買自己寫的書！王天樂告訴他今後再不要獲什麼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找不來外彙。路遙隻說了一句話：日他媽的文學。
路遙在陝北農村有兩個家。四個生身父母和養父母，還有眾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幫扶和贍養。何況故鄉的人們，遠親近鄰，七舅八姑，哪個鄉下人遇到難處，能不向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裏還有小家，他極不善精打細算，日子過的真夠窘迫。
路遙為改變自己經濟情況作過不少努力：為了賺錢，他還炒過股，甚至開價5000元給企業寫報告文學。但換來的5000元稿費，卻是在路遙病倒昏迷後才拿到的。去世後隻留下1萬元的存折和近萬元的欠賬。
路遙卑微的出身、少年苦難屈辱的陰影注定要產生一種無法適應周圍環境的自卑，他性格孤僻，不願接觸社會。從表麵上看，是高傲的路遙，風光的路遙。他也說過一些大氣磅礴的話，使人感覺到他生命中的每個細胞都充滿了“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激動。他對國內一些當紅作品很少有溢美之言，經常是流露微詞。對全國的作家，他看上眼的也沒幾個人。在文學界，他基本上沒有什麼朋友，也可能因為他太實在、不善於應酬。他看不見塵世種種，眼睛隻盯著自己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他自覺不自覺地傷害著親人，傷害著朋友，傷害著同事，他陷入了思想者特有的孤獨。王天樂曾說過這樣一件事，說路遙骨灰在西安三兆公墓存放了三年後，必須重新安放，墓地選在了延安大學校園。於是第一天他和弟弟王天笑把路遙的骨灰搬到作協院裏，可悲的是沒有一個人前來為路遙送行。他說決不為路遙感到悲哀，主要是覺得這個院裏的儒士和名流們有失學者風度。是啊，路遙都去世三年了，作協大院裏的朋友們還不能放下他們心中的不快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