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從1969年到1974年，文化部及其所屬的中國作家協會、人民文學出版社、故宮博物院、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20多個單位的一批領導幹部、作家、藝術家、出版家、文博專家、電影工作者及家屬6000餘人，下放到鹹寧向陽湖“五七”幹校，被分成5個大隊、26個連隊，主要從事水稻種植等農業勞動，並參加燒磚蓋房、養豬養鴨、燒製石灰、采挖煤礦等工作，同時在思想上接受“鬥、批、改”等形式的“再教育”。
這些“五七”戰士中，包括當時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李琦、趙辛初、徐光霄，以及後來擔任副部長的周巍峙（曾擔任代部長）、司徒慧敏、吳雪；作家有沈從文、冰心、蕭乾、郭小川、臧克家等人，文學評論家侯金鏡、馮牧等；翻譯家金人、文潔若等；畫家如範曾、張廣等；書法家劉炳森、佟韋等；編輯出版家陳翰伯、金燦然等；文博專家王冶秋、唐蘭等；學者周汝昌、金衝及等。
向陽湖“五七”幹校停辦後，這段曆史基本不再為人提及。直到1995年，原鹹寧市委研究室李城外在一個偶然間發現了向陽湖的史料，旋即進京采訪了當年下放鹹寧的一批文化人，約請文化人撰寫回憶錄，後將采訪稿與回憶錄結集成書，即《話說向陽湖》和《向陽湖紀事》（上、下），《城外的向陽湖》、《向陽湖詩草》、《向陽湖文化研究》。“向陽湖文化”初具雛型。
向陽湖文化沉船被打撈後，包括中央電視台、《人民畫報》、《人民日報》在內的各大媒體給予了相當關注，並兩次列入全國“兩會”議案，走上“國事論壇”，《向陽湖文化人采風》還被列為北京大學中文係現當代研究生書目。2000年，鹹寧市成立向陽湖文化研究會，2009年，學會升級為省級研究會。
在這個過程中，向陽湖文化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並相繼推出了一係列論文，如湖北省社科院劉保昌先生的《幹校文學論——以向陽湖“五七”幹校為中心》、陳金清先生負責的《關於向陽湖文化與研究的開發問題》，蘇州大學陳遼教授的《論“幹校文化”》和《論幹校文化與幹校文學的二重性》、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陳虹的《中國作家與幹校文化》等等。這些研究，有的從文化人心理的角度分析向陽湖文化，也有著眼於向陽湖文化研究本身，還從幹校的文學作品為切入點，不同的學術論文，展示了向陽湖文化不同的側麵。
筆者認為，作為當代中國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向陽湖文化有著深厚的曆史背景，正是這種背景給予了向陽湖文化豐富的內涵與魅力。本文以近、現代中國社會狀況為切入點，並追溯到更久遠的古代中國社會，分析向陽湖文化人成長的環境與背景，探究向陽湖文化與時代背景的內在聯係，進而從另一個角度展現向陽湖文化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一、社會變革決定向陽湖文化人的文化背景
向陽湖文化人大都出生於20世紀前40年，當時年齡稍大一些的如宋雲彬、唐蘭、沈從文分別出生於1897年、1901年和1902年。處在中年的徐邦達、周巍峙一輩分別出生於1911年和1916年，比較年輕些的如閻綱、範曾則分別出生於1932年和1938年。這個時段的中國，正在從晚清走向辛亥革命、從軍閥混戰走向北伐統一、從抗日救亡走向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這個時期的中國，依然在延續李鴻章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一）充分理解三千年之變局
中國社會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清代，曆時三千年的時間，是封建政治、經濟與文化形成、發展直至衰落的階段，這個時期的文化有很多特點，我們主要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的三個方麵：一是文化的唯我獨尊心理。三千年曆史，中國人向來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對外族以“蠻、夷”相稱，在思想上形成了文化的唯我獨尊心理。二是中庸文化的傳承與滲透。以中庸之道為重要內容的儒家文化是封建社會思想的主流，中庸講究的慎獨自修、忠恕寬容和至誠盡性等品性，滲透到封建社會人們生活的方方麵麵，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與道德規範。三是學而優則仕是讀書人的主要追求。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學而優則仕”，把讀書與做官聯係在了一起。到隋代以後，隨著科舉製度的確立，讀書做官幾乎成了知識分子追求的唯一目標。
鴉片戰爭、辛亥革命、清帝退位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中國社會，洋槍、洋炮和洋思想的蜂擁而入，衝擊著古老的中國和中國文化，新的思想體係開始形成，開啟了三千年大變局之門。這個時段，對知識分子而言，有四點值得特別關注。
