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性的眼光看待李白、杜甫，他們離我們更近，因為他們的思想脈絡與行為舉止更配套、更簡單、更清晰，也更易於讓人理解與接受。與之對比，向陽湖文化人身上卻常常表現出多重性格，讓人匪夷所思。然而，從深層次角度考慮，向陽湖文化人心靈上背負的沉重，表現出的類似麻木、遲鈍或者不可理喻的火熱，讓我們更容易讀懂他們曆經的百年中國，在這段屈辱的民族史中，文化人在苦苦探尋救國路上表現出的真摯、艱苦、抗爭與欣喜，當然還有那麼容易滿足、不知道報怨的內心世界。
三是從自由精神的表現看大變局時代對向陽湖文化人的影響。在向陽湖期間，也有一批知識分子從骨子裏表現出難得的自由精神與獨立意識。年邁的冰心帶著和全家分離的苦痛到向陽湖，可是，她以平常之心在書信中與家人拉家常，偶爾還偷偷去欣賞桂花，把自己管理的菜園打理得不留一顆雜草，衣著都是整整齊齊，展現出一派榮辱不驚的大將風度。蕭乾作為脫帽“右派”處處受到格外管製，但他一有閑暇，就興致盎然地教兒子學英語。“熱情在他這個年齡已經失去活力，但他依然在心底保持著一份毅力，他希望一切都會成為過去，他相信，正義和真理，會再度出現。”8
與他們一樣冷靜與豁達的還有司徒慧敏，他在向陽湖每天堅持體育鍛煉，不是跑步就是遊泳，還一心一意地開展蔬菜種植的研究。他堅信，情況一定會好起來，不會總是這個樣子。
仔細分析這些比較“另類”的人，發現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在中國的變局時代曾經近距離地接受過西方自由精神的熏陶。冰心、蕭乾早年都曾留學國外，司徒慧敏在國外工作與學習過五年，向陽湖期間沒有明顯“效忠”表現的王世襄也曾在美國、加拿大考察一年。國外生活的經曆，讓他們直接地感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對“文革”期間的不民主和不自由，帶著本能的抵觸，即便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不能公開表達這種情緒，但是，他們至少可以在思想上少一些狂熱，在行動上多一些超然。
沈從文自然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文革”之初，他就對運動的方式方法提出懷疑，向陽湖期間，他更是以十分的冷靜專心於文物研究，以至夫人張兆和時時擔心他會“三脫離”（脫離政治、脫離勞動、脫離群眾）。沈從文本人並沒有留學國外，但是給予他影響深遠的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代表著中國留學歐美精英群體的一種力量，而且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作為早年“胡適派”文人集團的一員，自由主義也是沈從文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骨子裏有一股自由的傾向，向陽湖期間的沈從文自然難以加入狂熱追隨者的隊伍。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帶著西方自由精神的向陽湖文化人，無一不是堅定的愛國主義學者，冰心在建國期間，曆經千難萬險回到祖國，王世襄拒絕國外幾個機構的挽留回國，沈從文、蕭乾在1949年堅定地選擇了留祖國。正是愛國主義的強大精神動力，讓這些雖然受過西方自由思想影響的文化人，能夠以寬和的心態，麵對和接受“五七”幹校給予他們的種種不公正。
（四）從士人精神的延續看大變局時代對向陽湖文化人的影響
向陽湖文化人從打破舊世界的旅程中走來，也從傳統的中國文化中走來，他們骨子裏從來都延續著傳統士人的品格，這種品格在向陽湖期間表現得十分明顯。
周紹良利用當看水員的便利條件大量讀書。舒蕪在向陽湖後期環境寬鬆點後，全力抄錄和整理祖父的詩稿，後來結集出版。付璿琮在幹校期間寫出兩篇學術論文。此外，在向陽湖寫詩作畫、唱京戲的還大有人在。英語愛好者學習英語，金石學家有空就看甲骨文，考古專家在當地做現場考察，語言學家研究當地方言，紅學家研討《紅樓夢》……總之，向陽湖畔湧動著一股強烈的學風。
範用等出版人對當時人們無書可讀的現狀憂心忡忡，商議著將來開辦《讀書》雜誌；文博專家王冶秋對文物無人管的狀態鬱鬱寡歡，急於回京重振文博事業……
帶著“舉世皆醉我獨醒”的悲壯，向陽湖文化人始終沒有放棄精神的追求，並在追求中散發著超然與灑脫，不碌碌無為，不蹉跎歲月，更不悲觀消沉！頗有些“窮則獨善其身”的士人精神。
在中國古代，士人屬於社會遊離階層，如果按照“天子、諸侯、大夫、士人”來排序，士人屬於貴族，而按“士、農、工、商”的排序，士人又成了平民。由於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士人也可能“朝為布衣，夕為卿相”。他們的自我要求是如蘭、如竹、如鬆、如玉，高風亮潔，講究自省修身。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很尷尬的群體，一方麵，他們沒有固定權力的保障，但是，心裏卻裝著天下。如此一來，他們往往在心靈的高尚與現實的無奈中生存。
