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虹教授把向陽湖文化人分為戰天鬥地型、脫胎換骨型和政治避難型三類。戰天鬥地型的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盧永福，他在詩中說：“千百人的洪亮的聲音，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震響。偉大領袖毛主席啊，戰士激動的眼淚湧上眼眶。”脫胎換骨型的如詩人郭小川，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在這裏以後，在集體生活中，我才下了狠心，不管這些，一切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狠鬥自己的私心。”政治避難型的如蕭乾，他在題詞時寫下的話是：“向陽湖是‘文革’時期我們的避難所。”
陳遼教授也把向陽湖文化人也分成幾個類別：其一，以為到幹校，是為了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去勞動鍛煉，改造思想；其二，是把幹校當作避風港的文化心態；其三，在幹校心靜如水，既不激動，也不悲觀；其四，身在向陽湖，心係周總理；其五，離開了政治氣氛壓抑、沉悶、缺少安全感的北京，來到鹹寧，頓覺天地開闊。
分析不同類型人在向陽湖不同的表現，離不開他們成長的道路，離不開他們曾經走過的大變局時代。透過這些不同人群的不同表現，可以幫助我們窺見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影子，尋找“過去”與“當下”的內在聯係，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讀懂與理解向陽湖文化人和向陽湖文化。
具體分析，在“五七”幹校期間，向陽湖文化人身上體現出的大變局時代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
一是強烈時代烙的影響
“文革”中有很多典型的行為，如對領袖狂熱的崇拜，以最艱苦的勞動為榮等等，對知識分子而言，還多了一項深刻地自我反省與改造。
今天的人們，說起那個時代的狂熱往往覺得可笑或者不可思議，如果說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因為年輕氣盛，在時代的大浪潮中容易受到鼓動，那麼，一批經曆了時代變局、見多識廣並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會是什麼狀態呢？
離開北京前，大部分“五七”戰士都到天安門廣場向毛主席宣誓，保證把自己“改造”成毛主席希望的“革命”分子，很多人宣誓的時候，激動得熱淚盈眶。
郭小川在向陽湖幹校寫的詩中表白：“我們能夠，／能夠貢獻自己的一切，／為了我們的毛主席，／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能夠，／能夠改造我們自己，／成為毛主席的真正戰士，／成為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
更有一批“五七”戰士，在幹校真誠而深刻地自我反省，認為過去寫的作品帶有強烈的“封、資、修”色彩，表示要與過去的自己決裂，郭小川在給家人的信中就認為，自己過去寫的詩現在“不忍卒讀”。張光年則對照毛主席的那麼多“最高指示”自我反省：怎麼差距那麼大呢？家人來信，他還主動上交給幹校政工組審查。
“五七”戰士司徒新蕾回憶，剛到幹校的時候，睡覺的地方都緊張，一群女“五七”戰士睡一個大的通鋪，每人擁有的位置不足一米寬，翻身都困難，遇上孩子放假前來，窄小的位置還要加上一個小孩，就更是擁擠不堪。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時任幹校軍宣隊總負責人的李曉祥回憶，“五七”戰士們的勞動積極性很高漲，都想當勞模，爭先進，那些年老弱者也不例外。如幹校組織集體背糧，年高體弱的張光年還主動要求比別人多背上二十斤，而郭小川則是幹校有名的插秧能手。
一方麵是個人遭遇的不幸，如張光年到幹校的時候，是受中央專案組審查的成員，行動受人監督，還受著失眠、脫肛等疾病的困擾，郭小川在幹校也是在大會上受批鬥，還有多種疾病纏身。而另一方麵卻是真誠的自我改造心理和內心的火熱。是什麼讓這些文化精英們如霧裏看花一樣，跟著時代的浪潮盲目與盲從？
我們不得不回頭審視知識分子們走過的不平凡人生之路。苦難中國在經曆大變局之後，如涅槃重生般立於東方。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們一直用他們的眼光在審視，而每一次審視，都增加一次對黨的信任與深情。少年張光年是在“五卅”慘案的震驚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此後，一直在黨的領導下開展艱苦卓絕的革命工作，以開書店的名義為黨開展秘密聯絡，參加過大規模的抗戰宣傳，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同敵人開展過鬥誌鬥勇。郭小川是在日寇進攻家鄉熱河後，跟隨全家逃亡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帶著國恨家仇要求抗日，卻遭到逮捕，在國民黨憲兵用帶釘子的皮帶抽打下，他悲壯地喊著：“我是東北人，我就是要抗日！”盧溝橋事變後，郭小川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選擇：參加八路軍。1941年，他奔赴當時愛國青年心中的革命聖地延安。此前，張光年也迎著大西北呼嘯的寒風，迎著抗日的烽煙到了延安。