一是西方思想的廣泛傳播。西方思想在當時主要通過四個途徑傳播：其一、新式學堂的出現。從1903年到1910年，全國的新學堂由769所上升到42696所，在校學生由3.1萬人上升到128萬人。二是教會學校的興起。到五四運動前，全國的教會學校達20餘所。新式學堂和教會學校打破了以儒學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引進了西學。其三是留學熱的出現。從1902年到1906年，中國留學人數從574人上升到12000多人，出現了盛極一時的“留學熱”。其四是外國譯著的湧入。一大批外國文學作品被翻譯到國內來，開辟了國人了解西方思想的新途徑。
向陽湖文化人大多就讀於新式學堂，如沈從文曾經在北大作旁聽生，王世襄在美國人辦的學校就讀，唐蘭1915年畢業於嘉興縣工種商科學校，馮雪峰1919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師範學校。他們中也有一批人早年曾留學國外，如冰心1923赴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留學，蕭乾1939年出國，在歐美生活7年，曾就讀於劍橋大學。楊靜遠在1948年畢業於美國密歇根大學英語文學係。也有一些人雖然本人沒有出國，但是其父輩是流學熱中的一員，如馮牧的父親早年留學國外，精通數國語言，這些自然會間接地影響到他們的子女。
二是知識分子更加廣泛地走入社會。伴隨著新思想、新學堂而來的，是文化傳播業的大發展，教育、新聞、出版、法律、科學等行業的興起，使得“學而優則仕”不再是讀書人就業的主要途徑，他們在更多的領域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從而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極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群體”（《中國文化通史?民國卷》）。據考證，李大釗在北大做教授期間，月薪是150大洋，按當時的價值，200大洋在北京可以買到一套四合院。可以說，知識分子在其他行業比較可觀的收入，為他們更廣泛地走上社會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三是新文化運動影響深遠。從甲午戰爭引發民族反思以來，中西文化經曆了70多年的交彙，在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裏，終於釀成了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於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之後，既是由前此70多年的曆史呼嘯而來，又是對這段曲折曆史的深刻反思。它以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現實為認識起點，進而追溯到幾千年曆史凝結而成的文化傳統，並對這種傳統進行了總體性的理性評判。”1在這場運動中，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懂得，要拯救國家與民族，首先要在思想與文化上進行改革。民主與科學像兩枚耀眼的明珠，吸引著新型知識分子的眼球，撞擊著他們的心靈。“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所有這些新文化的思想，使當時的讀書人從傳統文化中掙脫出來，他們開始追求個性的解放，追求自由、平等與獨立，從而走進了一片全新的精神天地。
從這場運動中走出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脫胎換骨的革命，這其中就包括一批向陽湖文化人。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冰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時代潮流，把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聯係起來，被推選為大學學生會文書。她說，是五四運動那“強烈的時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教會學校的門檻，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中的種種問題。這裏麵有血有淚，有淩辱和呻吟，壓迫和呼喚”，她把新文化運動稱為“電光後的一聲驚雷”，把她震上了寫作的道路。在這個時期，她寫出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小說，如《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等。
馮雪峰也在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後，帶頭反對學校當局的專橫壓製，發動罷課鬥爭。後來，又考入了被當時稱為“南方最革命的學校之一”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他進校不久，又開始寫作新詩，投入到反封建禮教的鬥爭中。
與冰心、馮雪峰同代或者更晚一代的向陽湖文化人，無不直接或者間接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引起思想上的強烈共鳴，走上革命的道路。如陳白塵、馮牧、嚴文井、陳翰伯等等。
四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依然存在。王世襄先生在北京的新學堂中從小學讀至高中，但是，他的家中同時聘請有國學耆宿，講授文史詩詞。朱家溍7歲前開始讀《千家詩》，後在上書房學《弟子規》、《論語》、《左傳》，兼讀《西遊記》、《水滸傳》等小說。中學時期，又受父命研讀了《資治通鑒》，後在北大旁聽胡適等人授課。唐蘭6歲的時候就會背《百家姓》、《千家詩》。王仿子少年時代在家中上過私塾，後受新文化和新思潮的影響才外出求學。郭小川5歲開始讀四書五經，周汝昌少年時代最入迷的是家中的《千家詩》……