向陽湖是新一代知識分子集體失意的精神流放地，是傳統士人高貴精神品格與被動命運安排的再度交織地。雖然舉步維艱，壯誌難酬，命運叵測，卻心係國家與民族，體現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進亦憂，退亦憂”的士人情懷。他們身上體現出的堅毅與忍耐、責任與道義，在那個渾濁的時代，堅守了道德與文化，也用他們的行為，詮釋了高貴的苦難意識。
不僅僅是憂國憂民，在向陽湖文化人身上，我們同時可以看到蘇軾式的瀟灑、陶淵明式的田園性情。王子野、曹辛之、王仿子幾個人在幹校“戀”上了竹料加工，自製的精美筆筒成了幹校學員爭先恐後相求的搶手貨。牛漢則把眼光投向向陽湖的鷹、雲雀和蟬，他說：“這種原始的、自然界的種種生命形態，都很令我感動，一生難以忘懷。”王世襄在養豬時卻妙想連篇：“池塘一片水浮蓮，日日豬餐日日鮮。自笑當年缸裏種，隻知掬月照無眠。”
需要指出的是，少年時代對傳統文化的研習，是向陽湖文化人保持士人情懷的重要基礎。不少向陽湖人，隨口都能吟出舊體詩；史樹青用厚實的學術功底，發現了一把有三四千年曆史的石锛，進而考證出向陽湖曾經居住過“湖居人”。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給予了他們士人品格，也豐富了向陽湖人，豐富了向陽湖文化。
“五七”幹校結束後，文化人以無比開闊的胸懷，繼續以傳承文化為已任，他們中的大部分，克服重重困難，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在學術上煥發了新的青春。冰心在80歲後寫出了百萬字的作品，陳白塵召收戲劇博士生；傅璿琮作為唐代文學研究的權威，至今活躍在學界……除了身體原因，幾乎沒有一個向陽湖文化人沒有一段學術上的“夕陽紅”，而這些正是士人精神在新時代的延續。
解讀了郭小川式的狂熱、馮雪峰式的順服、沈從文式的淡定和那份特有的士人情懷，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向陽湖文化是多元的、複雜的，其映射的不僅僅是“五七”幹校本身，更是曾經的風雨中國。文化人在向陽湖的表現種種，正是過去時代的經曆在此時此地的集中反映。任何簡單化的視角，都不足以解讀“五七”戰士的心靈世界。向陽湖文化由此也成了影射風雨中國社會和文化的一麵鏡子。
三、拷問“五七”幹校，反思充滿激情而不乏沉重的大變局時代
隨著林彪事件發生和“五七”幹校的停辦，隨著中央對“文革”的否定，向陽湖文化人進入了全麵的反思。
反思的方式各不相同。
一些人保持沉默。比如相對於繁榮的“知青”文學，卻沒有形成“幹校文學”。據統計，當時全國開辦了106所幹校，進入“五七”幹校接受改造的達到五百萬人，這其中就有一大批文藝骨幹。論文學素養和人生閱曆，以及看問題的角度與深度，“五七”戰士們顯然高於當年的知青。但是，當知青們紛紛提筆回顧那段“火紅”的歲月，“五七”戰士們更多地選擇了沉默。
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不得不追溯到那個充滿激情的大變局時代。當年讀書人放棄一切追求美麗的理想怎麼會變成一場人間悲劇？一個首先以知識分子為領導的、以革命為目的的黨，怎麼對知識精英們大肆製造冤假錯案？一個為黨奮鬥了幾十的的老革命，怎麼最後成了反革命？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明燈一直朝前走的人，怎麼卻成了反馬列主義？當年把北平為作“人間天堂”去奔赴，為什麼最後竟然成了自己的“地獄”？學了一身的本領報效祖國，為什麼最後成了一介農夫？革命的結果怎麼成了這個樣子？所有這些，與大變局時代冒著生命危險的革命選擇形成巨大反差，這種精神的打擊和心靈的傷害讓他們無法表達，也不願回首，隻能是“欲說還休”。
而一個巨大的文化現象過去後，沒有相當的文藝作品集中展示，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人反思的方式，也應該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值得今天乃至今後的人們思考。
也有一批“五七”戰士拿起了筆。
陳白塵奉獻出了《牛棚日記》，張光年出版了《向陽日記》，楊靜遠寫下《煉人學校》。當李城外先生進京采訪的時候，文化人大力配合，更有一批人寫下了共計百萬餘字的回憶錄。最讓人感動的是韋君宜，1986年，她因腦溢血偏癱，1987年右臂摔傷骨折，1989年再次患腦血栓，1991年骨盆又被震裂……接二連三的病痛折磨下，她的右手神經已經壞死，卻以超常的意誌，在病床上用左手寫完了《思痛錄》。
所有的文章或書籍，集中回憶了那段非凡的歲月，其中不乏深刻的反思。韋君宜說：“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痛苦地回憶、反思，思索我們這一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犧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