當年，熱血青年一批批地奔向延發，“是以‘回家’的親切感覺而撲向母親的懷抱的。”“把延安當成一個夢想，一個天國來奔赴的。”3周巍峙、馮牧、嚴文井、李季、韋君宜等一批向陽湖人，都相繼奔向當時心中救國的一盞明燈——延安。韋君宜稱，當她看到擁兵數百萬的國民黨丟失了祖國的大片領土，而區區幾萬人的共產黨部隊卻在一天天發展壯大，她更是把一顆紅心整個交給了黨。在解放戰爭時期，知識分子看到，平民百姓寧可讓自己的孩子挨餓，也要把僅有的一點糧食留給解放軍戰士……
新中國成立後，“一個不再受百年來的各種帝國主義欺壓的獨立的中國，1949年炮擊長江中的英國軍艦，五十年代出擊美國於朝鮮，六十年代又徹底與蘇聯決裂，確實證明中國已不現可輕侮。百年來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恥辱一掃而光。1949年的勝利帶來了一個空前統一的中國/從黑龍江到西藏，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級級奉行，暢通無阻，不再是五十年來的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麵了/這是充滿了理想與希望的開國時期。”4“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讓百年以來最深切感受民族屈辱、有著國家統一與民族興旺強烈訴求的知識分子們而言，決心真誠地委身於新的政權，追隨新的領袖，並不自覺地把國家與民族的大業看得高於個人。
所有這些，對知識分子而言，除了緊緊跟隨，他們有什麼理由去懷疑或者抗拒黨？正如韋君宜所講“毛主席領導我們得到了勝利，我們全心全意擁護他，他是我們真正的領導袖。”既然多少年以來在潛意識中設置了一個“黨和黨的領袖不會錯”的前提，那麼在黨和黨的領袖要求大家在“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就是應該的，真誠地自我反省也是自然的。那種“在冰天雪地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拚出一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天不怕、地不怕，千難萬險踩腳下的先進集體。”5的精神也就可以理解了。
回顧當年那種狂熱的追隨，牛漢說：“1949年前後全身心為革命，這不是真正的簡單，而是個性沒有解脫，是宗教獻身式的，是作為工具出現的。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回過頭來看，真是愚昧。”
然而，處在當時的環境下，有多少人能夠以超越時代的眼光，感受到自己的“愚昧”？相反，在行為舉止不自覺地染上強烈的時代烙印倒顯得十分自然。
二是從“鬥士”精神的缺失看大變局時代對向陽湖文化人的影響。
如果說郭小川等人在幹校的狂熱帶有明顯的曆史印記，那麼，另有一批人的行為則讓人感動得匪夷所思。
馮雪峰是在革命處於低潮的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左聯”發起人之一，魯迅與共產黨及毛澤東本人交流的橋梁，參加過長征，曾在國民黨上饒集中營被關押兩年。“文革”之前，被無端開除黨籍，後被打成叛徒，1969年下放鹹寧“五七”幹校，此時，他年紀很大而且身體很差。
在“五七”幹校，他主要有兩方麵的表現，一方麵是勞動十分積極，派他去放鴨，“他領任務之後，就馬上去鴨群邊尋找自己的崗位。盡管當時鴨子已吃飽，在水窪邊睡覺，他還是躡手躡腳地往鴨群邊靠，死死地盯住它們，生怕它們一展翅就飛跑似的。一會兒，鴨子紛紛醒來，在水窪裏戲水，馮雪峰更顯得緊張，圍著水窪來回跑，任我怎樣製止也無效。看來他將我交給他的任務牢記在心，堅守著自己的崗位。”6另一方麵，他通過各種方式爭取恢複黨籍卻未能如願。1976年，在生命彌留之際，他的家人還代他最後一次向黨組織提出了恢複黨籍的申請。
馮雪峰的行為不僅僅是讓人感動，甚至讓人不解。一方麵，在上饒集中營的時候，他遭受著非人的待遇，病了，用刻圖章的小刀做手術，被抽去兩根爛掉的肋骨，用竹片挖去胸口的爛肉和膿血，即便如此，他至死不屈服，始終嚴守黨的機密，還在獄中開展秘密串聯活動、辦壁報，表現了堅強的鬥爭意識與頑強的反抗精神。可是，麵對“五七”幹校無理而不講人性的管製，他的反抗精神蕩然無存，反而服服帖帖。
另一方麵，他在人們紛紛脫黨的低穀時期加入黨組織，為了黨的事業出生入死，最後卻被無端開除黨籍。然而，開除黨籍的當天，他就召開家庭會議，囑咐家人不要因為他的遭遇動搖對黨的信念。此後，他從不抱怨，相反卻以最虔誠的態度，爭取重新回到黨組織懷抱，至死不渝。
