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指出，我們簡單地拜了蘇聯為師，於是在頑固的效仿中失去著自我。蘇聯黨內的鬥爭，曾經殘酷到動輒置人於死地的地步，而所有這些，都披著一件漂亮的外衣：革命理想。邵燕祥先生則深刻地指出，中國第一代革命者，其中的先鋒分子多受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熏陶，但他們首先接觸的是受本土前資本主義文化的傳統教育，因此更能夠接受以反對資本主義相號召的蘇聯的影響。
也許就是這樣，缺乏思考的本土文化遭遇從“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到“勞動最光榮”的轉換，沒有分析與區別地學習蘇聯的經驗，導致我們犯下了一個又一個的錯誤。更為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外衣下，在戰爭勝利的光環中，人們的目光更多地關注了戰場與武裝鬥爭，更多地關注了土地與軍隊，而對每一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都以輕描淡寫的方式一筆帶過。當延安的八路軍迅速壯大的時候，當敵後抗日武裝取得一個個勝利，當大生產運動粉碎了經濟大封鎖，有誰會更多地關注被無端關押著的幾個讀書人？當抗美援朝取得巨大的勝利，當新中國建設如火如荼地展開，有誰會為鎮壓反革命中的幾個冤屈者鳴不平？沒有反思的氛圍，沒有質疑的空間，有的是歌頌與讚揚，這是可怕的開始。如果早在“搶救”運動後多一些不同的聲音，是否有更多的人會免遭其後的傷害？
一切逆曆史潮流的行為都會遭致最後的失敗，然而我們付出了太沉重的代價。
韋君宜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寫下了《思痛錄》，還在於，早在向陽湖幹校時代，她就用行動開始了反思。1971年，韋君宜在幹校獲得“解放”，並參加了專案組，還擔任了連隊指導員兼支書。有了這個“頭銜”，有了從延安開始的自身慘痛的經曆教訓，她致力於為一批老幹部澄清冤情而奔走。有人反映馮雪峰當年被國民黨被捕期間有變節行為，她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結果證明馮雪峰當時是自己擔著風險拿錢拿衣服幫助同誌越獄逃走，而敵人早在此之前就用他當時的假名把他列入了自首人員名單。在事實麵前，韋君宜還了這個老革命一個清白；還有一個並不認識吳晗的人被說成與吳晗“勾結”，她力主正義，還原事實真相。她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保護和解放了一批人。除此之外，她積極向上反映連裏有13位同誌工資低，結果按北京的調資精神為他們加了工資。
即便受過無數的委屈，即便遭受太多的打擊，韋先生以及那一代知識分子，對黨始終飽含著誠摯的、樸素的情感。在《思痛錄》的開篇之中，她就坦言：我是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這是怎樣的赤膽忠心！
她怎麼可以忘記，當年她親眼目睹著八路軍以三萬五千人的力量深入鄉村打遊擊而發展壯大，國民黨雄兵百萬卻丟盡華北和華中，兩相比較，她怎麼不把救國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她怎麼可以忘記，當年為了水深火熱中的祖國，她放棄了富裕的家庭，放棄了清華大學的學習，奔向了延安。她說：“我跟著黨，受苦受窮，吃糠咽菜，心甘情願。”
然而，在這片赤誠中，她為之付出一切的黨，也不無瑕疵：“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經曆的曆次運動給我們的黨、國家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她說，寫《思痛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讓我們的黨永遠記住曆史的教訓，不再重複走過去的彎路。讓我們的國家永遠在正確的軌道上，興旺發達。”
我在止不住的淚水中合上了《思痛錄》。此時，我隻有一個願望，希望我們這一代倍加珍惜。如果說我們生存在一個相對寬鬆與民主的時代，那是因為我們的上一代付出了太多，承受了太多，也呼籲了太多。讓我們珍惜來之不易的環境，為了韋先生們希望的“讓我們的國家永遠在正確的軌道上，興旺發達”做出我們可以做的，也應該做的。唯如此，我們才可以說，我們沒有辜負這個用沉重和教訓積澱與換取的新時代。