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習慣鄉間泥濘的小路，她在雨鞋外套一雙草鞋；在第一線揮動著鐵錘打釺，一不小心就打到手上，她強忍劇痛；住地無水，她每周需走上數裏路到鄰村的池塘裏洗衣服。有一段時間，她被派往煤礦挖煤，下到深深的礦下作業，在沒有任何機械設備的情況下，全靠手和鋤頭勞動，為的是磨練出一顆紅心。
接受著艱苦農村生活和劇烈體力勞動的雙重考驗，楊靜遠心中時刻掛牽的，是那個曾經是她精神支柱的母親。此時，母親不再是那個受人尊敬與愛戴的知識分子，而作為“曆史反革命”被遣送回故鄉湖南醴陵一個偏僻的山村，正在一天天地老去。事業、學識、名望、價值與認同早已離她遠去，她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這個被她視為“山牢”的鄉村，與她親愛的女兒住在一起，享受一些人間的親情與溫情，了此餘生。
然而談何容易，由於被定為“敵我矛盾”，母親的行動是受到管製的，不能輕易離開管製地。除了每月寄去20元生活費，女兒能做的隻有寫信、寄食品，還有無言的牽掛。如果再“越軌”一點，就是千方百計去見母親一麵。
1970年，楊靜遠在山西插隊的女兒來向陽湖看她，她沒有讓女兒直接回山西，而是采取絕對保密的方式讓女兒南下湖南看外婆。外孫女陪外婆住了四天，臨別的時候，老人傷心得哭出聲音來。第二年，趁幹校放假的機會，楊靜遠也到了那個小山村。見到久別的女兒，老母親露出帶哭的笑來。
楊靜遠靜靜地觀察母親的生活，她在這裏經常參加五類分子訓話會，還要寫思想彙報。有時候，老人拄著拐杖在山間小路上踽踽獨行，她看到，嗚咽的山風，撩拂著母親的絲絲白發。“我在坐‘山牢’”，母親反複說著，然而，所有接母親到向陽湖的努力都遭到拒絕，她不敢正視母親悲戚的眼睛，在陪了母親兩個半天後，就不得不趕回幹校。她說：“心，仿佛被磨得長出了一層厚繭，那個硬硬的理智的保護殼，嚴嚴地裹著柔弱的心房。”
1972年，她再一次去看望母親。老人更加蒼老了，依然念叨著要走，要跟女兒一起生活。可是，申請依然是徒勞的，雖然女兒明白，一生離不開事業、離不開家人與朋友、離不開精神生活與思想交流的母親，怎麼可以忍受這與世隔絕般的生存方式，但是她無能為力。她於是希望聽到母親的死訊，她說，因為隻有那樣，母親才會得到解脫。
然而事情卻有了轉機，上級機關經過研究，為母親落實了政策，定為人民內部矛盾，老人欣喜異常：“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去靜遠那裏了。”可是她突然病了，僅僅幾天的時間，竟離開人世，彌留之際，身邊空無一人！
除了哭得五髒六腑都要翻倒出來，女兒還能做什麼？
20年過去了，女兒關閉心靈的閥門，從不帶著一個女兒炙熱的情感去寫母親，為的是不碰那道深深的精神傷口。可是她發現，作為對中國文學與文化作出貢獻的一位女性，母親差不多被遺忘了，於是她感到，她有義務讓更多的人知道，曾經有一個叫做袁昌英的女士。
當她的筆端再度觸及母親的時候，字裏行間的母女倆都在為曾經的名媛身份“買單”，接受著“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命運波折。
我帶著愉悅的心情讀完《讓廬日記》，又在斷斷續續的淚水中讀完《母親袁昌英》。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製造出這麼深重的人間苦難，讓那麼美好的母女故事以這樣的方式結束？她們本是兩條善良、純潔的魚兒，在清澈的水中暢遊，也在回報給這個世界溫暖和光明。可是，命運卻又把她們丟棄到了荒湖亂灘，在彼此的牽掛與需要中，掙紮著，渴望著，遺憾著，痛苦著和哭泣著。
讓廬中那一幅幅美麗的畫麵，映襯著向陽湖、醴陵兩個鄉村間相互牽掛的淒涼。曾幾何時，她們還躺在床上無障礙地交流，可是，是什麼讓向陽湖與醴陵間變得如此遙遠？
楊靜遠說，她這一輩子，得到了許多愛，也受了太多的苦，仿佛是上蒼給了她蜜糖，卻馬上把它搶走。她說的不假，比如既然如此慷慨地給了她一個可敬的母親，又緣何給予母女如此悲慘的結局？
社會進步的原則，至少不應背逆著人性與人情。我們唯願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