陳白塵“文革”期間從南京被無端押送北京，先住“牛棚”，後又作為“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對象下放向陽湖。在向陽湖，他不僅沒有通信自由，行動還要受人監視。
與馮雪峰一樣的是，在解放前，陳白塵也曾蹲過國民黨的監獄，那時候他也一樣充滿鬥誌：“但在我被捆住兩臂，直立階下，尚未用刑時，那位團副冷笑了一聲說：‘陳斐（陳白塵在獄中的假名）呀，已經被綁上十字架了，你願意做殉道的耶穌麼？’我感到好笑：這家夥是在知識分子麵前故意賣弄哩，便也冷靜地回答道：‘你把我當作耶穌來恭維，不敢當。’”7可是，在“文革”中，麵對不公正的個人命運，他對黨、對領袖一直保持著炙熱的情感，他在《牛棚日記》中記載：“晚七時全機關開表忠心大會，即清隊的動員大會。我和401室的人都去參加……這是把我們加入到群眾中去的開始了，極為興奮。開會前歌聲不絕，聽到幾首新作的歌頌主席的曲子，不覺淚下。”1971年7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黨的五十周年生日。作為一名黨員，被排斥在黨的一切活動之外，心中是不能平靜的。”1972年1月11日，他的日記內容如下：“晨聽廣播，忽聞陳毅同誌逝世的消息，頓然淚下。主席親自參加追悼會，是無上的哀榮。”
馮雪峰也好，陳白塵也罷，都隻是“五七”戰士的縮影和代表，曾經的民主革命的“鬥士”，如今成了民主的“俘虜”，自覺自願地成了順從的“羔羊”，而且還是對黨心懷真摯情感的“羔羊”。
需要提出的是，陳白塵當年在國民黨的監獄，還可以寫文學作品，然後寄出獄外發表。如今，被“自己人”管製，他的家信都要受到審查，寫日記更是秘密行動。
個人境遇與外在表現的反差，在“五七”戰士中極為普遍。當年領導過著名西戰團、又創作過《中國人民誌願軍戰歌》的周巍峙，早在1934年，反運當局禁止發行他的歌集的時候，他不僅不退縮，反而改名“周巍峙”（與舊社會巍然對峙）後繼續發行。可是，“文革”開始後，他被迫每天指揮夏衍、王冶秋等人唱《黑幫歌》：“我是黑幫，我是黑幫，我有罪，砸個稀巴爛！”唱完之後就跪下，把胸前掛的牌子舉過頭頂，口中念著“我是黑幫周巍峙”。遭受這樣令人發指的人格侮辱後，他下放到向陽湖放鴨，勞動態度卻堪稱一流，為了提高鴨的產蛋率，竟然去廁所掏蛆，衝洗幹淨後用來喂鴨子。
一個個不可思議的逆來順受、隨遇而安，讓人們不得不思索。我們甚至容易讀懂離我們更遠的李白、蘇軾，卻讀不懂離我們更近的馮雪峰、陳白塵。比如李白，無論是身居皇室，還是淪為囚徒，他的狂放都是一如繼往，不曾發生過改變；蘇軾無論位居三品還是成為一介農夫，他的自信和樂觀也不曾下降；杜甫無論身在皇帝身邊還是逃荒在外，他的鄙視叛軍和忠於皇室從不曾動搖。但是，一個麵對國民黨的屠刀高高昂起頭的讀書人，會對“五七”幹校專橫的軍宣隊服服帖帖；一個為黨的事業鞠躬盡瘁的知識分子，會在不斷的盤問與責難中懷疑自我、否定自我。所有這些，究竟是為什麼？
我們再一次把眼光投向中國的大變局時代，以及大變局之後繼續的巨變對文化人的影響。可以說，文化人在向陽湖行為舉止上的不可理解，正是因為他們更深地理解了他們曾經走過的時代，更深地理解了當年拿生命做賭注、拋棄一切私心雜念、奮不顧身追求的人生信仰，以至在慘淡的現實麵前，他們寧可選擇做“羔羊”，也不可以違背多年來自己的一腔熱血。
走過新文化運動，經曆了“左聯”歲月，經曆了與魯迅的交往到對魯迅精神的護衛，經曆過集中營的非人磨難，經曆了與黨組織失去聯係的茫然，又在黨的營救中脫離苦海，對當年毅然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馮雪峰背負著山一樣的情感，這座情感的大山壓得他和周巍峙等人寧願在“自已人”麵前俯首帖耳！也讓陳白塵可以拋棄所有個人委屈，為黨的事業心潮澎湃。
韋君宜曾經在一首詩中寫道：“家呀我們對得住你你愧對了我們。”這個家，指的就是黨。而她的先生在續詩中這樣寫道：“不管家裏把我們當作外人我們也是家裏的人就是死了也願意——葬在家裏的地就是變做杜鵑也住在家裏的屋簷……因為打不掉也抹殺不了的——一顆共產主義的心”讀了父母的詩後，他們的女兒說：“可是我的爸爸媽媽，在他們才二十多歲時，在他們曾經日思夜想、為之奮鬥、無比崇敬的自己的‘家’裏，是怎樣地強忍住內心最大的悲憤，是怎樣地以寧可化自己為烏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人格為烏有的代價，維護了這個‘家’的呀！/哪怕在深夜捫心的呻吟中，還要虔誠地自我討伐。”
《紅岩》的作者楊益言在走出渣子洞後，又在“文革”中被造反派關押，在自己人的監獄中，他每天堅持鍛煉身體，為的是將來為黨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而此時，《紅岩》的另一個作者羅廣斌已經死於造反派手中。無論什樣殘酷的現實，都不曾動搖這樣一批共產黨人對黨的信念，隻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他們用生命為代價做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