隨著反思的深入，他們的把目光投向了更長的中國曆史範疇。“她的思考比以前更加深刻了，她不但思考了自己的一生，而且在一個廣闊的大時代背景下思考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曆史。”9
從韋君宜的《思痛錄》可以看到，她的確把反思的目光對準了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曆史，比如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以及其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在撰文時，進一步反思到了延安之前，中央蘇區的反“AB團”事件，他認為，當時那種嚴重的臆測、逼供信就是“文革”期間冤假錯案的前兆。
可是在當時，所有這些，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而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毛澤東就說過：“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的架子，而不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的多一點。”
類似的話，毛澤東同誌在不同的場合講過很多次，所有這些，給知識分子們套上了一個潛在的“原罪”意識，而“文革”的全麵爆發，進一步加重或者喚醒了這種意識。
回頭審視我們黨曾經走過的道路，我們不得不拷問那個苦難深重而激情飛揚的大變局時代，當拯救民族危難成為當然的時代主流，救亡圖存、前線的戰爭和英明的領導成為我們當然的關注中心，黨則作為一座苦難中國的燈塔，廣為人民擁護、愛戴和熱情地謳歌。在這樣的環境下，黨曾經犯下的錯誤在不自覺中被淡化，況且在當時，這些錯誤在人們眼中是不足為道的，比如毛澤東的一聲“對不起”，台下許許多多“搶救運動”中蒙冤者就用熱烈的掌聲給予了回應，新婚妻子被無端隔離審查兩年的郭小川，對黨也並不存任何芥蒂。沒有人總結，更沒有人反思，在這樣的情況下，黨的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在一片更大的歡呼聲中，有誰還會憶起當年那些被錯殺的“AB團”成員？或者在延安時期那些被無端關押過的讀書人？至於領袖對知識分子的評價，除了接受，似乎也沒有人提出異議。
長期的錯誤得不到係統的反思與糾正，導致了建國後的愈演愈烈，最終走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爆發期。這便是韋君宜所思索的重要內容。
反思“五七”幹校，反思文化人在幹校的種種表現，我們自然地要拷問到激情四射的變局時代中，拷問那些曾經被時代忽視的沉重的陰影。
魯迅先生曾經深掘了人類存在的困境，即“奴性”的特質。“一個正常的人性，在非常的環境中橫遭畸變，喪失了‘屬人’的自由特性，確實是‘奴性’或‘奴化’的典型表征。”10縱觀中國“五七”幹校中的知識分子，的確有魯迅所稱的“奴性”或“奴化”的一麵。
這種“奴性”的形成，遠不是“文革”中被列為“臭老九”一時的結果，而需要我們把思考的源頭，放到更早以前的變局時代。
“中國知識分子誕生在一個國家主權嚴重殘缺，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製度和思想文化遺留嚴重的國度——也是人們通常稱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11客觀環境下的生存，讓知識分子們與生俱來地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鮮明的民族情感和追求光明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並自覺地充當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生力軍，進而為振興中華、重塑民族形象做出艱苦的努力。
正是這種波瀾壯闊曆史的深切記憶，深遠地影響著這樣一代知識分子，直到他們的向陽湖時代。向陽湖文化被稱為“文化金礦”，其意義同時在於文化人的幹校的表現中影射出的曆史印記。從這個意義上說，向陽湖文化不僅是反思文化，是紀念文化，同時也是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窗口和百花園，是中國文化和文化人在經曆了和經曆著大的時代風雲後，他們的精神、意識與苦痛在向陽湖的集體亮相。這些，尤其應該為向陽湖文化研究者特別關注，也是本文的主要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