除了自身對傳統文化的研習，向陽湖文化人本身就出身於詩書世家。比如舒蕪誕生於著名的桐城名門，曾祖父是姚鼐的弟子、桐城派中興的中間力量，祖父是個詩人、畫家，外祖父則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周紹良的父親是著名的佛學家周叔迦，受家庭影響，他小時候就接觸佛學。王冶秋的爺爺是晚清博學的鴻儒，文潔若的祖父是晚清的舉人，範曾則為範仲淹的後代，其家族曾經連續21代出詩人……
也就是說，在接受新文化思想之前或者同時，當時的讀書人並沒有丟棄傳統的中國文化，相反，都還打下了相當的國學基礎。正如單士元先生傳記中所言：“在民國初年這種新與舊、立與破的衝擊碰撞中，私塾仍是孩子們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徑。1919年五四運動後，私塾堂才逐漸退出曆史舞台。單士元的幼年學習即在這種背影下接受了新舊兩種教育方式，可以說他早年受教育的情況，是當時京城社會中的一個縮影。”2
綜上所述，20世紀以前的中國，沒有明顯的社會轉型痕跡。而從晚清到民主革命的這一曆史階段，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我們以前所未有的崇拜心理學習與接受西方文化，中華文化唯我獨尊的心理受到強烈衝擊，隨著“打倒孔家廟”口號的提出，中庸之道受到廣泛質疑。隨著文化人社會職業的日漸豐富，“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也不再是讀書人的主要目標。
可以說，新文化運動觸動了傳統中國文化的根基，開啟了國人思想上的啟蒙，喚起了多數國民的覺醒。由此可見，三千年變局之變，根本的是文化心理的轉變，是新的精神信念培養與形成之變。
而在這個變局中，知識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推動著中國社會朝前發展，這是從前任何一個朝代的讀書人無法比擬的。
（二）大變局之後繼續的時代之“變”
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在繼續著混亂和動蕩。軍閥的割據與混戰、資產階級共和製度的建立、日本侵華帶來的深重民族災難、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短短三十年內，中國社會經曆了這麼多重大的事件。而在這個期間，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成為文化思想領域的一件大事，影響了很大一部分的知識分子。這種快速、複雜的社會巨變，為中國曆史罕見。
向陽湖文化人基本都投入到了這個大時代的潮流中。周巍峙領導西戰團宣傳抗戰，張光年寫下了偉大的《黃河大合唱》，韋君宜、郭小川、嚴文井等一個個奔赴延安。牛漢自稱“不能拋頭顱灑熱血去抗戰，我就拋頭顱灑熱血般地去寫詩。”王世襄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參加了赴日調查交涉歸還文物事宜，馮雪峰參加了長征，司徒慧敏成為左翼電影的核心人物之一，臧克家做了多年敵後抗戰宣傳工作……
正如1978年《新文學史料》發刊詞所寫的那樣：“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我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曆史是一部披荊斬棘、充滿鬥爭、不斷前進、波瀾壯闊的曆史。”而正是這段波瀾壯闊的不平凡歲月，才可能給予三十年文學上的不同凡響。
當知識分子們懷著萬分的欣喜走到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又與全國人民一起經曆著“反胡風”、“反右”、“四清”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以至王世襄自稱是“老運動員”。直到“文革”的全麵爆發，知識分子又成為人民的對立麵，普遍被打倒。
走過惡夢般的“文革”歲月，他們又和祖國一起走向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直到今天，當年向陽湖文化人中的很多人，都還活躍在文化戰線的各個領域，如學者傅璿琮、畫家範曾、作家周明、文學評論家閻綱、翻譯家文潔若等等。
向陽湖文化人大多是沿著這條線走過來的，清王朝覆滅時，他們或者剛剛出生，或者已經處在少年階段；新文化運動時，他們朝氣蓬勃；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他們正值青壯年；“文革”到來的時候，他們大多處在中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來，他們迎來人生路上的“夕陽紅”。
這是一段百年中國的苦難史、奮鬥史和發展史，在超乎想像的困苦中，知識分子們從非凡的磨難中走到改革開放的現代中國。所有的悲愴與痛苦、探求與尋找、抗爭與磨難、渴望與掙紮、欣喜與激動都烙在他們生命履曆中和靈魂深處，在某一個時段，某一個環境下，就會不自覺地潛入到他們的行為舉止中，包括他們向陽湖時期的種種表現，無不與這種非凡的人生經曆緊密相連。
二、向陽湖文化影射百年風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